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易》与“随时取义”的思想路线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以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以开始。”[9]（P.122）当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时间的有序性和结构性的时候，这种秩序与有序也延仲到、暗示到思想的层面，成为思想的逻辑法则和结构单位。原型批评家们认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而是潜藏于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心理的和精神的深层结构，这一点中国文化表现得相当突出。《尚书·尧典》记舜语云：“食哉！唯时。”人类最初对时令的认识完全是为着生存的目标，是农时的反映，最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为思想的结构。《周易》开篇即谓“乾，元亨利贞”。“元亨利贞”经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所谓“元亨利贞”是“乾之四德”，孔颖达引《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乾·文言》把这种抽象的析学术语引申为人格与道德的阐释，解释为人格的“君子四德”：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而元亨利贞形成的基础正来源于四时变化的深刻文化启示。孔颖达《文言·正义》谓：“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时。元是物始，于时配春，春为发生，故下云‘体仁’，仁则春也；‘亨’是通畅万物，于时配夏，故下云‘合礼’，礼则夏也；‘利’为和义，于时配秋，秋既物成，各合其宜；‘贞’为事干，于时配冬，冬既收藏，事干了也。”元，是起，是发生，是春天；亨，是承，是生长，是夏天；利，是转，是收获，是秋天；贞，是藏，是终结，是冬天；元亨利贞的道德概念，潜藏着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的丰富而生动的具体的自然意味，自然的结构，也成了思想的结构。正因为如此，《周易》特别强调“四时”在思想上的重要意义，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时义”思想贯穿在《周易》析学体系之中，所以，王弼才解释说：“夫卦者，时也；交者，适时之变者也”；“卦以存时，交以示变”（分别见《周易略例》之《明卦适变通爻》、《明爻通变》）。

    四时的思想结构不仅表现在《周易》的哲学体系上，也反映在佛家的思想意蕴里。佛家有“生住异灭”四相之说，据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六》载：“正观为生。诸行生已即时未坏。正观为老。此已生行望前已灭诸行。刹那自性别异。正观为老。从此诸行生刹那后。即此已生诸行刹那自性灭坏。正观为灭。菩萨观此已生刹那诸行自性。即是生住老之自性。”初有，称为生；后无，称为灭；已生而相似相续，称为住；住之相续转变，称为异。由这一思想结构很容易联想到其所蕴含的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的自然节律，春为初有，为生；夏为相续，为住；秋为转变，为异；冬为荒败，为灭。梁启超甚至按照生住异灭的结构来划分整个中国思想史：“佛说一切流转粗，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四时节律强烈地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律和结构律。

    “随时”是《周易》的一条重要思想原则。“时”字在《周易》中共出现了58处，时的意义常与天的意义相对应，如果天的意义是抽象的话，那么“时”的意义则是具体的，是天意喜怒哀乐的具体表现，春夏秋冬的演变是具体生动的天的意志的演变，是必须遵从的，因此《周易》特别主张要“随时”，强调“随时”的思想意义和绝对权威，随时是不可违逆的“大义”。

        豫之时义大矣哉。《周易·豫·彖》

        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彖》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周易·颐·彖》

        旅之时义大矣哉。《周易·旅·彖》

    《周易》主张变通，而变通的法则是“随时”，《易传》的解释“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系辞上》）。“变通”，就是“趣时”，就是顺应四时的变化规律，这样就从农耕生活对时令规律的顺应转化成对思想法则、对四时的顺应。同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四季时令一样，人生社会及精神领域同样存有这样不可抗拒的“时”和“时令”，人类同样要遵循和顺应这个结构变化的规律。《易传》以“时”释卦，共涉及29个卦象，更有11处以抒情的笔墨反复赞美“时之义大矣哉” “时之用大矣哉”，足见“时”在《周易》中的作用，“时”于是成为《周易》哲学中的核心语词。清人惠栋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其言时也，有所谓：时者，待时者，时行者，时成者，时变者，时用者，时义，时发，时舍，时极者。”[10]《易传》把时解释为天的意志的表现，称为“天时”。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乾·文言》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坤·文言》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彖》

    既然“时”是上天意志的体现，那么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必须遵循四时运转的规律，缘时而动，与时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因此，顺时即为顺天，“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在《周易》中凡属适时、中时，便吉利光明，凡属违时逆时，就凶险黑暗。因此宋代理学家认为研读《周易》的核心就是要“贵知时”，因为“时令模式”是潜藏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处的文化结构，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着广泛的象征意义。

    随时取义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方法，以时取义，以时寓义成为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路线。《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记载：

        问：“读《易》贵知时，今观爻辞皆是因时取义，然非圣人见识卓绝，尽得义理之正，则所谓随时取义，它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为卜筮；今说《周易》者，乃是硬去安排。圣人随时取义，只是事到面前，审验个是非，难为如此安排下也。”

    其实，不惟《周易》，“时”一直是中国思想史关注的重要问题。孟子称赞孔子曰“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赵歧释“时”谓：“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随时运转的确是孔子重要的思想原则，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星转斗移，四时运行牵系着孔子思想的目光，不仅发出了“逝者如斯”的深沉感慨，也上升为“时中”思想的哲学表达。孔子把“时中”直接称之为“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所谓“时中”，就是依时而行，就是“无可无不可”，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把四时意识推衍到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庄子则是把四时意识普及到物质世界中，自然界有四时，自然界的万物也都有四时。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

        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庄子·庚桑楚》

    春夏秋冬，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存在于人类生命的体系之中。礼乐文化是上古时代根本的文化精神，而“礼”也要遵循“时”的基本原则。《左传》成公十六年（公元前175年）曰：“礼以顺时。”《礼记·礼器》：“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只有顺时、合时、适时，就是符合天意，顺应天时，才能主宰历史创造历史。《礼器》谓：

        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

古典哲学一方面把具体生动的自然世界上升为抽象的“天时”观念，一方面又把四时现象还原到所有生命现象中，以四时现象解释生命的运动变化。传统医学理论的本质是哲学，依照“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淮南子·天文训》）、“内有五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天副人数》）的思想认识，建筑了以四时为核心，由自然之象推知隐蔽的内脏功能的“四时与五脏相沟通”的理论。《素问·六节藏象论》具体指出了“心者，生之本，……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仓康之本，……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人的身体与四时相通，肝通于春，心通于夏，肺通于秋，肾通于冬，四时到达身体的各个器官，表现为四时的节律，一切病变都是四时紊乱不调的表现，是谓“寒暑不时则疾”。（《礼记·乐记》）传统医学“四时脉象”“四时五脏”“四时养生”的知识网络，使身体便具有了气象和时间特征。春夏秋冬四时运转，带给中国哲学无尽的启示，成为随时取义的思想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