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成因与分布规律 

  总的来讲, 以地理学上的秦岭 —淮河一线为界, 周秦、两汉、三国、西晋、隋唐时期 ,中国文学家 的分布重心多在北方 ,主要是黄河中下游流域 ;而东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时期 ,中国文学家 的分布重心则多在南方, 主要是长江中下游流域。

  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重心的形成 ,与以下环境有着绝大关系:

  第一 ,京畿之地 ,即首都所在地。凡享国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 其京畿之地的文学家数目都很 可观。如西汉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东汉时的河南尹 , 东晋、南朝时的丹阳尹 ,唐代的京兆 府,北宋的开封府,南宋的临安府, 元代的大都府、清代的顺天府 ,都是如此。历代的京畿地区 ,除西 汉之外 ,都只是当时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 ,其版图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一, 其所拥有的文学家则将近 全国的十分之一。这个比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京畿地区既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 ,也是全国的 文化和人才中心。京畿地区文化和文学人才的兴盛,主要是由政府的行政力量促成的。一是移民。 移民当中的优秀人才往往多过当地土著。二是兴办学校。京畿地区的学校 ,大多具备当时最优越 的教学条件和最优秀的教师,生源也比较广泛。由京畿地区的学校输送的封建官僚和各类文化人 才,简直不计其数。三是收藏图书。无论哪一个朝代, 都重视图书的收藏工作, 而京畿地区的图书 量,往往居全国之冠。这就为广大文化人的读书和写作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四是开科取士。科举 考试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京师完成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此获得晋升的机会, 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这一点, 对京畿子弟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另外 ,京畿子弟参加考试 ,同外地考生相比 , 还享有近水楼台之便。

就全国而言 ,文学家分布较多的地方在京畿;就有关州、郡、府、路、省而言, 文学家分布较多的 地方则在其治所。因为这些治所, 也就是各有关州、郡、府、路、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道理 同京畿地区是一样的。

第二 ,富庶之区。中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 ,尤其是今陕西的西安 一带 ,山西的太原一带,河南的洛阳一带 ,山东的淄博一带 ,堪称富庶, 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也分 布最多。在南方 ,比较富裕的是今湖北的荆襄一带,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一带, 以及浙江的绍兴 一带 ,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分布也较多。中唐以后 ,中国的经济重心移至江南, 尤以今四川的成 都,江西的南昌、吉安、抚州,安徽的徽州(徽州本地不怎么富 ,但徽商富甲天下)、安庆 ,湖南的长沙 , 江苏的南京、苏州、常州、扬州、镇江 ,上海,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 ,福建的福州、泉州、建宁 , 广东的广州,最为富庶,所以这些地区的文学家占了全国的绝大多数。

 经济对文学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在富庶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学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中介 ,这便 是教育。中国古代的教育分私学和官学两种。官学到处都有, 私学则以经济发达地区为多。以两 汉时期为例。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关中、中原和齐鲁三地, 而当时的私学教育 ,也以这三地最 为兴盛。自宋代开始 ,中国的私学教育发生重大变化, 这就是书院教育的蓬勃兴起。宋代及以后的 元、明、清各代, 中国的经济重心稳定在南方, 中国的书院也以南方为最多。一个地方的官私教育发 达,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刻书、藏书事业也随之发达, 这一切, 为文学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富庶之区不仅官私学校发达, 图书事业兴旺, 而且交通方便。这里的文学人才除了受到良好的 教育之外 ,还有条件外出漫游。这一点对文学家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家 ,真正 意义上的穷人很少。这些人要么是官僚, 要么是地主 , 要么是商人 ,要么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专业,做官才是本行。孟浩然、顾炎武以及后期的陶渊明不做官,但是他们都有田庄,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所谓的“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是穷通的穷,是指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显达,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寒。试想,没有钱怎么读得起书,应得起考?怎么“行万里路”?人生的目的不外两点:一是求生存,一是求发展。读书、交游、写作,都是求发展的行为,只有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发展的事。真正的穷人连饭都吃不饱,还当什么文学家?

第三,文明之邦。这是指那些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地区。文明之邦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不会因政治、经济等外在条件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文明之邦即便不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之所在,只要不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仍然可以开放出灿烂的现实文明之花。

 文明之邦是文学家的一个渊薮。中国古代的文明之邦,在北方首推曲阜、临淄、济南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太原、西安、北京、开封、洛阳等地;在南方首推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绍兴、福州,其次是常州、宣州、徽州、嘉兴、湖州、泉州、荆州、南昌、吉安、成都、长沙、广州等地。文明之邦有这样几个优势。一是文化传统的悠久。上述文明之邦,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具有一种历久而弥新的品格。传统和现实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传统之所以成其为传统,就在于它对现实发挥着作用;而现实,则是从自己的这一端来解释、承续和利用着传统。文化传统是不易被瓦解、被割裂的。例如秦汉之际,齐鲁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摧残,然儒学传统仍不绝如缕。秦朝刚刚灭亡,鲁国便在楚汉纷争之中兴起礼乐。刘邦兵临城下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7]。齐鲁地区再次成为著名的文化发达区。可见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而把历史和现实衔接起来,把古人和今人联系起来。哪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并且得到弘扬,那个地方的文化便能保持发达的状态。二是文化积累的丰厚。文化传统是一种观念形态,文化积累则是种种物质载体,例如学校、图书、碑刻、器具等等。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前者可以承传,后者更可以承传。三是文化领袖的激励。文明之邦的主体,是对本地区的人才或潜人才的思想与行为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的文化领袖。文化领袖有本地人,也有在本地流寓、做官和讲学的外地人;有古人,也有时贤。譬如汉时的蜀郡,在西汉前期,其文化仍比较落后。至“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这里才出现了一些文化气象。洎至“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这里的读书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于是“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司马迁尝云:蜀地文化的发达,究其因,乃系“文翁倡其教,而相如为之师也”[8]。可见文化领袖的启蒙和激励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开放之域。开放在这里有两重意义,一是地理上的开放,一是文化上的开放。地理上的开放,说得具体一点,即指境内外交通的便利。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文化发达地区,就地理条件而言,无一不是交通发达的地区。交通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全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但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则一定是交通发达的地区。地理上的开放,是文化上的开放的前提。

 交通的发达,为文化的交流和建设至少提供了两大优势。一是物质交流的优势。物质属于广义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质的生产和流通包含着人的价值观念、审美风格和文化取向,物质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尤其在文化传媒比较单一的古代,物质的交流乃是整个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凡交通发达的地方,便是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而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也就是文化交流活跃的地方。汉唐时的长安、洛阳,两宋时的汴梁、临安,元时的大都,明清时的北京、广州、泉州等等,莫不如此。二是人员往来的优势。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人员交流的广泛与频繁,乃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的一种重大的推动力。一个地区一旦成为交通发达之区,境内的官僚、武弁、士子、商人乃至僧道、医卜、艺伎等等总是络绎于途,境外的使臣、学者、商客、传教士等等也是接踵而至。唐时的长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开放并不限于像长安这样的京畿之地。战国时候的临淄,新莽时候的会稽,东汉末年的荆州,唐代末年的成都,五代时候的福州等等,都是这样。

 综上所述,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正是关系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四大要素。在这四大要素当中,最直接与最稳定的要素便是文化。文化的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那里。周秦、两汉、三国西晋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文化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隋唐五代时期,文化重心再次回归到黄河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随之北返;宋元明清时期,文化重心再次回归到长江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又随之南来。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 ,《国粹学报》1905 年第 3 至第10 期。

[3]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教育世界》总第 140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