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梅新林教授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前沿，努力通过创建文学地理学的新探索，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突破，积数年之功，终于著成80万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建立文学地理学新兴学科的创新意义。基于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创新需要，梅新林力图跳出现有学术理路之局限，紧紧围绕文学地理学不同于一般文化地理学以及中国文学地理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独特内容与范式，展开建立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理思考：（1）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在此基础上，梅新林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在理论创新上，梅新林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创立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场景还原”说，旨在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场景还原”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版图复原”说，与“场景还原”一样，首先表现为空间直观，但同时又表现为时间的迁延。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虽然包含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以及作品传播地理等不同层序的内容，但其核心是“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这是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核心价值指向的准确定位。

二、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创新意义。梅新林以创立文学地理学为学科基点，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和演变规律，从以下三个层面依次展开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

一是通过提炼“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重要概念与范畴，系统建构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整体框架。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二是通过辨析“内圈”八大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内外互动关系，形象复原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形态。“内圈”八大文学区系，即指三秦文学区系、中原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八大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三是通过梳理内外圈文学区系的五次循环轮动轨迹，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演变规律。其中最值得令人关注的是，在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者的综合作用下，通过犹如巨型“发动机”与巨型的“聚宝盆”的黄河上游与长江下游一次又一次的西北——东南对角区系轮动，最终塑就了中国文学版图的独特景观。

梅新林正是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不懈探索与紧密配合，终于完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

三、重构中国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创新意义。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梅新林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模式的根本缺陷归结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