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著作[1]，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自此才开始。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有着一贯的将文学与地域结合的传统，但真正“把古人的那些片段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专论的人，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人”[1](P10)。另外，与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前后的梁启超、丁文江、陈寅恪、陈序经等人也都发表过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是包含文学地理的成分的。应该说，这个年代是文学地理学建设的发轫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地还带有传统的历史学的痕迹。然而，正如曾大兴教授所说，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受前苏联地理学界从20世纪30年代起对德、英、法、美等国蓬勃兴起的人文地理学的批判的影响，以及国内的“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发轫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恢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2]，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的第三章中[3]，都认为应该从空间的或地理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而不是仅仅从时间这个单一的角度去研究文学。1989年，曾大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地理学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4]，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成果客观上回应了金克木等人的呼吁。1995年，曾大兴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后来被誉为“开通代文学家地理研究之先河”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5]，该书详细地考论了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黄霖先生称其“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6]，尽管作者本人认为自己的“这部书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距离，不是一步之遥，而是还有一半的路程”[1]（P4），但是在此后的近20多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都是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人的必备书目。

在完成了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之后，曾大兴开始转入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的考察，他的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第四、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各章。在大体完成了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的考察之后，曾大兴开始转入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的思考。曾大兴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至少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和研究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第二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通过这种影响，考察和研究文学作品（包括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风格、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的地域性。也就是说，考察和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无论是静态的分布，还是动态的分布，都是为了弄清楚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弄清楚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作用而对文学作品所构成的影响，从而回归到作品本体，从而使这种研究最终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而不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这是文学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不一样的地方。”[1]（P4）我们注意到，曾大兴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20多年里，还穿插着一些其他课题的研究，例如词学研究、古今流行歌曲研究、人才学研究、岭南文化研究等等，他在这几个领域也都具有大家公认的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就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本身来讲，他是很有计划性和前瞻性的，可以说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接近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文学地理学研究》第一章为总纲，重点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意义与目标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就第一章所探讨的有关问题作一评介。

一、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把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例如陶礼天教授就认为：“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7]（P5）司徒尚纪教授等人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文学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8]二是把文学地理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方向。例如邹建军教授就认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文学地理学不是一种批评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文学，可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因为它可以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9] 第三种就是曾大兴教授的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曾教授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既不同于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它和二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1]（P40）具体来讲，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 [1]（P41）。

那么，文学地理学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比较合理呢？本人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的确受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但受其影响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说文学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应该属于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我们且看其他因受地理学的影响而产生的相关学科的属性情况。从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来看，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土壤地理学属于农学，森林地理学属于森林学，水产地理学属于水产学，能源地理学属于能源科学、宗教地理学属于宗教科学、语言地理学属于语言学，经济地理学属于经济学，军事地理学属于军事学，社会地理学属于社会学。也就是说，每一个与地理学有关的分支学科都属于它本来的“大类”学科或一级学科，并不属于地理学。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把文学地理学看成是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呢？曾大兴教授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1]（P40）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并不是以地理学为本位，就像历史地理学是以历史为本位从而属于历史学科一样，所以，文学地理学只能是属于文学。曾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那么，文学地理学是否应该如邹建军教授等人主张的属于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辞条是这样界定的：“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10](P2)中国教育部把比较文学列入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上面所提到的受地理学影响而形成的学科均属于该学科大类中的二级学科。依此类推，文学地理学也应该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应该是与比较文学等并列的学科，而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方向。据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一书介绍，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跨国界的文学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比较研究[10](P33—34)，如文学与绘画、音乐、影视艺术等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学与宗教、哲学、心理学、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文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等等 [10](P147—188)。也就是说，无论是乐黛云教授为比较文学所作的界定，还是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所划定的范围，似乎都在强调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国别性以及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没有认定（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文学地理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方向。事实上，文学地理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远较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来得更加密切。既然文学地理学不应该属于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而是属于文学，因此，我赞同曾大兴教授的观点，即文学地理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具体来讲，就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曾教授的这个观点在他后来主编的《文学地理学》一书中表述得更具体、更充分，读者可以参看 [11]（P16—18）。

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2011年4月19日，曾大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版”头条位置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正式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归属、学术意义和发展目标予以明确的界定。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被认为是规划了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蓝图。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份非常简明的文学地理学原理说明。学术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充实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地理学原理。”[12]（P3）2011年11月8日，曾大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版”发表《构建文学地理学“立体图景”》一文，就梅新林教授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必须与它的研究对象相适应，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的描述上，不能忽略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的考察。2011年11月12日，曾大兴在“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总结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对象作了系统的论证和说明。2012年1月，《江西社会科学》首次开辟“文学地理学”专栏，并在首要位置发表了曾大兴的长文《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可以说，《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正是曾大兴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意义与目标等系列问题所作思考的一个总结。

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作品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文学创作主体指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文学接受主体指读者和批评家；文学作品主体则指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诸多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有机整合——作品形态。”[1](P12-13)应该说，这是作者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综合梳理了国内众多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观点之后，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所提出的最全面、最中肯的界定。然而，尽管如此，在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作者本人，也仍然遇到许多困惑和质疑，如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的问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的问题、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问题、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问题、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问题、气候与文学之关系问题等等。面对这些困惑与质疑，作者没 有回避，而是在第二、第四章中理性地分析并尽量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诸多理论问题，他们与第一章的总纲一样成为该书最有理论色彩、最富于思辨、最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常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即便是在文化一体化加速推进的时代，“文学的地域性不会因此而消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更加凸显”[1](P47)；“最有意义的文学地域性的研究恰恰是在国家统一条件下的共时性研究”[1](P51)；又如，在考察文学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时，作者认为，除了需要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外，“还需反过来考察文学(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而这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废”[1](P56)；再如，关于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问题，作者“承认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不认为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静态分布的重要性”[1](P58)；在谈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时，作者认为，“宏观上讲，影响文学家迁徙的原因，首先是自然气候，其次才是人文气候”[1](P100)，“岭南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伤春和悲秋的作品”，“平平淡淡，不够敏锐，不够深刻，不够厚重，缺乏一种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的力度。这是岭南文学的宿命，是特殊的气候条件造成的”[1](P285-286)，诸多新锐的观点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想、闪烁的智慧、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当然，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毋庸讳言的。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限于作者的专业领域，该书所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学地理问题，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中的文学地理问题则少有提及。作者一再感慨有关文学地理学的应用研究还没有展开，其实当代许多作家早已开始了从空间或地理方面进行写作的尝试，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尝试都可视为文学地理学的一种应用。好在作者本人早已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他一再呼吁古代文学同行要与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同行联手，甚至与地理学、社会学、艺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联手，来共同解决文学地理学在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共同完成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部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尝试，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它带有作者深邃的思力、深厚的文学功底、独立不羁的个性、敢于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自由、创新精神的印记。尽管个别观点和论证值得商榷，但这决不影响该书在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过程中的巨大意义。事实上，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往往不是在它怎样不偏不倚地解决了某个问题，而是在于它提出了多少问题，从而开启后人的研究天地。过去的学术大师们是这样做的，今天依然应该如此。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2012年12月10日至12日，曾大兴在广州大学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岭南文学地理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针对有学者提出在法国也有文学地理学的问题，他就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历史与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历史进行比较，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历史在中国有2500年，在法国还不到250年，“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由中国学者梁启超先生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故乡在中国。法国虽然也有文学地理学，但法国学者只是把文学地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例如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米歇尔·尔罗特教授（Michel Collot）就这样讲：“文学地理学在法国，还只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现在文学史在法国仍然是统治性的学科。”[13]曾大兴强调，文学地理学不能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它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它在中国的悠久的历史，它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史料和学术积累，表明它应该是、必须是、而且完全可以是一个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虽然它现在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但是根据近20年来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了。曾大兴的观点在会议上引起热烈反响。可以说，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已经成为这次年会的共识。文学地理学的前景是广阔的，也是诱人的。

[参考文献]

[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3]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社科信息》1989年第12期。

[5]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黄霖《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7]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9]梁璐、司徒尚纪《陕西文学地理初探》，《人文地理》2006年第2期；

[10]刘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1]胡亚敏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李仲凡《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岭南文学地理研讨会论文集》，2012，广州。

[13] 米歇尔·尔罗特（Michel Collot）《文学地理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见“超星学术视频” http://video.chaoxing.com/serie_4000010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