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北史·文苑传》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咏，此南北之人得失之大较也。”李延寿对生活在南北不同地理环境中作家作品的风格的总体概述，大体不错，问题是造成这种南“清绮”北“贞刚”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在温度、湿度、植被、降水量等自然条件、地理风貌、山水形态以及住房结构、生活习俗、语音语调、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影响到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别。

一、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

 周所周知，南北方无论是地势山形，还是气候植被，抑或河流湖泊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不同，总体说来，南方之山虽不一定在高度上称雄，但多陡峭突兀，形势斩刻，令人望而生畏；北方之山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虽山峦众多，群峰叠起，亦不乏高耸入云、直插霄汉者，然较之南方之山，多显得舒缓、浑圆，少有南方那种其势陡然拔地而起、形如刀削斧劈之山。

 南方地处低纬度地区，多属亚热带气候，雨水充沛，年降水量800米以上，空气高温潮湿，云霞翕张开合，形状瞬息多变，色彩五彩斑斓。影响到植被，树木丛生，蓊蓊郁郁，青山翠竹遮蔽山野，观者难觅其端，难知其深；影响到水，则是江河纵横，湖泊棋布，其势又是广不见边，深不测底，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莫测。而北方则在温带、寒温带控制之下，天气寒冷，雨水稀少，气候干燥，以致那些山多是荒山秃岭，植被稀少，纵然有草木，亦多是灌木丛、芳草地，绝少南方那种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山石轮廓都赤裸裸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而那些河流湖泊，稀稀疏疏，屈指可数，且河多为涓涓细流，湖则多坑池洼地，深可探底，宽可见边，山岭、河流毫无神秘可言。生活于南方人民，走在丛山密林之中，江河湖海之边，不经意间，就可能得到大自然的恩赐，或是大片蘑菇布满眼前，或是累累硕果悬挂头顶，或是肥硕的鱼虾随手可得。而生活在北方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非分之想，他们只能每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1]，还要寄希望于风调雨顺，才能勉强获得维持一家温饱的生活之资。

二、南北生活习俗的区别

 南北之间迥异的天时地理条件，对两地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制约。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影响和制约，往往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中所云：“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天时地理条件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面貌，甚至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在对待现实人生的态度上，在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有着明显不同，试想：南方那杳杳冥冥的林木、奇形怪状的山石，“朝晖夕阴，气象万千”[2]的天气，“急湍似箭。猛浪若奔”[3]的江水，“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4]的洞庭湖，“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5]的巫山云雨，给人的感觉是琢磨不透、把握不定。加之“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呲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6]在瞬息万变的大自然面前，人显得那么地渺小、软弱、微不足道，而充足优渥的生活条件，又使人更多地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更易于产生怠惰偷生的习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护、赐予上，又兼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落后，“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环境和人本身。尤其是他们身处深山大林之中，慷慨而莫测的大自然给他们的心灵带来许多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要产生各种巫鬼崇拜。巫祭活动不仅是他们的心灵寄托，更是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所以，‘信巫鬼，重淫祀’可以代表江南部落民族的主要文化习俗”。而且，“这一现象不同于商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它更少社会内容而多自然崇拜；它是部落公共事务，而少等级之分；其祭祀方法是纵情的而缺乏庄严的气氛”[7]。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孕育的是玄而又玄的道家文化。

 北方中原地区较之南方进入文明时代要早，对自然的认识要深刻、全面，因而不那么“重淫祀”。由于降雨相对较少，山上较少古木参天之景，山石从形状到色彩都相对单调呆板，给人的印象是亘古不变，难以引起人们的无穷遐想。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决定了生长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北方人很难像南方人那样轻易地得到大自然的赐予，锱铢之得，也只能靠辛勤劳动来换取，全然没有意外惊喜。这就造成了北方民族在性格为人上的务实、进取，重目前，轻未来，倡实干，绌玄想，因此才孕育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三、南北文学艺术的不同

 南北两地的习俗、文化一方面受山水地理、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同后者一道作用于个字的文学艺术。钟士伦在《中国古代南北审美文化的差异及其成因》一文中说：“南派……重艺术上的追求创新；北派……谨守中原古法”，反映在岩画创作上，“从制作工具材料和手法上看，北方多用硬质工具敲凿磨刻法；南方……多用软质工具涂赭法。从风格上讲，北方……显得刚劲、朴素、粗狂；南部……显得华丽、柔和、妩媚”[8]。由此可以看出，在美术创作上南北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我们通过《左传》中“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和钟仪鼓瑟而“操南音”[9]的记述以及南方奏曲笛，北方吹梆笛，也可知在音乐风格上同样存在着南北不同。

 不仅绘画和音乐存在着南北不同，文学创作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两地地理、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风格。对此，前人多有论述：“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着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10]“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质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一贵清绮，文胜乎质；一重气质，质胜乎文。……亦自然环境使然。”[11]

 南北文学之不同，可从描写对象和风格流派两个方面来做一比较。首先，从描写对象来看：南人多写自然之景，北人多记社会之事；南人更愿寄情山水，北人多是关注社会；南人偏重于表现主体的理想和激情，北人偏重于再现客观的现实；在表达内心情感时，南人多通过被描写的景物体现出来，北人则往往直抒胸臆；南人写景记事不太注意现实形象的真实性，多借题发挥，目的是抒写其主观感受；北人则强调尊重现实，真实再现生活，目的是以史为鉴。山水之文多出自南方，史乘之作多产于北方。如最早的优秀山水之文《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皆出于南方人之手，最早的山水诗亦为南朝之人所做。一般说来，临山摹水、言情抒怀之作多出于南方；纪言叙事，借史言志之文多作于北人。刘禹锡、柳宗元虽出生于黄河岸边，也写出了《竹枝词》和《永州八记》，那是二人分别在巴蜀、永州为官的结果。而南朝著名的宫廷诗人庾信、王褒分别吟唱出《哀江南赋》、《拟咏怀》等“动江关”之作，则是留滞在北方、背井离乡的结果。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反过来也可以说：“枳生淮南则为橘”。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北朝乐府民歌。一般说来，民歌与文人诗相比较，受外来影响较小，最能体现当地人民的习俗、情感和表现方式。南北朝民歌在题材范围上有很大不同：“南朝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气。北歌则较复杂、充实，有写从军边塞者，有写英雄气概者，有写贫人孤儿之痛苦者，有写兄弟之不相顾者；即属情歌，其中女性亦似朴素，绝少脂粉气。”[12]南北两地情歌，受各自社会环境、风俗习尚影响，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肠虽欲断，目犹烂然。”如《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13]古人有折杨柳送别习俗，诗中写上马、折柳正写送别，尽管柔肠寸断，终不见滴泪外流，绝不作“儿女共沾巾”之态，确是豪爽。北朝民歌大多类此，快言快语，毫无娇羞之色。他如“枕郎左臂，随郎转侧”；“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儿女自言好，故入君郎怀”等也都如此。当女孩子到出嫁年龄而犹未出嫁时，会喊出“阿婆不嫁女，那得儿孙抱？”有时甚至会表现得亟不可待：“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此种话语，在南方民歌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南方人也绝对写不出来，他们尽管也对爱情充满期待，但却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种表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送别时“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以至于泪满长江：“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真是缠绵悱恻，悲恸欲绝。即便是对待负心汉，南北亦有明显之别。北人直云：“欲来不来早语我。”似乎无所谓；而南人却只能悲叹：“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显得无可奈何。同样是遇到阻力，北人会“老女不嫁，踏地唤天”，充满强烈的反抗精神；南人只能“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以至于“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要绳，自经屏风里”，虽然也是一种反抗，但却软弱得多。

 从风格流派说，南方多浪漫主义作家，如庄子、屈原、宋玉之流，北方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之辈。两派中，庄孟皆为善用比喻、寓言阐释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文学巨匠，试以二人文中的用比风格为例说明之。

 孟子和庄子分别为儒道两家重要代表人物，各自为其学说的发扬光大贡献出了抗鼎之力。二人都生值七国争雄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旧的统治已经瓦解，新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值此之际，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或游说诸侯，都试图以自己的“良方”医治国家的痼疾，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正所谓“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形成了处士横议的局面。他们为了驳倒他人的观点，树立自家学说，无论是讲学还是著书，都十分注意语言的文采和修辞，竞相用大量的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以及寓言故事等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抽象深奥的道理，使之变得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从而大大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说服力。孟子和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二人都是善用比喻的艺术大师，但二人的文章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从创作方法和实际效果上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孟子的比喻是现实主义的，如《梁惠王》（上）中的“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告子》（上）中“鱼与熊掌”等，其喻体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目之所及、手之所触之物，不需要劳思费神地去想象。而《庄子》一书中的喻体多是奇特怪诞的事物，往往似真非真，似喻非喻，具有很强的虚拟臆造性，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北冥、南冥、鲲鹏、冥灵、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应帝王》中的支离疏，《外物》中的任公子钓鱼，《则阳》中的触蛮之争等等，都是世间并不存在的“谬悠之词，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可谓想象奇特、夸张大胆，惊天地，泣鬼神。从比喻的效果看，《孟子》一书的比喻贴切巧妙，通俗易懂，如《梁惠王》（上）以“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说明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原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告子》（上）以“鱼与熊掌”比“生与义”，当“二者不可得兼”时，则“舍鱼而取熊掌”，说明“义”比“生”更重要。这些比喻全都明白晓畅，浅近易懂。而《庄子》中的比喻则与此不同，往往不直接道破其旨意，而是对丛集叠出的比喻作精妙传神的描绘，构成一幅奇幻的境界，使人心驰神往。如其代表作《逍遥游》就通过对鲲鹏、野马、尘埃、芥、杯、蜩与学鸠、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列子、宋荣子等一连串事物进行生动描绘，旨在说明无论形体的大与小、寿命的长与短、德能的优与劣，都未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地，只有那些“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变），以游无穷者”才能“恶乎待”，才能真正“逍遥”于世。《则阳》篇作者对触蛮两国为蝇头之利而进行的惨烈征伐做了形象的描绘，旨在表现其厌恶战争的情结。但这些主题作者都不肯直言，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悟”。唐代古文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也可作为北南两派的代表。虽然二人皆为北人，又共同发起并领导了古文运动，文学主张也相同，二人官场遭际亦相近，但生活环境却有较大差别。韩愈虽曾两度贬官岭南，可前后总共不过四五年，而柳宗元一生则主要居官永州、柳州，最后客死柳州，其诗文多写南方山水。因此，他们二人的文风是完全不同的。前人有“韩如潮，柳如泉”之说，可谓正中肯綮。若把韩文比作波涛翻滚、勇往直前的长江大河，柳文则恰似澄静如练、斗折蛇行的一道山泉。通过以上比较，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正如有了水土方有水草，有了水草方有动物这一生物链一样，山水地理、民俗文化、文学创作三者同样成链式结构，一环作用于一环。也正是有了此种山水，才有此种文化，才有了此种文学。

                        （王文才，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