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表）

说明：（1）人物生卒年跨朝代时，以其贬谪年间为准。（2）“粤南”主要指雷州半岛及今之海南。（3）泛指：指史载为“岭南”、“岭外”、“岭表”等，具体地址不可考。（4）“负向”之说采用尚永亮先生之观点，指不该贬谪甚至是该提升之人⑤P2。（5）五代十国时期，君主权力相对弱化，加上政权割据、统治地区的局限以及政权的短暂（如五代中立国最长的梁只有17年，后汉只有4年），此时贬谪的文人相对较少，而且贬谪的地点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及十国中南唐所辖的饶州（今江西波阳）、蕲州（今属湖北）、舒州（今安徽潜山县）、抚州（今属江西）等地⑥P280，故无人被贬至广东。至于元代，阮元《广东通志》“谪宦”列有9人，但因皆不是文人，故不在统计之列。清朝初年，因连年征战，辽东残破，且又面临沙俄的入侵，故此时的流人全部发往东北；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为平定准葛尔叛乱，常年对西北用兵，因而这一时期的流人部分被发配到新疆，自此形成了清代流人均发往东北、新疆的格局，而经济高度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的广东已不再适宜犯官的安置，故有清一朝无人被贬至广东。

阮元的《广东通志·谪宦》中有名姓可考者为593人（还有许多随贬家属或同僚，因不知其名，故不在统计之列），其中文人为203人，约占总数的34.2%，如果加上本人补充的57人，那么文人的比例就占到贬谪之人的43.6%，这还不包括那些可能在当时有作品而后来却没有流传下来的人，因此，保守点说，广东历代贬谪文人占谪宦至广东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贬谪文人的空间分布看，东汉---南朝贬谪文人主要在粤中的广州和粤西地区；唐代主要分布在粤西，其次是粤北、粤东、粤南；宋代主要分布在粤西、粤南，其次是粤北、粤东；明代主要在粤西、粤南。而其中唐宋明三代贬到粤西南的文人的总数为132人，占整个贬谪文人的50.5%，因此，粤西、粤西南及海南是文人的主要贬所。当然，各个时期具体情况又稍有差异。如东汉—南朝贬谪文人数量少，且主要分布在广州和粤西，这是因为中国流放制度虽已在秦朝出现，但还只是刑法的辅助手段，所以谪宦并不多。秦汉时期对岭南的几次用兵，均是从粤西及粤北南下，因而，除了南海郡郡治所在地广州外，西江流域及北江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廉州、合浦、苍梧、南雄、乐昌等得到较好的开发，粤西甚至成为广东行政建制最密集地区⑦P158，因而贬谪文人主要集中在这些早期得到开发之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初期。当然，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发达而言，这些地方在汉、隋及唐朝初期毕竟是恶地。到唐玄宗时，宰相张九龄奉命开凿大庾岭，并“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谷不毛处”⑧P6059，粤北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与粤西的西江沿岸、高州及粤西南的雷州地区成为人口最密、开发程度最高地区，高州的人口密度甚至超过广州（但总人口不及广州），因而粤西、粤北以及人口稀少、发展落后的粤东及琼、崖、儋等州贬谪文人明显增多，而且这之后再也没有人被贬到发达的粤中广州地区。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带来了广东人口的大量迁移，广东政区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唐代天宝年间人口稀少的粤东及雷州半岛人口陡增，到北宋神宗元丰初年，粤东的韩江流域人口超过15人/平方公里，东江流域的惠州及西南的雷州人口在10—14人/平方公里，而粤西北的英州、康州、封州、钦州等地人口却减少为6人/平方公里，最少的琼崖州人口还不到1人/平方公里⑦P44。因此，宋代的文人主要是贬谪到粤西北的英州、钦州及海南的琼、崖、儋等落后州县，尤其是在哲宗、徽宗及高宗三朝。到南宋光宗时情况又有变化。据《宋史·刑法志》，“（绍熙）五年，臣僚言之”，“广东路瘴疠，惟英德府为最甚，谓之‘人间生地狱’。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诬伏，亟就刑责以出。……诏本路诸司公事应送别州者，无送英德府⑨P4995”，故南宋光宗后几无人被贬谪至英德府。明代流人数量有增无减，据李兴盛先生估算应在六七百万⑥P538，但因明代广东地区的完全开发及边远充军的需要，流人主要向更加蛮荒的辽东、云贵等地遣送，贬谪到广东的官员甚少。阮元的《广东通志·谪宦》共录29人，实际上属于文人的为19人，加上本人补充的共25人，约为唐、宋时期的十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粤西和粤南。从贬谪文人的空间分布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秦汉---隋贬谪文人集中之地往往是开发较早、较发展之地，但唐、宋、明文人却是贬谪于较荒蛮之地。前一个现象的原因一是秦汉---隋因郡治广州及粤西开发较早，行政设置也集中于此，官吏贬谪至此，便于管理；二是贬谪还未成为主要的刑法手段，故在贬地的选择上没有严格规定必须是荒蛮之地。后一个现象出现之因，一是有明确的贬谪制度，规定流刑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⑩P2，并作为处置犯官的主要手段；二是因为自唐代开始，贬官一律不与善地。

从时间看，文人贬谪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唐代的高宗、武后、中宗、玄宗、肃宗、德宗、宪宗，宋代主要集中在北宋中后期的哲宗、徽宗及南宋的高宗。这一时间分布特点之成因，除了前面提到的隋朝之前处流刑并不是重要的刑法手段，以及明代广东经济高度发达已不再适宜惩处犯官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是君主在位时间越长，贬谪文人往往越多，故被贬至广东的文人相对亦多。如唐代的高宗、武后、玄宗、德宗，南宋的高宗，均在位26年以上。二是政坛冲突越激烈，贬谪文人就越多。如唐代高宗时关于皇后的废立，武后时政坛的反对派，中宗时对曾依附张宗昌、张易之及武三思之人的处置，韦后擅权时对张柬之等“五王”的流放，玄宗时对曾附从太平公主者的贬谪，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北宋哲宗时的新党与旧党之间的拉锯战，南宋高宗时主和与主战派间的水火不容等等，都产生了大量贬谪文人。三是奸臣当道时。如唐代高宗时李义辅的构陷，武后时二张及武三思的弄权，酷吏周兴、来俊臣的嗜杀；北宋哲宗、徽宗时蔡京、童贯的排斥异己，南宋高宗时秦桧对主战派的大肆打击等等。四是君主权力越大，文人被贬越多。反之，当君主大权旁落时，贬谪之人相应减少。如唐代宗在位不仅一直受制于宦官，而且外有吐蕃入侵，内有连年的旱灾、蝗灾、瘟疫，因而尽管他在位18年，但贬到广东的文人只有2人，而唐武宗在位仅6年，却有9人被贬至广东。五是君主昏庸时。如宋徽宗在位27年，贬到岭南的文人有10人。反之，君主越励精图治，贬谪文人越少，如唐太宗在位23年，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开明的时代，此时贬到岭南来的文人只有2人；唐文宗“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此时厘革，并出宸衷，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11]P524，在位14年期间，只有1人被贬至广东；宋仁宗在位42年，却只有3个文人被贬至广东。因而，文人的被贬实是君主专制的产物。

本人曾在检索正史的过程中发现，每当文人被贬谪时总有一个现象就是“帝怒”、“帝大怒”。随后，我借助于《国学宝典》的电子数据统计，得出一组非常有意味的数字：

这组数字可以很好地说明君主与贬谪文人之间的关系。在“谪”、“贬”、“逐”、“流”等语词中，“谪”字关涉官员的贬谪可信度最高，而“谪”字出现最多的是在唐、宋、明三朝，同样，“帝怒”之类的语词出现得最多的也是在这三朝，“帝怒”与“谪”字的出现成明显的正比。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君主权力越大、越专制，被贬谪的文人便越多。反之，在南朝宋齐梁陈这样的小王朝，君主的权力并不如后世的加强，加上此时贬谪还未形成完备的制度，故谪人数量相对较少。即使是已有完备的贬谪制度的晚唐，如僖宗、昭宗共在位30多年，但因皇上权力的弱化（甚至皇帝本人的废立生死都取决于宦官，如昭宗及哀帝均为节度使朱温所杀），贬谪的人数远远低于前期，更无人贬至广东。元代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有意思的是谪宦并不多，贬谪文人尤其未见。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元一代政坛的政争相对较缓，二是元代的文人尤其是汉族文人大多未能或不愿进入仕途，那么文人想惹帝怒也不可得了，因而也就不存在文人被贬谪至广东一事。所以，当本人在检校到唐、明“帝怒”出现的数字之惊人时，确实出了一把冷汗，这样高频率的龙颜之怒曾使多少文人生命沉沦、理想破灭，或凄怨或悲歌地络绎于贬途，乃至殒命于贬所。据本人不完全统计，历代贬谪文人卒于贬途、贬所或赦还途中的占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随贬的家属。许多著名的文人如虞翻、谢灵运、张柬之、李邕、吴武陵、李德裕、魏鉶、韦方质、王无竞、崔神庆、宋之问、卢藏用、寇准、赵鼎、秦观、解缙等等都未能活着踏上归程，有些人即使生还，但因贬谪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摧毁力，一些官员往往回途不久便去世，如苏轼等。因而，在古代官员眼里，贬途无异于死途，难怪韦执谊“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左右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贬，果往崖州，卒于贬所。[12]3733”

文人的被贬至广东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广东这一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所在由此而与中原文化、中原文学息息相关，套用光绪十一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的惠州名人江逢辰（1859 -1900）的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我们可以说“一自文人谪岭南，天下不敢小广东”。贬谪文人不仅用文学之笔抒写个人遭受小人构陷的屈辱、用世之志受挫的幻灭、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不屈与超然、对乡土故园和亲人友朋的思念、对人生与仕途的反省、对政局与国家命运的忧虑，创作了大量于心戚戚于史难得的贬谪文学，而且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兴学传教，提携后生，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广东文学家的时空分布，使广东文学在唐代自成面目，宋元继续发展，到明清蔚为大观[13]P122。因而，关注广东贬谪文人群体这一历史现象、关注广东贬谪文学这一文学现象，不仅是对历史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尊重，也是探讨广东文学的多元性、广东文学史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时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①新华字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③清·阮元.广东通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拼缩影印，1998.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⑤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⑥李兴盛.中国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⑦广东省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广东历史地图集[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

⑧唐·刘禹锡.谪九年赋叙[A] .全唐文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

⑨元·脱脱.宋史·《刑法志》卷一五二[M]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⑩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七文宗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五列传第八十五[M]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曾大兴.广东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背景[J].学术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