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对全世界和平、稳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一世界性格局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恐慌，于是，中国人具有“先天劣根性”的旧调，配合着“中国威胁论”的新词，鼓噪起来，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妄图压制中国的发展，阻挠中国的前进。近来看到域外一份所谓“调查报告”，“报告”说什么中国的文化不是建立在理性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人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他们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作为社会个体不承担对国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所谓的这些“劣根性”，就个别人而言，古今以来世界上那个国家、那个民族不存在这种人呢？如果依着这种以偏概全的逻辑推断，则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劣”的，这恐怕连口出这种狂言的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他所吹捧的国家、民族，依他的逻辑，也一样具有了“先天劣根性”。但他却只将这些“劣根性”说成是中国人的普遍特性，这不是怀有恶毒用心吗？事实上，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这些“劣根性”，恰恰相反，她历来就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宽容的民族，特别是其大公无私的仁德精神更是源远流长，这完全可以以中国早期文学文本资料来证明。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文学、俗文学（群众集体创作）和泛文学（文、史、哲等多种文化形态的混合），具体形式就是远古神话和原始歌谣。它反映了人类初级阶段人们的生活、感情及对世界的认识。虽然是初始性的形态，但已经具有文学最基本的功能——记事与抒情，构成了文学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可以叙说的自由语体和可以吟唱的有韵语体，若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是散文体与韵文体，它们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奠基与导向的作用。世界各文明古国，初始阶段大致相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了大致相似的思想感情与思维能力，所以他们的文学都以远古神话和原始歌谣为起点。但后来各国由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思想感情与思维方式有了差异，文学也随之异彩纷呈，有了不同的特色及发展轨迹。

西方古代文化主要以希腊为代表。丰富优美的希腊神话，在世界文化中始终是无与伦比的，它是古希腊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精美的精神产品。希腊人主要以神话为题材，将祖先颂歌、英雄歌谣和抒情牧歌加工发展，形成了鸿篇巨制的史诗。又以神话为丰富题材，进一步吸收史诗的艺术营养，在颂歌、合唱、民间滑稽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希腊的悲、喜剧。古希腊早期的文学样式，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叙事功能，其诗史、悲喜剧所反映的社会之广泛、感情之深刻、内容之丰富，令现代人仍为叹为观止。希腊诗史、悲喜剧中的题材与创作手法，甚至还为后世小说及其它艺术所汲取，其诗史、悲喜剧也成了传播神话的得力工具，当时雅典城建有大型剧院，对前往观看戏剧的人城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补贴。

东方古代文化主要以中国为代表。与古希腊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虽然生产力较低，但社会形态却达到“早熟”，较早地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周代开始，国家就把理性的封建仁义礼法的观念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与西方古代文化的代表希腊相比，中国较早地摒弃了非理性的宗教迷信。随着理性主义的不断觉醒，民族的历史意识不断加强，神话成了与历史意识相背谬的“荒诞不经”的东西，原本非常丰富的中国远古神话被冷落了，不断被加以清除，或得到历史化的改造。中国史官设立之早，史学产生之早，史学典籍之丰富，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相反，史诗、戏剧以及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因为失去了肥沃的神话艺术土壤，久久形不成规模。希腊史诗具有叙事的功能，但中国早期的诗歌长期地保持着以抒情为主的传统，语言简短，节奏较少，惯用比兴。中国书面的叙事任务主要交给了散文，中国散文过早地成为叙事文学的主体，成为记史、论政的最佳载体，牢牢地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中国散文历史之悠久、魅力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其它国家的散文是不能与之相比的，中国早期散文“文以载道”的特点与能力也是其他民族早期散文所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也正是中国文学一个显著的民族特色。

中国早期的文本资料,据说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早已亡佚。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中国早期第一手文字是商、周甲骨文与铜器铭文。但甲骨文与铜器铭文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是一种受到很大限制的特殊文体，它们不能代表当时书面语的水平。能代表中国早期书面散文水平的，只能是当时实用的官方文书，即主要由史官作的簿录，当时人称作“册”、“典”的文章。制作“册”、“典”，是用毛笔将所记的内容书写于竹、木简上，然后用皮条将简串联起来，“册”、“典”是象形字，形象地显示了其实物的本身。作“册”作“典”的材料比甲骨、青铜廉价得多，制作方法比刀刻、冶铸要方便得多，书写字数又不受限制，因此书写范围广泛，表现手法自由灵活，语言表述的水平自然比甲骨文与铜器铭文要高得多。如果把甲骨文与铜器铭文作为当时散文水平的代表，就大大贬低了中国早期散文的水平，继之而来的春秋战国散文的高潮，就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

今天我们虽看不到中国早期第一手的“册”、“典”，但我们相信它们是以某种改变了的形态而存在着。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册”、“典”式的原始文书，大部分亡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后世所汇辑，或被史籍和其它著作所采录，其多数还经过后人加工而保存下来。何以证明与甲骨文与铜器铭文同时还存在着“典”、“册”？周初周公说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想必周公见过殷商史官记载的大量的“册”、“典”。我们在已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有“史”、“尹”、“作册”等殷商史官名称的记载，其中“作册”就表示着“册”的存在，还发现有“令”、“制令”、“告”的字样，这些都是君王对臣下发布的“文件”，是属于“册”、“典”中的一部分，说明商代确实存在“册”、“典”，与周公说商有“册”、“典”是一致的。不仅商代，就连夏代也有了“册”、“典”，《吕氏春秋·先识》篇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是夏朝的史官，他拿出的“图法”，属于夏朝成文的“册”、“典”。夏朝国家的形成，史官的设立，成文历史的产生，对我国散文的发展意义重大。但由于年代久远，夏朝的官方文书基本湮灭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后世保存下来。现存于《尚书》中的《夏书》，中有《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诸篇，虽然经过后人润色加工，但重要史实不会是后人虚构的。《左传》中多次引录《夏书》内容，如：“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襄公二十六年》)“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昭公十七年》)后一条记录夏朝一次日食后人们恐惧的情景，想不会是后人伪造。《夏书》虽难确定便是夏朝时写定，但其中应该有夏朝时流传下来的原始文字材料。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中国早期的文本资料, 主要就是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的《六经》，《六经》之中除了《诗经》外，其余都属散文体文本。《六经》基本上都是史官的作品，即使有的资料采自民间，也经过了史官的整理润色，起着史籍的作用。后来人们认为这些史籍既记载史实，又宣扬常道至理，所以这些史籍同时也可视为“经书”，因为“经”即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左传·宣公十二年》：“政有经矣。”杜预注：“经，常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杜预注：“经，法也。”柳宗元《断刑论下》：“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氏遗书》卷一《易教》上）他们说的就是《六经》具有记史与宣经的双重功能。以理明事谓“经”，以事明理谓“史”。中国散文的最早文本既明事又明理，也就是说，它既为史又为经，既可视作史籍，也可视作“先王之政典”，是宣扬义理、准则、法制的工具。

从现存文献看，《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本典籍，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的“尚”就是指上古的意思。《隋书·经籍志》中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能代表中国早期文本散文水平的，非《尚书》莫属。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组成，是远古乃至三代的典、谟、诰、誓等文献的资料汇编。显然，《虞书》是后代史官根据尧舜时代历史传说追记的，《夏书》的内容也经后人加工过，但原始依据会是夏朝一定的文字记载，《商书》、《周书》所载则基本是当时的文字材料，尽管也经后人整理或改写过。因各自产生的历史时代不同，其反映的思想意识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同程度的都具有仁德的精神。

《尚书》记事从帝尧开始。夏之前，尽管没有国家机构设置的史官，但并不等于没有历史的传播，人们代代口耳相传着尧、舜时代的传说。尽管《尚书》中的尧、舜仍残留着以往一些神奇传说的色彩，加入了后人对他们的理解与想象，但基本上反映着远古氏族部落领袖的真实，反映着远古人原始共产的野朴意识，反映着古来中华民族特有的仁爱友善的性格特征，不独是因为《尚书》经儒家创始人孔子整理修订，才具有了宣扬仁义的特点。如从《虞书·尧典》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帝尧的时代开始，就确立了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根本标准，这就是看其有没有“德”。当尧想把帝位让给他的辅臣时，他的辅臣们都觉得无法担当起这份责任来，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缺乏担当大任的“德”。《尧典》中写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尧典》给出的答案就是尧的形象：“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帝尧处理政事，态度恭敬而公正，待人宽容而温和，能举贤任能，使上下忠于职守，同族人和睦相亲，又使众方国和善相处，天下因此和谐安宁。尧向来被人称作仁君的典范，他办事公正，体恤人民，严于律己，勤俭朴素，他的形象体现了儒家仁德的基本精神，后世的硕儒常把儒学之道上溯于尧、舜、禹，是有其根据的。如韩愈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从夏朝开始，国家形成，史官设立，我国进入成文历史的时代。夏朝的文字记载形式，主要是史官的簿录。传统认为《尚书》为记言体散文的肇始，《春秋》是记事体散文的发端，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是从主体上比较而言的。实际上，《尚书》所记文字就可分记言与记事两大类，记言类如有记录君王言论、国家诏诰、公侯奏章等，记事类如有记述国家重要政事、先王先公的世系、君王行实等。从《夏书》看，我国早期散文从一开始就已具备了记事记言二种不同体例的雏形，如《禹贡》篇，可属记事体，而《甘誓》篇，则属记言体。这二种体例必然影响到商、周二代的散文形体。

由于国家创建，君王设立，万民受国家与君王意志支配，国家官吏的素质、君王个人的德行，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兴衰。对国家官吏的素质、君王个人的德行的要求，成了安国兴邦的前提。从夏朝初期开始，就对执政者提出了“德”的要求，“德”不仅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也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如《虞书·皋陶谟》中一段：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皋陶是夷人的首领，夏禹在晚年，曾推选他为自己的帝位继承人。上引文字的意思是：皋陶说：“啊！人有九种美德。说那人有美德，就指其美德表现在具体行事上。”禹问：“九德指些什么？”皋陶说：“宽宏而又严肃，柔和而又有主见，厚道而又恪守职责，有才能而又谨慎，顺从而又坚毅果断，耿直而又温和，简捷而又认真，刚正而又诚实，坚强而又遵循道义。表彰那些有以上美德的人！每日能表现出其中三种美德来，可以任他为卿大夫。每日能表现出其中六种美德来，可以任他为诸侯。能全部接受九种美德，并依九种美德去办事，可以选他进入王庭为官。……”“德”不仅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也是选拔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量德而授官，官以德而行事，这种主张已具有以德治国的意识。

讲到商代，给我们的影响总是其统治者迷信、愚昧、荒淫、残暴。的确，将《商书》的篇章与《夏书》的篇章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商王尊神尚鬼的意识确实比较强烈，这表明商朝统治者已意识到崇拜鬼神、宣扬天命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所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朝统治者相信鬼神主宰人间、预示人事，借用鬼神宗教迷信，对被统治者便有一种超人的威慑力，因而把祭祀、占卜、祈祷那一套视为重要国事。信奉鬼神本来就和祭祀祖先结合着，随着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原来传说中近乎鬼神的祖先一个个又逐渐恢复了人的部分面貌，他们或开辟疆土，或创制器物，或治服洪涝干旱，个个成了民族的英雄，人们越来越看重英雄祖先创造历史的作用，相对地越来越弱化了历史由神主宰的意识。祭祀逐渐增多了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祭祖活动中，自然要对祖先的仁德事迹进行追寻，对氏族世系进行认真、严肃的追忆和排列，这已经包含了希望后世不要忘记过去祖先执政成功的理性意识。商代青铜器“大盂鼎”上刻有以下铭文：“我闻殷述（坠）命，惟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记载殷人某次战役的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百官酗酒贻误战机，才导致殷人“丧师”，并没有将失败归于天命。说明商代有的统治者，由从前简单的占卜问卦，逐渐趋向以现实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解释政事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的意识逐渐成熟。

当然，历史上有的商王以荒淫暴虐著称，如商末帝辛（纣），荒淫到“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暴虐到“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史记·殷本纪》）。朝臣贵戚中不满其昏淫无道，口有怨言者，当即被处死，甚至纣的叔叔比干忠言劝谏纣王，还被纣王剖腹取心。至于天下百姓，更是敢怒而不敢言。商纣王确实是后世文章常首先例举的暴君典型，但不能因此一概而论所有的商王。正如夏有贪婪暴虐的夏桀，同样也有一心为公的夏禹，商朝也出现过讨伐暴君夏桀的商汤，“行汤之政”的盘庚，中兴贤王武丁等。更不能因为有暴君的统治，而否认了仁德思想的存在。《商书·汤誓》是商汤征伐夏桀的誓词，商汤在誓词中诉说了商伐夏的原因，商汤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桀王失德有罪，其表现就是虐待百姓，逼得百姓情愿与他同归于尽，商汤认为伐夏完全是依天意而顺民心的革命行为。商汤灭夏后，认真总结夏朝亡国的教训，作诰明示天下，认为夏王荼毒百姓，必然引起天怒人怨，上天自然降灾而惩治其罪：“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商书·汤诰》）从诰文可见，有无“德”还是全看对百姓的态度，“灭德”，就是虐待百姓，就是有罪；反言之，有“德”就是爱护百姓，就是推行“仁”。德即仁，将其并称为仁德，实质是同一含义。即使在纣王推行虐民暴政的时代，统治阶级上层中仍有重视仁德的人，如《商书·微子》，记载商王庶兄微子的一段话，他认为商王朝必将灭亡，其重要原因就是商王“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从溺于酒而失于德来寻求导致商王朝危亡的根本原因。《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的话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不管统治者统治着多少臣民，只要离德，不保民而虐民，臣民就会因其离德而对其离心，就会由顺民而变为逆民，由暴政的受害者变为暴政的反抗者，人民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暴君只是渺小的孤家寡人，凡是与人民为敌的暴君，焉有不亡的道理？可见，越是暴君肆虐的时代，人们越渴求盼望出现仁德之政，仁德不仅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社会境界，也是全社会崇尚、认可的思想意识。

夏、商王朝相继崩溃的历史教训，引起新建立的周王朝的高度重视。《周书·召诰》中讲：“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商亡国的历史教训就是因不保民而丧失了民心，失民心就是最大的失德，也等于失政。而最能体现德的就是爱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周书·康诰》），周代在继承夏、商“德”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德”的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从而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确立了以此政治主张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制度。

周之前统治者虽也强调“德”，但他们在舆论上更强调的是上帝、天子的至高至尊的权威性，把自己的执政宣扬为“得天命”，相应地削弱了对臣民的重视。而周人却响亮地提出“敬德保民”的新思想，《周书·立政》说：“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把“敬帝”与“立民”联系起来。《周书·多方》中有“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周书·召诰》中有“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君奭》中甚至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等等。上帝以“德”来确定人间的统治者，统治者因有“德”才取得受天命的资格，在德与天之间，甚至宁可相信和依靠德的力量，德本是一种理性的品质修养，却具有了支配一切的神力。当以“德”为核心的人伦道德在观念中的重要位置已经是任何宗教崇拜都无法替代的时候，周人自然又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君主是“天子”，天子的君权是天神所授，但与以往理论不同的是周人认为天授君权是有条件的，只有那种具备美好道德修养的人，天神才选定他作其在人间的忠实代理人。反过来说，天神的代理人只有敬德保民、顺从天意，才能获得做天子的资格。否则，就是有了权力也因辜负天意而会丧失掉。所以天子的权力不是无限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天子也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他要兢兢业业地履行天子的职责，这种理论就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基础，儒家“正君心”思想的滥觞．以至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积极内核。

《周书》主要是周代述功、筹谋、告诫、誓师、封命之辞，保存了周代不少圣王贤臣治国治民的经验之谈，特别多的是周公关于政权建设的言论，表达了周朝统治阶级对政治、伦理、天道、人事等重大问题的理解，这些认识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夏商灭亡的教训基础上逐渐明确起来的。周公受武王遗托，辅佐其子成王治理朝政，在他理政期间，一直强调君王个人的德行关系着整个政权建设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待天下平定，成王渐大，周公决定把权归还给成王时，又对成王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告诫，史官把其告诫语记载下来，就形成了《周书》中的《无逸》篇。在《无逸》篇中，周公首先告诫做官的人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享受。要了解一般庶民的苦衷。他列举了商王中宗、高宗、祖甲，周人的太王、王季、文王，他们能受人拥护，长期执政，就是靠“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也就是这些君王他们仪表庄严恭敬，心存敬畏来揣度天命，治理万民谨慎小心，不敢荒废国事而贪恋安宁。了解百姓的苦衷，能施恩惠给一般庶民，不敢慢待孤寡贫困的人。和蔼柔顺，善良恭谨，既保护小民百姓，也善待鳏寡孤苦之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国泰民安。周公还告诫成王：当老百姓心有怨恨，口有怨言时，一定首先要反省自己的失德过错，不可效法殷王纣迷惑于淫乱，大肆酗酒，听信奸佞谗言，乱罚无罪，乱杀无辜。要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为榜样，“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人无完人，君主也一样，明智的做法就是当人民有怨恨，说明自己有过失，就更加重视自身的德行，勇于承认、改正过失。这样，就会重新得到人民的拥戴。否则民怨积聚，国家社稷就危险了。

《尚书》经过周代人的整理加工、增益删改，体现了周人明确的“垂世立教”的编纂原则。《尚书》中大量载录周公的言论，宣扬了周人的德治思想，而周人的这种思想，对前人的仁德思想有所继承、发展，对后人建立新的仁德思想有重要的启迪，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的“仁学”及“仁政”、“礼治”理论，就是在三代，特别是在周人“德”的观念上的新发展。

以《尚书》为代表的上古三代散文，证实了中国早期的散文文本，已经具备了鲜明的仁德的精神，它与同时期的希腊文学文本所体现的精神是迥然不同的。正因如此，上古三代散文才成为后来儒家仁德思想体系建立的主要思想资源，成为中国二千多年来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并由中国早期的仁德精神孕育出一个严重影响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形成的儒家学派。以仁德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而造就了中国人仁爱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与博大的襟怀，使爱好和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优秀传统与品质。

（杨树增，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