人——建筑、山水——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审美感应，有各种各样的审美中介，建筑、山水，因其相对的稳定与恒久性，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审美中介。对于人而言，建筑和山水代表的是历史，是过去的时空，它们见证着乡邦的变迁，代表着乡邦的当下，同时还蕴含着乡邦的未来。因此，每一次记录，每一次著述，就是对后世人的时空描述。而历代文士透过建筑和山水这些审美中介所抒发的情感，以文字吟哦的方式，将历史记忆封存在建筑与山水之中，也营构出一处富含诗意的空间，从而推及后世。这种充满审美感应的文字记载，通过隔代的追和与续写，不断丰富与推进历史记忆，从而凝聚为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以审美中介的物理变化为转移，即使山水变易，建筑成为断壁颓垣或再不复见，依然可以通过文字去开启。

 宋代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便是一部熔铸人与山水、建筑情感的诗歌地理志，此书在清末岭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且获得很高的关注度，所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我们以此书及其追和的情况作为论述的中心，并结合学海堂的文学教学情况以及彼时岭南学界的地理志编修情况，对清末岭南的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文史意义作初步的探讨。

 《南海百咏》的作者方信孺虽是福建人，但在广东为官的时间很长，对南海山水兴致盎然，不畏辛苦寻访古迹，征之史籍，并以古迹为题吟诗，每题之下皆有小注，对此古迹的由来及与之相关的典故、民间传说、诗文记载作进一步的描述，其注解甚为详实，明清以来涉及广东名胜古迹的著作多参考此书，如明代黄佐编修《广东通志》时便多处引用此书内容。其友叶孝锡在序中写到：“境以诗名，在在皆诗也。……方君来尉番山，剜苔剔藓，访秦汉以来数百年莽苍之迹，可考者百而缀以诗，可见胸中磊落，使其乘飞廉，凭丰隆，翱翔乎氛埃之上。……莆田叶孝锡于是特书其百篇之首，时今上躬耕籍田之明年三月既望。”此书常见的版本是学海堂光绪壬午年刊刻的本子，此本来自江藩所藏的影钞元本，书前有此书原先刊刻时叶孝锡作的序，书后有两位收藏者校勘后所作的跋文，记述了该书钞本的流传以及对作者生平事迹及此书内容的考述，为我们了解此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

南海百咏，大德间镂版行世，后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抄本，承伪踵谬，不无鲁鱼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订正之。今春苕贾钱仲先携一册至，点画精楷，装潢郑重，卷端有印章曰绛云楼钱氏，乃知为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观三日而校勘之功毕，因命学徒重为缮写，珍诸箧笥，视向之承伪踵谬者相去远矣。镫下对酒，辗转欣然，因速浮大白而为之跋，时康熙己亥岁长至前三日艾亭金卓识于城东书塾之碧云红树轩。[1]

信孺字孚若, 兴化军人, 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尉……是集乃其尉番禺时咏古之作, 每题各疏缘始, 时有考证, 如辨任嚣城非子城, 卢循故居非刘王廪, 石门非韩千秋覆军处, 皆足以正《岭表录异》、《番禺杂志》诸书之失, 不仅以韵藻称也。……是集刻于元大德间，黄泰泉广东通志多引之，而吴任臣作十国春秋、厉樊榭作宋诗纪事皆不及见，则明季以来流传已少故。……四库未著录，余从江郑堂先生假得钞本，爰为校正并稽其事迹，书于卷末云，道光元年五月嘉应吴兰修跋。[2]

 可知该书自元大德年间刊刻之后，流播十分有限，直至清道光时吴兰修由江藩处假得钞本，校勘后将之收入《岭南丛书》中行梓于世，而后光绪壬午学海堂又重新刊刻，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扩大了此书的流传[3]。学海堂办学初期以《分和方孚若南海百咏》为题，课卷收入学海堂一集之中，题目之下有小注曰“按孚若百咏皆有小序，引证详敷，今备录之。原作七绝，兹和以七古”。可见彼时此书尚不易得觑，故备录编者认为最有参考价值的小序，此题具有浓郁的岭南历史意蕴，将宋人眼中的南海古迹，一一道来，兼以地理注释考证和典故、民俗的记录，后之人读之，无不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带着历史的幽情去触摸这片土地曾经的记忆，从而使阅者、和者，心中对乡土的深情，得到释放和共鸣。故而，后来学海堂课又以《续和南海百咏》，《分和宋方孚若南海百咏》为题课士子，分别限以五古和七律。同题而限以不同诗体，则既是诗歌创作的锻炼，又是乡情教育的绝佳范本。

 学海堂以此课士，既深且广，然而不仅如此，学海堂人在追和、续和之外，还进一步表达对《南海百咏》的认可。学长樊封的《南海百咏续编》便是另一种形式的隔代追和。该书分为四卷，共有八类，卷一名迹、遗抅，卷二佛寺、道观，卷三神庙、祠宇，卷四冢墓、水泉；体例与《南海百咏》相仿，依然是对古迹的地理和历史陈述，诗歌吟咏，再加以注解。

 《续编》有三种本子，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光绪十九年学海堂刊本，清末王宗彝抄本。书前有道光刊刻时张维屏和黄培芳的序，两位岭南文坛名宿都给予了此书极高的评价。略引张序如下：

维桑英梓聿，垂恭敬之文，某水某邱，用谙钓游之地，而况事关家国，义系纲常，迹合幽明，典兼文献者乎。此吾友樊子昆吾续方孚若南海百咏，所以为必传之作也。昆吾铁岭世家，穗城老宿，诗探五际，学贯九流，以其暇日乃著斯编。考地志之自为注解，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地志之自为诗歌，见于迺贤之河朔访古。是编忝其体例，加以变通，句完七言，条分八类，诗必有注，注必求详。思古贤而凭吊，如闻楚些之歌。……披览兼旬，率题俪语，己酉腊月番禺张维屏。[4]

 由宋及清，沧海桑田，方孚若与樊封，二人的视角，二书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呢？而方信孺《南海百咏》在此时受到的重视和关注，樊封仿此体而续编之举，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学术活动，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士心态呢？

 方信孺所记载的古迹，大多与南越、南汉相关，尤其是短祚的南汉王朝，虽然历时才五十余年，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帝王也是花招迭出，留下了很多悲惨的、骄奢的、香艳的、奇异的故事。也许药洲已找不到炼药的丹炉，只剩下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许刘王花坞早已没有夹岸而生的鲜花，土里只残存当年妃子、宫女嬉戏跌落的发簪，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传闻，始终缠绕着这一空间，从而转化为南海百咏中永不磨灭的文字。时移世易，对于清末的樊封而言，南越、南汉是极为遥远的时空了，即使是明末的南明小王朝，清初平王镇粤，也渐渐在世人的记忆中淡去。樊封所选取的古迹，有一些是宋以前的古迹而方孚若没有记载，而后因为新的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新的意蕴，譬如旧迹新筑；其他宋以后形成的名胜古迹，或因人而名，或因事而显，有很大部分内容与南明和清初那段时期紧密相关。如靖王府、平王马圈、靖王马圈、备调军装库、铁局、怀远役等等，还有一些是甚受时人喜爱的名胜景点，所述内容下延至道光年间，则又具有了近代史的史料意义。

 从注解之详敷来看，樊封比方信孺更为精审，力求完整地、清晰地呈现该地的过去与当下，方信孺则多引用《岭表录异》《南征录》等书，有些古迹注解略显简单，但是在当时关于南汉的历史记载甚为简略的情况下，方氏能对古迹作比较精确的注释，相关历史典故和传说也较为详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见作者经过了深入的调查和寻访，作出极大的努力。樊封则更为注重名胜古迹的现时状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内容和环境，略举《续编》中的黄木湾和萝岗洞为例：

黄木湾：在郡东波罗江口即韩昌黎南海神庙碑所称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所矣。

黄木湾头寄画桡，高荷大芋接团焦。怪他蠏舍春风紧，莺粟花开分外娇。

阿芙蓉即莺粟浆和砒石而成者也，夷人持以流毒中原，其祸至烈。圣天子仁育万物，欲挽浇风起而禁之，诚转移之大机。而奸商狃于肥己多方挠乱。大司马莆田林公竭尽忠诚，卒之鲜济兹，则斩山为屋，架树成村，百弊丛生。阿芙蓉之毒不止，遍布东南已也。[5]

萝岗洞：在郡东八十里，危峰四拱，曲径通幽，中互四十里，咸膏腴佳壤，烟村星错，皆莳梅种荔为业，洞内有萝峰寺、玉岩书院，冬梅盛开，晶玉廿里，真同香雪海，粤人多往游焉。

石发林霙滑马蹄，东原小猎玉岩西。风流四镇归何晚，鞍上梅花月里鼙。

平王镇粤，每届隆冬必躬领将卒围猎于郊坰，虽非从禽，然借以驰驱习劳，亦国俗也。时藩下有四总兵，卢可用、班际盛、田云龙、张国禄，最握权要，分班列队，士处呆鞬乘骑以侍王猎，日暮必会于看城，烹鲜行酒，赏梅为乐。今洞内犹有尖屯卡伦故址，而尚王之放鹰台，里老犹能指其处也。[6]

通过今昔对比联系，从而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如黄木湾一条，谈及阿芙蓉也即鸦片，樊封痛陈鸦片之流毒，也极赞林则徐禁烟之举，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广州士人对鸦片的态度，而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环境下，“经世致用”的文风以及士子对国家大事、社会情势的关注。

对诗歌的注释，实际上是对与名胜古迹相关的历史典故和传说的进一步阐释，用更为直观和生动的历史故事来还原历史的记忆，使阅者如临其境。上文描述萝岗洞的文字简洁而动人，不只是一般的介绍性文字，而带有散文般行云流水的优美。不仅如此，作者还在介绍中放进其他同时代的文友甚至自己的一些活动，使文字更加亲切、真实，另一方面也因之保存了不少士人交游的资料。如卷二《安期仙祠》和卷四《君臣冢》：

《安期仙祠》小注：诗人张南山黄香石林月亭段纫秋七人，于观左别筑南雅堂，广植名葩奇卉，盛结吟坛，补禊消寒，殆无虚日，伊墨卿太守为南雅堂记，镂石于壁。[7]

《君臣冢》：在大北门外，流花桥南，象冈炮台下，明唐王朱聿粤暨其臣苏观生等十五人攒葬处也。粤民呼之为君臣冢，荒垅数尺卓立于菜畦间，百年来耕人无敢犯之者。既乏题碣又非兆域，过者忽之。予尝与同志谋售其地，筑茔立碑以表之，惜未果耳。[8]

 学海堂课题中不少拟作课题，所歌咏的主题多是当时有名的游览胜地，有不少与樊封《续编》中所选录的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发明。如二集《黄木湾观海拟孟襄阳望洞庭湖》、《越台怀古拟高常侍古大梁行》、《游六榕寺拟韩退之山石》、《拱北楼铜壶歌》《罗冈洞探梅》，四集的《绝武君臣冢》等等。

地志之记录，意在保存乡土资料，这是从地志的实用性和文类本身功能来看的；而诗歌地理志，将艺文创作与地志记录两者结合起来，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记载了，还体现了古代文人的“立言”心态。张维屏也说樊封之续《南海百咏》“事关家国，义系纲常，迹合幽明，典兼文献……为必传之作也”，虽然意在指出樊封之续编文质彬彬，于史有补，重要性自不待言，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樊封与书同传的深层期望。诸位学人或为专书或仿而作诗以和，固然是寻前贤之源而前行，而今日之举，亦可成为他日后辈学人之源，自己亦可随之留名后世。重要的是，学术链条因之而延伸，集体记忆也能够波澜不惊地传递下去。

 方信孺和樊封都将他们所看到、听到、问到的内容呈现于文字之中，或翔实记载，或动情歌咏；都关注古迹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追古思今。他们将南海大地的历史时空连接了起来，营造出更富有内涵和时空感的诗意空间。如果说《续编》与《南海百咏》之间带有历史的层积性，樊封从纵向的历史链条上承接方信孺记录南海古迹的使命，那么，元代吴莱的《南海古迹记》、明代张诩的《南海杂咏》，明代南海郭棐的《岭海名胜记》，如此种种，与南海名胜古迹相关的著作，都是这一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从横向的时期来剖析，嘉道时，此类著作的编撰呈现出相对集中而且备受学人重视的态势。围绕着《南海百咏》，除了刊刻重梓，以及樊封的《续编》，学海堂学子的同题课卷，在《广州城坊志》中还提到“陈昙《补南海百咏诗》自注引李士桢《街史》云：‘亚荷塘在东门内，宋周茂叔为提刑时种莲处，后人转为雅荷塘，又讹为阿婆塘。……’”[9]陈昙是当时备受赞誉的诗人，也是学海堂肄业生，这条记载既说明陈昙熟悉且认可《南海百咏》，不然不会有“补”之举，而且其诗自注也带有《南海百咏》古迹介绍的意味；此外，莅粤为官，与粤士人交往甚密的方浚颐，仿南海百咏而作五言诗，其小注云：“乙丑冬日仿吾宗孚若先生作南海百咏五言诗，取其考证以成韵语，体虽不袭，义实相沿，非敢谓于诗境之外另开一境也。亦聊见前贤门户，后人尚有寻源而至者尔。”[10]或以此为题，或续和、补和，这样子的诗人诗作在元大德此书刊刻之后为数当不少，根据现在所见资料，至少可以肯定，到了嘉道年间，《南海百咏》受到的重视是比较明显的。

 其次，异曲同工的相关著作卷帙颇繁，蔚为大观。如与学海堂人交往密切的邓淳，他所编纂的《岭南丛述》内容十分丰富。列目四十，釐卷六十，共有二十四册之多，内容遍及岁时、舆地、群山、诸石、水道、礼制、文学、武备、服饰、宫室等等方面。

 略往前追溯，乾隆时陈兰芝编辑刊刻的《岭南风雅》也较有代表性。此书分三卷，每卷分上下，是为广东地方艺文总集，初集之前编列各种文体及其阐释，其后是岭海名胜古迹，在目录部分，古迹名胜下会有小注，或注明彼处之名由来，或注明彼处之特色，或注明所处方位，如刘王花坞，羊城西郭；华林，西来寺达摩初到此；秫波钓台，黎贞辞辟后筑，白沙有诗；坡公宅，惠阳春梦婆处；百花冢，才女张乔坟；荔支湾，南汉主燕歌地；马侍郎宅，香山宋端宗驻跸处；泷峡，文公为阳山令时信宿于此；越华楼，陆贾所居……该书意在保存历代广东艺文，然而视之为保存粤中古迹名胜、鸟兽草木，亦不可谓不可。因为书中辑录的诗歌文赋，出注甚多，譬如第五册，卷二的《石门贪泉有怀吴刺史》小注则将晋吴隐之清操一事及其后续的传闻一并记入；彩云轩，小注“在罗浮麻姑峰，麻姑常降此，至则彩云缭绕……”大有借诗而存人存事存地，详述岭南风土人文、历史人物的意味。

 陈兰芝以“吾粤古迹名胜，鸟兽草木”作为选编地方艺文的主干，附以地理方位、历史人物事件、风情民俗的注释，可见，吟咏古迹名胜的诗作可以成为向世人介绍吾粤风情的窗口，可以保留地理情况和历史资料，可以成为方志编修的借鉴和参考，更可以成为乡人深入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文本。这一点，与《南海百咏》、《南海百咏续编》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是相同的。而“古迹名胜”，通过这种艺文作品与地理注释结合的形式，历史的人与事不会仅仅成为史书或地方志上略显单薄和严肃的文字，能因“地”（古迹名胜）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保存；而相应的，“地”也因为人和事而彰显，成为后人游历和思咏的所在，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情感与记忆的承载，并进而深化人对地域的情感，乡人游之增其自豪与归属感，外乡人游之增其认同与体验，从而凭借“古迹名胜”的审美感应，产生地域的共鸣。

 清末新政期间，政府鼓吹乡土教育，因此地方上的读书人编纂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作为初等教育的教材，用以培养青少年的乡土感情。或透过介绍地方物产来传播爱乡爱国的观念，如1909年出版的《潮州乡土教科书》，格致一科选取了诸多日常生活中惯常可见的事物，譬如“芥，气味辛烈，俗称为大菜，经霜而味益美，民家以盐蓄之曰咸菜，潮人以为常食之品焉。”[11]而《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则以游记体的形式，带着受教对象去游历他们所熟悉的、习见的，但也许并未深入了解的当地的建筑景观、风土人情。该书的编写独辟蹊径：“嘉应居广东之东，吾人爱慕乡土，不可不先事游历，今与诸生约，遍游一州，自城内始，后及于三十六堡。……”[12]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当然颇有些“新学”的意味，但是在记录并传播乡土特色，培养乡土感情的方面与古代的各类地方志书并无二致。

 嘉道而下及至民初，围绕着《南海百咏》一书而延展开去的乡土地理志编撰之风，对地方风物尤其是古迹名胜的重视，固然与当时学术界的实学背景有一定关联，然而更重要的是这股风潮之下所蕴含的人与地域之间审美感应的循环，在地域辨识和自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人与地的审美感应，面对古迹名胜本身，抑或面对与兹相关的《南海百咏》式文本，浑然而成的感情与体悟空间，既是个人的，自得的，灵动的，又在开启集体记忆的同时，延续和推进集体记忆，扩展为共同的集体记忆空间。因此，无论是方信孺，还是樊封，抑或学海堂中应答课题、补和续和“百咏”或其他古迹的士子，他们营构充满地域特色的诗意空间时是自我的，而后这一空间又成为共享的，成为其他人营构空间的起点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迹名胜有可能会有物理形态的转移，而精神形态的诗意空间，却能够在文化群体和历代士人的推动下，拥有更加活跃和茁壮的生命力。循学术链条而上，这股风潮与汉代杨孚作《南裔异物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精神，是地域宝贵的历史积淀。

 

（翁筱曼，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