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坚持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论原则，恪守“左图右史”的治学理念，用年代学（chronology）与地理学（geography）“两只眼睛”看文学，关注时间与空间两大要素，使“图”与“史”互相参补印证，力求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历程，探索文学演变规律。所谓“图”，就是运用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描绘文学作品“方輿图谱”，为建构文学地理学（Geography of Literature）奠定基础；所谓“史”，就是运用年代学理论与方法，考订文学作品创作时间，排定文学作品“年代谱系”，  

 为建构文学年代学（Chronology of Literature）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我们在已往的研究过程中，关注“史”者较多，而关注“图”者甚少。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品，故对时间的强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历史同时又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地理空间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演出的舞台，有了地理空间，人物与事件就能立体的凸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如果只考虑时间元素（时代性）而忽略空间元素（地域性），许多问题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从地域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是一个非常古老但又新兴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春秋后期吴公子札聘鲁观乐时已有所论及；称其新兴，则是因为直到近二十年来才有学者开始有所关注。就笔者自己而言，从2002年起开始指导由十四位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组成的学术团队，陆续进行“先秦诗歌地域性与华夏文化演进研究”；近年来，又带领由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二十七位教授、副教授及在站博士后、在读博士生开展“长三角区域文化研究”。当然，笔者在上述学术研究实践之中，既不乏成功的喜悦，更遇到一些理论层面的困惑与操作层面的难度。正鉴于此，由笔者倡导召开了“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博士生暨博士后论坛”，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会议论文集即将结集出版之际，笔者将自己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过程中思考的若干问题陈述于后，作为会议论文集之序，以求教于方家。

一、地域文化生态是文学地域性特征形成的要素之一

 地域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单位，其所指实际上是相当随意和模糊的。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但地域一般与特定的地貌及由此形成的自然地理分野有关，在自然分野基础上形成的地理区划，又强化和充实了地域的概念。我们所谓的地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亦即地域文化生态。因为地域是个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概念，它除了具备空间上相对明确而稳定的形态之外，还具备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的精神形态。自然地理环境是其最表层的东西，而风俗习惯、性情禀性、社会制度是其更深层的东西，其核心层面则是气质、心理、价值观念等。它们都从不同的层面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丹纳《艺术哲学》认为：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1]他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文学创作的三要素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余论》指出：

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2]

 事实上，《吕氏春秋·音初篇》、《管子·水地篇》、《大戴礼记·千乘篇》、《汉书·地理志下》、《文心雕龙·物色篇》等我国古代论著早已开始关注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吕氏春秋·音初篇》：

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3]

 此言因地域方位不同自然就有“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等音乐歌谣之异，而这些起源于不同地域的音乐歌谣在其所产生的地域上一直在传承着。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言山林皋壤等自然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

 环境何以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呢？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管子·水地篇》：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4]

西汉戴德《大戴礼记·千乘篇》：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5]

 此皆言一方水土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亦即不同的地域环境及地域文化生态孕育出人的不同品质、气质及相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6]

 此言由于地域环境不同而民俗民风相异，亦即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环境。今人的论述则更加深入。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指出：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性格好尚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人们的文化创造和文学活动中，环境的作用更为显著。[7]

他特别强调指出：

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显著   的。[8]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也指出：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9]

 的确，地域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地理环境，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及自然风光，也包含着文化遗存。这些不同区域内的文化遗存，正是该区域内历史文化沉淀的必然产物。它有力地制约着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它可以在无形中对人类的思维、情感、审美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产生、发展及风格形成的外部因素。就自然环境论之，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引起人文环境的差异，其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作品的品格。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在人类早期的生活中更为重要。在人类早期，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制约着物质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彼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从而对人们的精神气质、文化心态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远古时代的交通不发达，使人们的生活区域常常为山水所阻隔，彼此缺乏信息沟通，于是在各自的地域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可见，环境之所以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是因为地域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含着不同区域内历史文化的遗留和沉淀。这种客观上的自然环境差异的存在，形成了主观上深层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上的地域性差异。他们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作家的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构成不同地域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外部因素。[10]

 英国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认为：

社会成员自己经常使用空间比喻，例如在谈话中说到社会‘阶梯’、‘金字塔’，抑或‘上流’或‘下层’阶级，或者把个体或群体描述为‘仰视’或‘俯视’别人。社会理论家也同样如此。‘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层建筑），这些比喻就是从地质学和建筑学借来的。[11]

 可见，尽管“空间”与“时间”是两个不同纬度的范畴，但又是两个彼此依存的范畴，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所以，离开了“空间”范畴，恐怕我们连日常表述都成问题，自然谈不上全方位、多纬度地开展学术研究了。这正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与理论起点。

二、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谈论地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溯其源当在先秦时期。《国语·晋语四》载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晋司空季子（胥臣）谓公子重耳曰：[12]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13]

 可见，春秋中期卿大夫已经认识到从传说中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时开始便有了地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问题。夏、商时期的文化状况，已由丰富的地下考古发现证明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别。周初大肆分封诸侯，经数百年的发展，在文化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加的同时，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仍非常突出。[14]两周时期，随着宗族城市（城邦）国家的发展与领土国家的形成，族权与政权合一的血缘国家结构形态的形成与完善，以田野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发展与以地缘为基础的什伍乡里制度的确立，以井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发展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以贵族与君主共政为主要特征的贵族宗君制发展与诸侯国及宗族兼并的出现，这就构成了两周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15]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自然使两周乃至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化形态成为各种地域性文化的综合体。[16]同时，西周虽然建立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邦国，但周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之域仅仅是位于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那些通过分封制度建立的诸侯国家的方土风气、方言土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缘此环境熏习而成长之人物皆有其独特性，并不会因为周王室的政治统治而丧失其地域特征。这是因为姬周文化虽然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但它依然不是广被一切地区的文化。事实上，即就是象汉唐时期相对统一而强大的帝国，统治者所倡导的儒、释、道文化也始终没有成为广被一切地区的文化。[17]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文学，也自然会体现出丰富的地域性特色。

 文学作品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特质的载体，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地域性特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生态特色和地域性特征。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语言、文化传统等；一是来自作家本身，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特质和地域文化知识以及对地域文化传统特色的敏锐感受力，则成为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的关键所在。特定的地域有特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产生的精神产品即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地域的角度来讨论文学，将文史结合、文学与地域结合、文学与文化结合，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的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的地域性结合，归结为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特征。[18]

 同时，先秦两汉时期人民也开始关注并在理论上探讨诗乐对地域文化生态的影响。《礼记·王制》：

（天子）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19]

《汉书·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20]然后王教成也。[21]

《汉书·艺文志》：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2]

 正是由于一个区域内产生的艺术作品，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个区域甚至更大的区域的政治行为及文化生态，故先秦时期的执政者采集民间歌谣或者文人创作的诗歌，来考订政治得失。这种行为必然会影响政府行政策略和文化制度，从而对一定区域的文化产生反作用。因此，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整合的文化生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心态与地域、经济、政治、教育等四大文化生态要素形成了整合性互动关系，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的个人行为。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指出：

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23]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则进一步强调指出：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为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nology）研究。[24]

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特征对地域文化生态的形成又具有反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与理论起点。

三、地域文化板块与文学创作的地域性流派

 文化区是指文化特质综合体的空间单位。文化区的划定，通常采用文化要素叠置法，即先将文化系统中具有代表性及因果关系的重要文化特质选择出来，研究其区域分布状况，文化特质大致重合之处，可视为一个文化区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总是表现出共同的区域特征，形成文化的区域综合体——文化区域。[25]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文化区域具有形式、功能、感觉等三种不同的性质。[26]文化区域又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所谓文化核心区，又被称为文化发达区域，指某一区域内文化稳定发展、长时期繁荣兴盛的地区，它往往是本区域内文化的集中代表，最能体现本区域的基本文化特点。与此相对的则为文化边缘区。当然，文化核心区并非固定不变的，当文化繁荣时期，核心区就扩张，向外辐射；当文化衰微时期，核心区就向内收缩，呈内敛之态。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

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皆析分南北为二种。……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7]

 这篇从宏观方面探讨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研究关系的名作，揭示出一个深刻的学术理念：由于音声、山川的不同而导致了南北民俗与南北文学差异性特质。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28]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则专门申述论证刘氏之说。[29]这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南北两大文化板块说。事实上，据《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西周初期周人已经具有“西土”、“东土”、“南土”、“北土”和“中土”等“五土”这一地域文化生态板块观念了。与“五土”相关的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则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中”所谓“五方”，亦称之为“五邦”。

昭九年《左传》载周景王《让晋率戎伐颖书》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30]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31]巴、濮、楚、邓，吾南土也；^[32]肃慎、燕、亳，吾北土也。[33]

 则周景王十二年（前533年）时，以今山西、陕西及西北地区为其“西土”，以今山东之地为其“东土”，以今河南南部、湖北、重庆及西南地区为其“南土”，以今北京及东北地区为其“北土”。[34]可见，在春秋中期周人已经有“四土”这一地域观念了。

《国语·郑语》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年）王室太史史伯谓王室司徒郑桓公曰：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35]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36]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37]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38]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39]

 此说虽然仅有“南”、“北”、“西”、“东”四方位之名，而后无“土”字，然从其所举之国考之，则实与春秋时期周景王所谓“四土”说相合。故“四土”这一地域观念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有了。

《逸周书·作洛解》：

（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40]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41]

 则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王畿之地即其“中土”。据此，前所谓“四土”者，实即“西土”、“东土”、“南土”、“北土”、“中土”所谓“五土”。与“五土”相关的地域概念则是《尔雅·释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中”所谓“五方”：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42]

 《诗·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登是南邦，世执其功。……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则与“南土”相对者为“南国”、“南邦”。《韩奕》：“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此“北国”即“北土”、“北邦”。故“五土”、“五方”亦可称之为“五邦”。又，《尚书·周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43]《大诰》、《酒诰》、《康王之诰》、《牧誓》等亦见“西土”一词，《洛诰》亦见“东土”一词。可见，周人在西周初期已经具有“五土”、“五方”、“五邦”这一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了。

 这种以地域方位为标准所划分的所谓“五土”、“五方”、“五邦”等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若溯其渊源，则与所谓大禹为了“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夏书·禹贡·序》）而将夏土“画为九州”（襄四年《左传》）密切相关。[44]《尚书·夏书·禹贡》简要记录了各州的名山大川及田土物产，虽未涉及各州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但却为后来从地域角度探讨各地人文、经济开辟了道路。

 《尔雅·释地》：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45]

 则所谓“西土”、“东土”、“南土”，正为《禹贡》“冀州”、“豫州”、“雝州”、“荆州”、“兖州”、“徐州”、“营州”之地。

 周人不仅具有以地域方位为标准所划分的所谓“五土”、“五方”、“五邦”等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五土”、“五方”、“五邦”自然地域之内的文化板块相异。

《礼记·王制》：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谷。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46]

此所谓“五方之民”的“不可推移”之“性”，就是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特质。

《孟子·滕文公上》：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47]

 此言“五方之民”的精神文化特质之“不可推移”性。

 周代各诸侯国分布在辽阔的土地上，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域氛围和历史沿袭。同时，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地域为山水所阻隔，彼此信息沟通较少，逐渐在各自的地域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在此地域产生的语言、文学、风俗民情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不同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都会影响当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正是这些地域文化生态板块具有“不可推移”的精神文化特质，有意无意的用来指导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而孕育出色彩各异的文学作品，孕育出文学创作的地域性风格流派。

 故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他认为：

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各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等等，都属于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48]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与文化生态的地域性研究主要运用文化地理学之人地关系理论；而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则直接来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所谓“空间史学”。美国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将中国经济文化区分为“核心-边缘结构”，认为不仅大的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个层次上的区域均呈现和大区域“核心-边缘结构”相类似的内部差别。[49]日本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差异问题，并逐一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各种原因。[50]这也是我们研究《诗》“国风”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理论起点与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