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荆州时期的活动与处境

  献帝初平三年在汉末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由于“卓忍于诛杀，诸将言语有蹉跌者，便戮于前，人不聊生”，致使“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密谋诛卓”[1]。四月，王允、吕布诛杀董卓，献帝朝政为王允所把持。其后王允在长安对董卓集团亦大行诛戮，灭纪废典。至六月，董卓部将李傕兵围长安城八日，城破，收王允等杀之。九月，李傕等掌管朝政。鉴于西京长安的混乱局面，王粲与其好友士孙文始结伴举家离长安而奔赴荆州。

  《魏志·钟会传》裴注引《博物记》：“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初征赋》又叙其避乱荆州事云：“违世难以回折兮，超遥集乎蛮楚。逢屯否而底滞兮，忽长幼以羁旅。”[2]故王粲当为举家南迁。其诗《赠士孙文始》云：“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士孙文始为曾与王允共谋诛董卓的仆射士孙瑞之子，董卓被诛后士孙瑞颇有先见之明，命其子士孙文始举家南迁荆州依刘表。《文选》卷二十三于此诗题下注引《三辅决录》赵岐（按，当“挚虞”之误）注曰：“士孙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学，年十五，能属文。初董卓之诛也，父瑞知王允必败，京师不可居，乃命萌将家属至荆州依刘表。去无几，果为李傕等所杀。”[3]士孙瑞知大祸将临，为其子事先安排好了后路，但当李傕、郭汜等攻破长安城后将曾参与密谋诛杀董卓的王允、黄琬等一一收杀，唯独士孙瑞得以幸免。《通鉴》述其得免的原因谓“允自专讨卓之劳，士孙瑞归功不侯，故得免于难。”士孙瑞本是参与谋诛董卓的重要人物，论其功不亚于王允、黄琬诸辈，但他为事做人低调，不居功，其得以免祸恐他自己也是意想不到的。司马光就此还大加赞叹：“士孙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谓之智乎！”[4]士孙文始携家离开长安不久，王允就被李傕等所杀。据《后汉书·献帝纪》及《王允传》，允于初平三年六月甲子被李傕等所杀，可知王粲一家与士孙文始一家离开长安必在此之前。又据《后汉书·献帝纪》及《董卓传》，李傕于初平三年五月合围长安城，八日城陷，六月戊午傕等入城，放兵掳掠。这一乱局王粲是亲历的，其《七哀诗》其一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余冠英说：“第一首写乱离中所见，是一幅难民图，大约作于初离长安的时候。”[5]由上可知，王粲、王凯、士孙文始的一起离京当在初平三年六月李傕入城为乱之后，王允被杀之前。

  前已述及，刘表为荆州刺史在初平元年，采南郡人蒯越等的计策制服江南宗贼，平定州境，理兵襄阳，以观时变。王粲于初平三年赴荆州，所到之地即是襄阳。《后汉书·郡国志》：“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6]又据《舆地纪胜》，“东汉末，刘表为荆州刺史，始理襄阳。”[7]《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睾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8]王粲自长安城所在的周之故地至襄阳，所经正是南阳、方关一路。后世文献多有关于“王粲宅”、“王粲井”的记载。《太平御览》卷180引《襄沔记》曰：“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9]《文选》卷五十六曹植《王仲宣诔》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际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东阿王《诔》云：‘振冠南岳，濯缨清川。’又杜甫《一室》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师尹注：‘昔王粲依刘表，卜居岘山下，后人呼为‘王粲宅’。宅前有井，呼为‘仲宣井’。”可见王粲流寓荆州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在襄阳。

 王粲的流寓荆州、卜居襄阳，表面上看来是为避长安之乱，但从深层考察便可发现，他实际上与大多数文士一样，在汉末经学式微、中央集权统治真空、帝王无以号令天下、社会思想多元走向的时代，一方面是天下的失序与战乱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创伤，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乱局中王朝政权在朝中宦竖、军事强人之间频繁易手，地方割据势力此消彼长的局面所带来的天下割据走向的巨大悬念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造成士人们几乎近于赌博式的、以他们心中可以依附的某一重要人物为中心进行重组。这种重组颇类似战国时期盛行于诸侯国之间的养士之风感召下士人的负才周游。王粲出身高贵，谢灵运谓其“家本秦川，贵公子孙”[10]，又加上少“有异才”（蔡邕语），离长安奔荆州之初是颇为自负的，对这位自己将要投靠的、既是同乡又是祖父学生的刘表，内心是怀有极大期许的。然而事与愿违，到荆州之后，王粲的期望值与刘表所能给他的形成极大的反差。

  《魏志·王粲传》云：“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吴顺东等《三国志全译》译此句谓：“刘表见王粲相貌猥琐，身体孱弱，又不拘小节，对他不很看重。”[11]“貌寝”，裴松之解释为：“谓貌负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王粲的相貌与其内涵很不相符，一个很有内涵的人相貌却是如此这般。由说王粲的“貌寝”可以推知刘表此前对王粲是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见其人后方感觉与曾闻说及心中勾画的王粲形象有很大差距，而倒不是说他相貌丑陋或“相貌猥琐”。因“貌寝”不只左右了刘表在公事上对他的重用，而且还影响了刘表在择婿上对他的排斥。《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12]此将“貌寝”说成“形陋”。清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引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云：“表嫌其形陋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儿非女□才。”[13]其意大概是说你王粲才能过人，可身体却不是一个女人值得依靠的。王粲这种所谓不能被女人所依靠的身体条件，倒并非为众人所解释的相貌鄙陋，而是缺乏风概的“肥戆”。《三国志集解》沈钦韩引韦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又非体弱者也。”[14]“肥戆”，即体态肥胖，用事莽撞、戆头戆脑。“戆”与《魏志·王粲传》中的“通侻”意义是相近的。至于《魏志》本传说他“体弱”，纯属人物品鉴中的体貌之说，刘表并无评其文风之意。曹丕《与吴质书》亦称其“体弱”：“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后世论者对曹丕所言之“体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体弱”指文体而言。魏宏灿《曹丕集校注》释“体弱”谓文章的“体势软弱，缺乏缺乏挺拔之气”[15]。二是从气论思想出发，认为“体弱”是文人体气的孱弱，偏重于从人的生理之体着眼。罗宗强先生以为“‘体弱’，就是指他体气不足。体弱对文章有影响，这其中就有道家重气的影响在。”[16]王运熙先生的观点比较折中，认为“‘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17]，应是较为客观的。王粲体貌“肥戆”，身体确也有病。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

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18]

 这样的一个王粲，在刘表看来是不值得女人依靠的，又怎么能将女儿嫁给他为妻呢？刘表在对待王粲的态度上，无论是大用于政事，还是为女择婿，都是过分地以体貌取人了。当然，以刘表自身的“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将女嫁与“有风貌”的王粲之族兄王凯为妻，而舍弃“形陋用率”的王粲，也是情理中事。但对王粲却是一个大伤自尊的事情，“改嫁”的不是别人，正是与王粲同赴荆州避难的兄长，而且还主要是因为自己形体上的短板。此事对王粲虽有刺激，但却没有影响大局，他明白在汉末人物品鉴之风盛行时以形貌取人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更把希望寄托在刘表对他的擢用上。因此流寓荆州期间虽对刘表多有怨气，对现有的处境却没有过分悲观，没有消极退避，相信凭借其才终有可见转机的时日。即使诸如好友蔡子笃[19]、士孙文始等离荆州回中原或故土，所有的也只是挚友之间惜别的哀伤，也没有动摇他做新的选择。他一方面广泛交游，当时在荆州的本土文士和流寓荆州的文士大都成为交游的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刘表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作《赠文叔良诗》勉励文叔良完成聘蜀结好刘璋之使命。兴平元年（194），刘焉卒，其子刘璋继为益州刺史，因其将谋反后而避于荆州，故“以韪为征东大将军，率众击刘表”。《蜀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曰：“焉死，子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20]《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此诗曰：“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文叔良肩负使荆、蜀二地化干戈为玉帛的重任出使蜀地，“二邦若否，职汝之由”。王粲既申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又有对文叔良的劝勉，“董褐荷名，胡宁不师？”有象董褐这样有本领的人出使西蜀，怎么能协调不了荆、蜀之间的关系呢？用董褐之事喻指文叔良出使定会不辱使命。诗中还有对文叔良的提醒，千万不能因为使者外事言辞的不当而导致“梧宫致辩，齐楚构患”的结局。王粲完全站在刘表的角度以荆州的安危为虑，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文叔良出使而事济的信念。郁贤皓、张采民注此诗以为作于建安十三年[21]，建安十三年已是王粲在荆州的最后一年，在经历了长达十五年寓居荆州的消磨之后，已不可能还有如此的满腔热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