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是由多种要

素如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等构成的，在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中，哪一种要素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重要呢？笔者认为，是气候。气候影响到文学家的分布和迁徙，影响到文学家气质的构成，影响到文学家的审美感知与生命意识，也影响到文学的主题、题材、体裁、人物、意象、景观、语言和风格等等的地域差异。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中外文学史上的诸多现象和大量作品得到确切的证明。

关于气候与文学之间的多重关系，笔者已有系列论文专门探讨。这里只讨论“中外学者谈气候与文学之关系”这个问题，目的在于发

掘和梳理有关资料，看看前人对这个问题有何认识。

根据笔者的考察和研究，有关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外学术史上，曾经有人触及到，或者提到，只是没人做过专门的研究。因此没有这一方面的论文，更没有专著，只有若干言论。下面即就这些言论作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刘勰和钟嵘曾经触及到气候与文学之关系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料非常丰富，就笔者所知，似乎只有南朝梁时的刘勰和钟嵘曾经触及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是一篇论述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文章，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笔者发现，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即在讲到“物色”与文学之关系的时候，刘勰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然而一直未被后世学者所察觉的问题，这就是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两段话：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1]（P693—694）}。

在这两段话里，“气”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依次为：1，“阳气萌而玄驹步”；2，“英华秀其清气”；3，“天高气清”，4，“写气图貌。”这四个“气”字各是什么意思呢？

“英华秀其清气”的“气”，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是指“气氛”。这两个“气”字并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与“天高气清”的“气”是指什么呢？

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这个词。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2]（P1730）}”这两句话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就是“（春夏）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冬）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

当“阳气”和“阴气”并举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对生理学的概念，也有可能是一对气候学的概念。《黄帝内经·灵枢·大惑论》云：“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寐。”即是讲生理问题，是一对生理学概念；《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即是讲气候问题，是一对气候学概念。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讲生理问题还是讲气候问题？笔者认为是后者。理由是：

第一，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崔骃的《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鸧鹒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3]（P420）}”阳气萌发而鹒鸣（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4]（P2）”可以看作是对崔骃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

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由崔骃的这两句而来，崔骃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

第二，[清]汪森辑《粤西文载·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5]”这一段话是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这里的“阳气”和“阴气”并举，与刘勰的“阳气”和“阴律”（阴气）并举一样，都是讲气候问题。

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何谓“四时”？《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气”、“候”二字的最早的解释，而“四时”就是360天，就是一岁，也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动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事实上，气候的变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动物，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所以刘勰总结说：“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这几句，其实就是讲“四时”气候对于人类的心理和情感的深刻影响。

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

再看“天高气清”的“气”字。刘勰讲：“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气”字和“天”字连用，显然是指“天气”或者“气候”。[晋]王羲之《兰亭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就是讲暮春时节会稽山阴一带的“天气”或者“气候”。

刘勰所讲的“阳气”的“气”和“气清”的“气”，就是指气候；所讲的“四时”，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那么，他所讲的“物色”，又是指什么呢？

几乎所有解释《文心雕龙·物色》的学者都不怀疑，所谓“物色”，就是指“自然景色”。需要指出的是：“物色”和“自然景色”还是有区别的。“自然景色”有随四时而变化者，也有四时而不变者，而“物色”显然属于前者，它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 可见“物色”这个词，总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

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属于生物气候学或者物候学所讲的“物候”。所谓“物候”，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6]（P14）”它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6]（P45）刘勰讲：“‘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都是讲“物色”。这些“物色”，都是随着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与其说是在讲“自然景色”，不如说是在讲“物候”。例如：“灼灼”，讲桃花的华盛之貌；“依依”，讲杨柳的柔弱之貌；“杲杲”，讲太阳之明亮；“漉漉”，讲雨雪之交加；“喈喈”，讲众鸟之和鸣；“喓喓”，讲写草虫之声韵。这一切，无不是对特定季节的气候条件的反映。

刘勰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又讲：“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了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审美感知和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人的审美感知和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历来阐释《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現出來，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夠具有感人的力量。^{[7]（P1732）}”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說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8]（P1732）}”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物色）的变迁，物候（物色）的变迁引起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激动导致文学（辞）的产生。这就是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也就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种基本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及其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就是比他的年代稍晚的钟嵘。钟嵘在他的《诗品序》的开篇，就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9]（P1）

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我们可以联系该文中的另一段话来理解。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其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个“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如上所述，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时，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而当“气”字与“四候”处于同一语境时，这个“气”字更是指气候。笔者注意到，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10]（P312）}”

许多学者在阐释钟嵘的“气之动物”这四句话时，喜欢引述《礼记·乐记》中的这一段话，以为是钟嵘之所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11]（P1455-1499）}”实际上，《礼记·乐记》的这一段话，并不比钟嵘的话高明。或者说，钟嵘的认识，已经超过了《礼记·乐记》。因为《礼记·乐记》只讲了“物”和“人心”的关系，以及“人心”和“乐”（声、音）的关系，而钟嵘则除了这两层关系，还讲了一个最初的关系，即“气”（气候）与“物”（物候）的关系。

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最初的或者说最本原的关系。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迁，物候的变迁导致人的感情的激动，人的感情的激动导致文学的产生。这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基本的生成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三个程序。钟嵘的表述是完整的。就郭绍虞主编的这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来看，钟嵘的这个表述似乎被某位学者意识到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而且除了这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其它讲《诗品序》的论著，也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原因，当是钟嵘本人的意图，并不在于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是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问题。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探讨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图，语焉不详，所以后人在解释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

刘勰、钟嵘之后，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虽然也有不少人讲到 “气”，但似乎都不是指气候，而是指作家的气质、气派、气息、气味、气习以及作品的气骨、气格、气脉、气势、气度、气韵等等，这些东西都偏于主观方面，与作为客观环境的气候虽然有关，但本身并不指气候。也就是说，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似乎再也没有人触及了。

二，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曾经提到气候与文学之关系

国外的文学批评史料尤其丰富。管见所及，似乎只有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和比她的时代稍后的丹纳曾经提到过气候与文学之关系。

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12]（P146-147）}

这个说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可惜她并没有就此而展开论证。她只是点到为止。在接下来的文字里，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南、北

方文学的差别，但是并没有从气候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差别的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

斯达尔夫人的这句话，可能是受了她的前辈、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里，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法律和气候的关系，指出人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情感因不同的气候而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他没有提到气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可能启发了斯达尔夫人。

比斯达尔夫人的时代稍晚的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这本书里，也提到过气候问题。他说：

每个地域有它特殊的作物和草木，两者跟着地域一同开始，一同告终；植物与地域相连。地域是某些作物与草木存在的条件，地域的存在与否，决定某些作物的出现与否。而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生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3]（P9）

丹纳的说法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所讲的气候，与其说是自然界的气候，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气候”，即“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他只是借自然界的气候与植物的关系，来比喻“精神上的气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至于自然界的气候与文学艺术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实际上并没有讲。

总之，斯达尔夫人只是提到了气候和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丹纳虽然提到了气候，但是他所谓的气候是指“精神上的气候”。他们两位离笔者所讲的“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都还差得很远。

不过他们的提法也有某些值得借鉴的成分。斯达尔夫人所讲的气候，是指“自然的气候”；丹纳所讲的气候，是指“精神的气候”。他们的提法启示笔者，在考察气候问题的时候，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层面来进行：一是“自然的气候”，一是“精神的气候”。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把前者称为“自然气候”，把后者称为“人文气候”。笔者认为：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必须把自然气候、人文气候和文学现象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竺可桢和王梨树曾经利用古典诗词来论证物候问题

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自刘勰和钟嵘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人触及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曾经有人利用古典诗词来证明物候学上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

第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气候学家和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竺先生在他与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这本书里，用了2200多字的篇幅讲“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竺先生指出：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写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们称道不置。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其雕绘而不能亲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种语言的含意，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成就的。^[6]（P14）

竺先生在“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这一节里，先后引用了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李白的《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李白的《扶风豪士歌》、李益的《临滹沱见蕃使列名》、刘禹锡的《竹枝词》（江上朱楼新雨晴）、王之涣的《出塞》、杜甫的《杜鹃》、陆游的《初冬》、《鸟啼》等诗，

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他指出：“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6]（P16）”

在“物候学的定律”这一章里，竺先生又先后引用了白居易、龚自珍、苏轼、柳宗元、杜甫、宋之问、李白、苏辙、陆游、张籍、钱起、参寥子、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15位诗人的20首诗，来证明物候的南北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他强调：“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①[6]（P39）}”

竺先生是我国物候学的奠基人。他利用古代文献资料包括古代诗歌来研究物候学的有关问题，不仅丰富了物候学的材料，论证了物候学的有关定律，也探索出了物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他的启发之下，王梨村先生也写了一本《中国古今物候学》，他使用了更多的古典诗词来证明物候的周期性、顺序性、相关性、指标性、地区性、时代性、灵活性和反常性等九大特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物候问题的认识。 ^{[14]（P11—163）}

虽然竺可桢和王梨村这两位学者的目的都不在研究文学，而是借用有关文学作品来研究物候学，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定律或者特点^①，因而不属于真正的“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例如气候对文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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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物候学，按照竺可桢先生的解释，“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物候学和气候学可以说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观测气候是记录当时当地的天气，如某地某天刮风，某时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热等等。而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从物候的记录可以知季节的早晚，所以物候学也称为生物气候学。”见竺可桢、宛敏渭著《物候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分布和迁徙的影响，对文学家的气质构成的影响，对文学家的审美感知与生命意识的影响，对文学的主题、文体、人物、语言和风格的影响等等，他们都不可能涉及，他们只是借有关作品的题材、意象和景观，来证明物候学的有关问题。但是，他们的实践无疑表明：在气候（物候）和文学之间，是存在一种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乃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从气候学（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至于这种关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气候（物候）如何影响到文学家？文学家又是如何感受气候（物候），进而把它们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等等，这就有待于我们的考察和研究了。

[作者简介]

曾大兴（1958-），男，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词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A].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崔骃.四巡颂[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4]宋荦.《明遗民诗》序[A].卓尔堪.明遗民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汪森.粤西文载·气候论[A].粤西文载[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7]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A].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A].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钟嵘.《诗品》序[A].曹旭.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礼记·乐记[A].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4]王梨村.中国古今物候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