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尚武好战，商鞅变法压制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后人形成了秦人重武轻文、秦精神文化落后的总体印象。古今学者论及秦思想文化，多认为战国时期秦物质文化发展很快，而精神文化却远不及东方国家。如有学者指出：“秦文化的实用性表现之三就是它在物质文明方面发达，在精神文明方面逊……秦国的精神文明则远远落后于东方诸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大繁荣的时代，然而秦国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一个独立的学派。”[1]

 与这一说法不同的事实是，战国晚期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国编撰了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中，儒、道、墨、法、阴阳、兵等各家思想共存，甚至各派的一些分支也有著录，为我们全面了解先秦诸子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除此之外，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生、逻辑、教育、农业、艺术、医药、天文等无所不包，有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最高成就，是先秦学术的一大集成。在精神文化较为落后、没有思想家的国家竟然编撰了这样一部集各种思想文化为一体的巨著，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惑，《吕氏春秋》是如何编撰而成的？

 战国时期的秦国精神文化真落后于其他国家吗？仔细勾稽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曰：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李斯不但指出了秦国重用客卿的几个重要时期，同时指出了客卿对于秦国强盛的重要作用。不论出身，不分贵贱，唯才是用，重用外来人才，这是秦国自封国后一贯的用人制度。秦国是平王东迁时始立国，立国时处境异常艰难，平王赐给秦襄公的“岐以西之地”尚在犬戎手中，还常常遭受犬戎的侵扰。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秦国在人才选择上只能是唯才是用，而不能像晋、鲁等国采用“尊尊亲亲”的世袭的用人原则。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各个国君都继承了这一用人制度。因此，在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影响政局的世家大族，秦国却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可以说，秦国偏居西北，最终能够相继灭了六国统一全国，与秦国的用人制度有直接关系。

 战国中后期，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势力的逐步东扩，秦国成为了当时的头号强国。秦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这一地位，对士人无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士人纷纷从各国汇聚到秦国。战国晚期，秦都咸阳已经成为了当时最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咸阳学术中心的形成，促进了战国中晚期秦国思想文化的发达。《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战国中晚期秦国思想文化的发达有关。下面分别论之。

一、秦之墨家

 《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中明确记载了墨子之后墨学曾离为三。墨家三派究竟有什么不同？《庄子》中作了简略说明，《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现当代学者对墨学三派分布地域以及特点作了细致的考证，如蒙文通先生言：“三墨者，即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2]

 秦墨在秦惠王时期最为活跃，前引田鸠、谢子、唐姑果以及墨家钜子腹朜在惠王时期都活跃于秦国。墨家钜子居秦，说明当时墨家在秦国影响之大。《吕氏春秋·去私》：

    墨者有钜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秦国从孝公开始，任用商鞅变法，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严刑罚，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惠王为孝公子，这时法家思想在秦国确立时间并不长，变法内容还需要严格执行。但惠王却因腹朜之故要赦免其子，并且称腹朜为先生，可见腹深受惠王的礼遇与敬重，墨家在秦国地位非同一般。

 墨家在秦国地位如此之重要，自然会吸引一些墨家人物进入秦国。《吕氏春秋·首时》：“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淮南子·道应训》也有记载，文字略异。高诱注：“田鸠，齐人，学墨子术。”田鸠属东方之墨无疑。《汉书·艺文志》载有《田俅子》三篇，《绎史》：“田鸠即田俅”。田鸠有著作传到汉代，在当时应为墨家重要人物。遗憾的是，田鸠居秦三年欲见惠王而弗得见，田鸠在秦国停留三年之久等待惠王的接见，也说明当时秦国墨学在战国时期各国影响巨大。

 《吕氏春秋·去宥》又载：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此事又见《淮南子·修务训》、《说苑·杂言》，唐姑果又作唐姑梁、唐姑等，谢子又作祁射子。高诱注：“唐姓，名姑梁，秦大夫。”当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见秦惠王时，惠王征求唐姑果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唐姑果的意见，足见唐姑果深得惠王的信任。东方之墨者田鸠与谢子在秦国都遭到排斥，可见《韩非子·显学》载墨子之后墨学三个分支之间分歧很严重，它们已经属于不同集团，很难融合。

 秦墨还有著作传世，今传《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不少学者考证就应该出自秦墨者之手。如蒙文通先生通过将《墨子》中《备城门》、《号令》等篇与秦法与秦国官制相比较，认为：“自《备城门》以下诸篇，备见秦人独有之制，何以谓其不为秦人之书？……推而明之，其为秦墨之书无惑也。” [3]

 《吕氏春秋》中《去私》《节丧》《安死》《当染》等篇都反映的是墨家思想，这些篇章应该就是居秦的墨家后学所作。

 墨家思想还渗透到了秦国的政治、军事、法律思想中，是秦国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引腹一段中腹朜没有听从惠王的一片好意，而是坚决杀了自己的儿子，就颇有法家的作风，墨家巨子执法之严格于此可见。《墨子》中有关内容也反映了墨法之间的相似之处。如《墨子·号令》：“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以为事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讙哗，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大将使信人将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三族、车裂等，均是秦之重法。引文语言风格也与《商君书》《睡虎地秦简》语言如出一辙，颇有法律条文斩钉截铁、冷酷无情之风格。三族之法，秦国古已有之，《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二十年（前746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而车裂之法，不见于《商君书》以及《睡虎地秦简》，应来自于秦墨之法。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墨者与秦王既相得，我们要说秦法之中有墨法参与, 总不会认为是无稽之谈吧。”[4]认为墨法是秦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有见地的。这不仅进一步证明战国后期秦国是墨家的重要活动中心， 而且说明秦国的法律深受墨家的影响。

二、秦之道家

 秦国也出现了道家人物。《列子•汤问》：“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容成子据称是老子之师，《列仙传》：“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也。”容成子籍贯不可考，但他居住的崆峒山，近于秦地。《庄子•寓言》又载：“老聃西游于秦。”《列仙传》也有相关记载。老子西入秦的时间，赵逵夫先生考证应是在前501年前后，“老子当生于前570年前后，至其入秦之时，已七十来岁。我以为他应是在彻底厌倦了当时的社会之后，从人生的方面考虑问题，一方面希望逃避在耄耋之年死于刀兵，另一方面想进一步了解秦地所传重生、养生的思想。”老子晚年入秦后还收授门徒，杨朱就是老子晚年所收弟子。《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山木》有“阳子之宋”，成玄英疏：“姓杨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阳子居即杨朱。秦地另一个与老子有关的人是秦失。《庄子•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学者们考证秦失也是秦人，其思想与老子有一致之处。《庄子•齐物论》、《人间世》等篇中提到的南郭子綦（也作南伯子綦），也为秦人。孙以楷等学者考证南郭子綦是庄子的老师。赵逵夫先生就秦地出现众多的道家人物总结到：“我认为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地就有一种重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因为老子思想的影响进一步理论化，成为后来老子思想承传者所张扬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而这一内容又成了后代道教思想产生的麴孽。”

 赵逵夫先生认为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地就有一种重生的观念，甚有见地。关于秦地盛行重生养生观念，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

 秦国医学水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为各国之冠，连当时的北方霸主晋国也要去秦国求医。《左传·成公十年》载：“医缓者，秦人也……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公使缓为之。”而秦景公时的医和，在为晋平公诊断时的一番话已经触及到许多医学中的基本理论原则。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6]

 《国语·晋语八》亦载此事，略异。医和将阴阳、六气与疾病相联系，开了《内经》中病因、病理学的萌芽，“他是见载于书的把阴阳和医学联系的第一位医家”。[7]战国末年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吕氏春秋》，其中《尽数》一篇，则是对医和理论的继续发展，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内经》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论点，就是由医和与《尽数》中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医和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探讨的开始，虽然还显得有些简单，但毕竟是从单纯的就医论医向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质化的研究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为后来的探索指出了方向。阴阳、五行、六气之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许多学科中的观点如天文历法、音乐、地理等都由此生发，医和将自己的理论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可见秦国医学之成就。

       名医扁鹊也曾入秦，“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8]扁鹊为齐国人，他经邯郸，过洛阳，最后入咸阳，说明他这次旅程的目的地就是咸阳。扁鹊不远万里来到秦地，与其久闻秦地发达的医学不无关系。

       秦国医学的发达，与重生观念有直接关系，重生的观念，推动了秦国医学的发展。医学、重生养生思想又吸引了道家人物来到秦国，推动了秦道家的发展。

三、秦之天文历法与五行思想

 上世纪以来有大量的秦简出土，这些秦简中除了法律文书外，数量最多的就是有关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日书》了。目前出土的秦简《日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另一种是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的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睡虎地秦简抄写于秦昭王时期（前237年至前251年），放马滩秦简主要抄写于秦代。

 从事推择时日吉凶的人被称为日者，日书就是日者用来决凶择吉的工具书。《史记》中褚先生补记《日者列传》，但所记录者均为汉代人。《汉书·艺文志》数术类中也记载了大量日书，可惜大都已经亡佚。对于汉代之前的日书情况史籍记载很少，秦简《日书》为我们了解这些书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喜曾做过令史等小官，他将日书作为随葬品，足见当时人对日书之重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时曾云：“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秦始皇曾广召方术士，说明秦代方术士颇受礼遇。秦始皇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由此也看出方士在当时影响之巨大、数术之盛行。

 秦简《日书》中有相当的内容是有关历法及家事的，反映了当时秦国下层社会的文化水平。从《日书》记载看，当时秦国民间文化水平远远超出人们之前的认识。放马滩秦简中记载的内容除了门忌、日忌、占卦、巫医等内容外，还出现了月忌，即说明一年十二月中每月应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9]如“正月东方，四月南，七月西方，十月，凡是是咸池会月矣。不可垣其乡（向）；垣高厚，死。取谷、兵，男子死；谷坏，女子死”。[10]《吕氏春秋》中《十二纪》每篇之前都有一段有关时令的文字，文字内容与《礼记·月令》很相似，这些与《日书》中载月忌作用、性质一致，前后渊源关系十分明显。

  择日总是与天文历法相配合禁忌，日书通常会吸收天文、历谱、杂占等思想。《日书》中已经出现了二十八宿星座的名称以及运行情况的记载，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详细排列了一年十二个月中二十八宿与地支十二辰的对应变化顺序，以星宿表示吉凶，如“十月，心、危、营室大凶，心、尾致死，毕、此（觜）巂大吉，张、翼少吉，柖（招）榣（摇）系未，玄戈系尾”。[11]秦人还将一天分为十六个时辰：“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暮）食男，日中女，日西中男，昏则女，日下则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暮）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12]十六时辰分别为平旦、日出、夙食、暮食、日中、日西中、昏、日下、日未入、日入、昏、夜暮、夜未中、夜中、夜过中、鸡鸣，其中“昏”出现两次疑为抄写之误。

 当时人还观测到一年中白天黑夜的长短比例，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载：

正月，日七夕九，二月，日八夕八，三月，日九夕七，四月，日十夕六，五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日十夕六，七月，日九夕七，八月，日八夕八，九月，日七夕九，十月，日六夕十，十一月，日五夕十一，十二月，日六夕十。[13]

 睡虎地《日书·乙种》中也有类似记载。这段文字意思是说，正月，一天白昼是七分，夜晚是九分；二月，一天白昼是八分，夜晚也是八分等。一年中，以五月日最长夜最短，以十一月日最短夜最长。

 秦简《日书·乙种》中出现了用十二地支与动物相配的文字，分别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豸，[14]十二种动物与现在十二生肖大体相似。甲种中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十二生肖之源流演变有重要意义。

 秦简《日书》中还记载了五行思想。秦始皇时期用五德始终说，德水，尚黑，改十月为岁首，秦始皇的这一改制，学者多认为是接受了齐人邹衍的五德相胜学说。事实上，在邹衍五德始终说传入秦国前，秦国民间就已经出现了五行思想。睡虎地秦简中两处提到五行概念，《日书·甲种》：“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15]《日书·乙种》“十二月”中有“丙丁火，火胜金；戊己土，土胜水；庚辛金，金胜木；壬癸水．水胜火；丑巳金，金胜木。未亥胜土；辰申子水，水胜火”。[16]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土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17]这些记载说明战国后期秦人已经掌握了五行之间相生相胜的关系。五行思想贯穿于《日书》中许多章节，日者往往按照五行的观点和逻辑来解说吉凶。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秦人已用十二律吕配五音、五行以占出、行之休咎”。[18]

 秦简《日书》的出土为我们展现了战国后期秦国下层社会文化发展之水平。如果说睡虎地秦简《日书》呈现的还是秦楚文化杂糅融合的特质与现象，还有楚文化因素的话，放马滩秦简《日书》呈现的就是纯秦文化的特征了。从简文看，战国晚期的秦文化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文化，秦国在天文历法等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四、秦之儒家、兵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秦祖字子南”、“壤驷赤字子徒”之记载，《集解》俱曰：“郑玄曰秦人。”这是秦国有儒家人物的明证，在尚功利的秦国出现儒家人物，颇为难得。

       秦国还出现了战国后期最著名的军事家白起、王翦，二人俱为秦人。司马迁高度赞扬二人，称赞白起“善用兵”，称赞王翦“少而好兵”。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白起、王翦起了重要作用。古今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秦精神文化落后的原因是秦国没有产生思想家，没有产生影响深远的著作。就兵学思想而言，秦国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著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人没有掌握军事理论、秦人不善于带兵作战，秦先后灭亡六国雄辩地说明了秦人是精于兵学的。秦人之所以很少将他们的作战经验与军事理论书之竹帛，与秦人尚实用的风习有关。注重实践能力，忽视理论的提升、总结与整理，是导致秦人理论著作缺乏的主要原因。严耕望先生就指出：“秦之白起、王翦皆名将，善用兵，而不传书说，盖秦人尚质，见之行事，不托之于文辞与？”[19]

 除法家外的其他思想也存在于秦国，还可以有其他佐证，《史记·秦本纪》载：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

 昭王到庄襄王时期的几次大赦罪人，庄襄王时期的“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这些与法家思想都格格不入，反而更接近于儒家、道家思想。这些政令的颁布也说明儒家、道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是存在的，有时甚至影响到国家政令。

 秦国出土文献也反映了这一现象。《睡虎地秦简》中有《为吏之道》一篇，关于本篇之作时，学者们考证，《为吏之道》中有“则”、“正”，不避秦昭王、秦王政讳，其抄写应在孝文王、庄襄王时。[20]从内容看，《为吏之道》是对当时基层官吏进行教育的教科书。反映的思想较为复杂，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成分，具有融合诸家的鲜明倾向，说明了当时官吏精神世界之丰富。如对官吏有关规定的一段：

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21]

 此段明显反映的是儒家思想。秦国以儒家的行为准则来教导官吏，这与人们通常了解的与夷狄同俗、“虎狼之国”、落后野蛮、好战剽悍的秦人截然不同。文中其他文字如“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哀，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又近于道家思想，“审当赏罚”、“敬上勿犯”等句又有法家的影子。总体来说，《为吏之道》中反映儒家、道家思想较为突出，法家却居次要位置。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了秦王享用的许多“娱心意，悦耳目”的宝物都来自山东六国，可以设想秦国在吸收这些宝物时，六国思想文化也会随着这些宝物与士人传入秦国。

       由上可知，除法家外，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等思想在秦国都曾存在，有的还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国医学也居各国之首。战国晚期秦国精神文化与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吕氏春秋》中汇集诸家学说为一炉，为《汉书·艺文志》所载而已散佚的战国诸家学说，大多数都能在《吕氏春秋》中找到一些片段，《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秦国学术大繁荣的标志。

（延娟芹，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