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就是让文学接上‘地气’，展示人和自然的生命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告诉记者。本世纪以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

文学地理研究渐成显学

文学地理的概念是由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的，不过其渊源已久，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国风》中将作品按地区编排时就出现了文学地理的意识。而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的兴起弥补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缺乏空间意识的不足。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众多学者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告诉记者，文学地理学自80年代后期逐渐为学界所关注。新世纪以来，相关专著已达几十种，而论文则有愈千篇，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以此为选题。一些学者开始将之称为一门“显学”。目前学界的主张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把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第二种是将它视为文学史的补充，第三种是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研究内容而言，2000年以前，学界多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包括：一、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二、对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三、文学家族研究；四、地域性文学流派研究；五、地域性文学史的研究。之后则更加关注学科建设的问题，包括理论的提升，方法论的讨论和概念体系的建立等。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礼天告诉记者，近代以来“科学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包含文化地理学）的引进而兴起的。20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等著名学者就有多篇相关论文问世。上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谈论的是文学地理学的话题，但并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的名号，直到本世纪这10多年来，才统一到“文学地理学”这个名称下，并召开了多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初步规范已经建立，但基础理论研究比较欠缺，有待进一步开拓。

文学地理分区应综合各种因素

文学地理研究最基本最首要的工作是进行文学地理分区，这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都是研究者需要考虑的因素，而历史文化的变迁往往给研究带来难度。

周振鹤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谈到，“文化区的划分往往是文化地理研究的归宿，但划分文化区又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如果夸大点说，简直是有多少文化因子, 就有多少种文化分区。”

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指出，对历史上文化区的研究，需要在尽可能客观地复原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异的前提下合理分区。他的专著《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即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空间分布提供了一种范式。他并未按照魏晋时代的政区即州域进行分区，而是在自然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如苏北一带在自然地理概念上不属于江东，但考虑到文化和心理上的接近，还是将其归于江东区。原因在于：首先，苏北地区在三国时属于东吴，政权上与江东一致。其次，苏北很多家族的家学也接近于江东，第三，由自然环境来看，当时江淮之间和江南的气候差别不大。而后来的唐诗也可以佐证，扬州是典型的江南地区。在操作层面上，他主要依据各种文献，首先绘出文学家的表，再绘制地图，依据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因子的综合原则进行分区。胡阿祥表示，文学地理的研究过程最后会落实到地理的分区过程。如果能划出明确的文化区，研究就取得了成效。文学地理的分区必须依据事实本身，然后再由研究者来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由于历史变迁带来的地理与文化的变迁，通代文学研究中的地理分区就更为复杂了。陶礼天对记者表示，每个朝代的情况都是具体的，而政治区域、文化区域都会有所变化。比如楚文化最初以楚国为主，分布在巴蜀和吴越之间，其政治力量强大后文化区也发生变迁，拓展为北到徐州，南至广州一带。通代的文学地理研究要注意政治地理与文学地理的关系。政治地理与文学地理不同，却也互相交融。研究需要结合历史落到实处，而不能抽象来谈。

杨义告诉记者，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有生命的人群，文学地理研究中的地理分区不应刻板地依照政治区域划分，也不应单纯地考虑自然地理因素，而应考虑到各种文化交汇的问题，如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种族、部族的分布情况等。

文学地理的“空间转向”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说“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半个世纪前，胡小石也曾表示：“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那么，文学地理的研究是否只适用于古代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地理学是否会逐渐式微呢？

曾大兴认为，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土壤不变，人们在此土壤之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另外，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在风俗习惯方面，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方面，不仅不可能一体化，而且还将长期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性。

陶礼天则对记者表示，随着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转向”，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也面临同样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景观学”的转向。“景观”研究即主体性的、建构性的内涵研究，重视从景观的“观看的方式”入手分析，把“景观”视为文化的记忆库，它随时间消逝而不断被改写、重写，并注重从空间传播角度来分析“景观”，强调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景观”意义的改写，揭示多种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让我们能与远隔重洋的人面对面，就可以欣赏另一空间的“景观”，电视播出的世界各地的新闻联播画面也是如此，这种时间高度压缩下的不同地理空间景观反映到文学中，也引起了新的人与地理、文化地理的关系，所以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决不会因为“交通益盛”而寝微，反而更加复杂诡异，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更需要重新加以建构，研究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