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郡名，今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战国时属于赵国，秦时属九原郡，九原郡是秦始皇的“三十六郡”之一。《史记·苏秦列传》注引《地理志》：“云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汉武帝改曰五原郡”；又引《史记正义》：“二郡并在胜州也。云中郡城在榆林县东北四十里。九原郡城在榆林县西界”；《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河南地，即今河套地区，秦置九原郡；秦亡后，为匈奴所居。《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盐州》：“汉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地有原五所，故号五原”。[1]汉武帝置五原郡，郡治在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辖地相当今天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和达拉特、准格尔等地。《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东汉初年，匈奴南单于分众部屯于五原郡，东汉末年废。魏晋时其地为鲜卑、羌胡所据。西魏改大兴郡置，治五原县（今陕西定边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定边县、宁夏盐池县，属盐州。隋初置丰州，大业中改为五原郡，治九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至库布齐北部地，隋末废。[2]隋极盛之时，是以五原为北部边界的，[3]《旧唐书·地理志》：“其地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际大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极盛也”。

  贞观四年（631），唐朝庭在河套地区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天宝元年（742），改盐州为五原郡，乾元元年（758）复改盐州。[4]《旧唐书·地理志》：

盐州下，隋盐川郡。武德元年（618），改为盐州，领五原、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621），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627），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628），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742），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758），改为盐州。永泰元年（765）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813）八年，隶夏州。旧领县二，户九百三十二，口三千九百六十九。天宝，户二千九百二十九，口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年复置。

  梁师都（？-628），隋将，隋灭亡后割据朔方，后长期依附东突厥，怂恿突厥南侵，是唐初北方一患。贞观二年(628)唐军压境，被堂弟洛仁所杀。五原郡，《旧唐书·地理志》中有不同的名称：“怀元，隋县。界有隋五原郡。武德元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贞观四年（621），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649），又改丰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丰州。领县二，户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在京师北二千二百六里，至东都三千四十四里”。这样在《旧唐书》中就同时有了盐州、丰州、五原郡、九原郡几个不同的名称，指的主要是内蒙古河套地区，[5]治所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其迤北一带。[6]《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盐州州境“东西二百四十八里，南北二百七十里”；“管县二：五原，白池”。[7]关于五原县，《元和郡县图志·盐州》说：“五原县，本汉马岭县地，贞观二年与州同置。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千原、青岭原、可岚贞原、横槽原也”。[8]《新唐书·地理志一》：

盐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本盐川郡。唐初没梁师都。武德元年(618)侨治灵州。贞观元年（627）州省，以县隶灵州，二年（628），师都平，复置州。天宝元年（742）更郡曰五原。贞元三年（787）没吐蕃，九年(789)复城之。土贡：盐山、木瓜、牛。户二千九百二十九，口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县二：有府一，曰盐川。有保塞军，贞元十九年（803）置。五原，上。有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盐。白池。上。本兴宁，贞观元年（627）与州同省，二年（628）复置。景龙三年(709)更名。

  五原虽地处僻远，但紧傍黄河、冲积平原辽阔，海拔不到1000米，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9]《新唐书·地理志一》：丰州九原郡“土贡：白麦、印盐、野马胯革、驼毛褐、氈”。《元和郡县图志·盐州四》：“以其北有盐池，又改为盐州”，[10]五原郡历史上盛产原盐，故有盐州之称，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皆为盐池。《史记·货殖列传》引《史记正义》云：“缘黄河盐池有八、九所，而盐州有乌池，犹出三色盐，有井盐、畦盐、花盐。其池中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盐，掘取若至一丈，则著平石无盐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盐。”《元和郡县图志·盐州》：“盐池四所：一乌池，二白池，三细项池，四瓦窑池。乌、白二池出盐，今度支收糶，其细项池、瓦窑池并废”。在缘黄河的盐池中，最大的盐池当指位于今天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部的吉兰泰盐池，东距黄河一百余公里，现在年产原盐100万吨、精盐20万吨，是中国最重要的盐产地之一。

 五代及宋、辽、金时，五原地区皆为西夏属地；元时属中书省大同路云内州西部地；明清时期，河套地区为蒙古游牧之地；民国时期，归绥远省管辖；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成立陕坝专员公署；1954年，绥远省建置撤销，陕坝专员公署改为河套行政区；1958年撤销河套行政区，成立巴彦淖尔盟；[11]200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巴彦淖尔盟，建巴彦淖尔市。

 

一

 《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12]五原北接大漠，南有黄河，是玄宗《命张知运持节赴军敕》中所言的边防要地：“大漠南守，长河北介，地险可凭，天兵有警”（《全唐文》卷三十四）。五原历史上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地，又是唐王朝的通往北部及西北的交通要冲，历史上军事位置就异常重要。[13]《唐书》曰：“高祖与群臣言备边之事，将作大匠于筠进曰：‘未若多造船舰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黄河之中，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中书侍郎温彦博又进曰：‘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因循其事。’高祖并从之。于是遣将军桑显和堑断北边要路，又征江南习水之士，更发卒于灵州造战船”（《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一《兵部》六十二）。[14]

  唐朝开国以来，五原的军事地位就受到了高度重视。《旧唐书·王道宗传》：“初，突厥连于梁师都，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边人悦服”。王道宗是唐太宗时大将，突厥部的郁射设被王道宗从五原逐出。高宗“永淳中（682-683），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死，朝廷议弃丰保灵、夏”（《新唐书·唐璿传》），朔州长史唐璿（字休璟）以为不可，上《谏罢丰州书》：

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九）

  唐璿认为，五原作为唐王朝的北部屏障，沃野千里，宜于耕牧，秦汉以来就已经列为郡县。从军事角度上看，五原平安，则西北平安；西北平安，则长安平安。如果轻岂五原，不仅河傍之地沦为突厥所有，而且宁州、夏州也不得安宁。“高宗从其言”丰州得以保全。“既而边州建请屯置，尽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进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诮杨再思、李峤、姚元崇等曰：‘休璟谏知边事，卿辈十不当一’”（《新唐书·唐璿传》），唐璿远见卓识，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德宗朝学者、政治家陆贽《论裴延龄奸蠹书》也认为：“平原远镇，扼制蕃戎；五原要冲，控带灵夏”(《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六)，五原郡的战略地位与平原郡（今山东德州一带）一样重要，作为北部边防的咽喉之地，不仅可以阻遏西北吐蕃、北方回鹘的入侵，还可以控制掩映灵州（今宁夏西北部）、夏州（今陕西靖边、内蒙古杭锦旗、乌审旗一带）。

   另外，唐修筑的西受降城就在五原郡，是三座受降城最北的一座，虽冠以“受降”之名，但又不是为了接受突厥贵族投降而建的，而是黄河外侧驻防城群体，与周边军镇、州形成中晚唐时期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带有突出的军事驻防性质。[15]元和八年（813），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上疏朝廷，建议整修天德军旧城：“天宝中，安思顺、郭子仪等本筑此城，拟为朔方根本，其意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党项，北制匈奴，左右钩带，居中处要，诚长久之规”。[1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胡三省音注：“朔方所统有三受降及丰宁、定远、振武三城，皆在黄河北”。《新唐书》《旧唐书》多次写及五原，强调其非同寻常的军事及边防地位。如果五原失守，唐王朝的北部防线就会溃散，进而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由于特殊的军事和边防地位，体现在唐诗中，五原首先是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被诗人格外关注，如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中有这样的描述：

          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

    天街分斗极，地理接楼烦。

          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

    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

          戍古秋尘合，沙寒宿雾繁。

  山水，三水县，西汉置，治今宁夏同心县东，东汉末年后地入羌胡；唐治今陕西旬邑县，属邠州。斗极，北斗星和北极星，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斗极千灯近，烟波万井通”。楼烦，楼烦郡，隋大业四年（608）置，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岢岚、宁武一带，《史记·赵世家》《正义》：“武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楼烦、榆中是也”。诗说驾车越过三水，直抵塞北的五原；五原天空星辰明亮，直连着东南的楼烦。边关上明月静照，云烟聚拢。这里物候与长安殊异，气温早晚冷暖不一；古老的烽戍笼罩在秋天的尘土里，广漠上浓雾弥漫。“山川”二句化用北齐诗人裴让之“方域殊风壤，分野各星辰”（《公馆燕酬南使徐陵》）、陆厥“归来翳桑柘，朝夕异凉温”（《奉答内兄希叔》其一）诗意，意在说北地风物、气候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关陇”“塞垣”“戍古”，点明五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边防重地，边患历代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戍古”，即古戍，于鹄《出塞》其一：“观兵登古戍，斩将对双旌”。开元年间诗人陶翰在《出萧关怀古》诗中写到：

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

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

北虏三十万，此中常控弦。

秦城亘宇宙，汉帝理旌旃。

刁斗鸣不息，羽书日夜传。

  《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四关是守卫中原及长安的险隘。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是三关口以北、古瓦亭峡以南的一段险要峡谷，有泾水相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卢照邻《上之回》：“回中道路险，萧关烽侯多”；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出了萧关一直向北，就进入了五原郡。五原地广千里，关河险阻，是汉唐北部最重要的边关。关外有劲敌无数，装备精良，屡犯边境。虽然秦皇、汉武都曾大张旗鼓北巡五原，传威朔方，但边境上的战事从来就没有停止，刁斗声声，羽书日夜传递着紧急军情。高宗时期诗人沈佺期《塞北二首》其二也说：

胡骑犯边埃，风从丑上来。

五原烽火急，六郡羽书催。

      冰壮飞狐冷，霜浓候雁哀。

将军朝授钺，战士夜衔枚。

      紫塞金河里，葱山铁勒隈。

莲花秋剑发，桂叶晓旗开。

      秘略三军动，妖氛百战摧。

何言投笔去，终作勒铭回。

  诗说敌人来犯、五原军情紧急，唐军出发，一路向北、向西进发，最终将获得胜利。诗中提到多处边塞之名：五原、六郡、紫塞、金河、葱山，皆在北方和西北方，是汉唐重要的边防之地。六郡，西北近塞之地，多出良将。《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颜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河西”。李峤《饯薛大夫护边》“决胜三河勇，长驱六郡雄”。紫塞，晋崔豹《古今注》卷上：“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17]金河，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迳托克托县河口镇注入黄河。[18]葱山，即葱岭，古代对帕米尔高原及昆仑山、天山西段的统称，为“丝绸之路”的要道，汉属西域都护，唐开元中属安西都护府。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二：“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于鹄《出塞》其一：“葱岭秋尘起，全军取月支”。铁勒，即回纥，《新唐书·回鹘传上》：“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世居塞北。由于地处北地、战略地位重要，“五原烽火”在唐诗中就成了边塞战事的代称，贾至《出塞曲》：“万里平沙一聚尘，南飞羽檄北来人。传道五原烽火急，单于昨夜寇新秦”，说北方大漠战火又起，羽檄向南传递、征人望北而来，敌人昨夜又侵入了五原郡。五原郡西邻乌兰布和沙漠、南有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故称“万里平沙”；新秦，指河南地，即五原一带，《盐铁论·结和》：“秦任战胜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取河南以为新秦，而忘其故秦，筑长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史记·平准书》集解引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

 

二

       唐是继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强盛的王朝，疆土面积广大，声威远震四海，举国崇尚武功，赞颂英雄主义品格，这就普遍激发了唐人保家卫国、边塞立功的理想：“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魏徵《出关》）、“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曈曈白日当南山，不立功名终不还”（王建《东征行》）、“家本清河住五城，须凭弓箭得功名”（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二）、“寄言天下将，须立武功名”（张祜《采桑》）、“且愿乐从军，功名在殊俗”（刘长卿《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功名待寄凌烟阁，力尽辽城不肯回”（许浑《寄远》）、“所思在功名，离别何足叹”（陆龟蒙《别离》），从天子、朝廷重臣到普通文人，功名理想贯穿了有唐一代。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为了扫除边患、亲征高丽，“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唐太宗十分感慨：“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玄感，指杨玄感，隋末最早起兵反炀帝的贵族首领。大业九年（613）春，炀帝第二次出征高句丽，命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粮，滞留粮草，屯兵于黎阳，进围洛阳。与北方、西北的其它边关一样，体现在唐诗中，出征和戍卫北部边防重地五原，也就自然含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如卢象《杂诗二首》其一：

家居五原上，征战是平生。

独负山西勇，谁当塞下名。

死生辽海战，雨雪蓟门行。

诸将封侯尽，论功独不成。

  家住五原，惯见烟尘，故一生以征战为事。从辽海（今辽东）到蓟门（今河北蓟县），栉风沐雨，顶风冒雪，转战东西。因惋惜功名未得，故需努力再战。李白《塞上曲》表达是去除边患的愿望：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

  中策，中等谋略。《汉书·匈奴传》：“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匈奴，指突厥颉利部，武德九年（626）七月，曾率十万大军至渭水便桥。时为秦王的太宗独与颉利临水对话，责以负约，颉利愧而退。贞观三年（629），“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李白诗说，朝廷不采用中策，在五原秋草尚绿之时，突厥部纵马犯边；朝廷诏令西征，军队浩浩荡荡行进在阴山下。敌人被肃清后，天下重归太平。阴山，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境内的阴山主峰大青山一段；《括地志·朔州》：“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19]燕支，燕支山，亦作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史记·匈奴列传》引《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元狩二年（前121）春，西汉名将霍去病带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连山，俘获甚多，由此控制了河西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打通了“丝绸之路”。李白提及五原的诗还有一首《发白马》，表达的是同样的边塞立功、保家卫国的愿望：

         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

箫鼓聒川岳，沧溟涌涛波。

      武安有振瓦，易水无寒歌。

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

      扬兵猎月窟，转战略朝那。

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

      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

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白马，春秋时卫国曹邑有白马津，指发兵之地。武安，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伐韩，“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譟勒兵，武安屋瓦尽振”；李白《赠常侍御》：“传闻武安将，气振长平瓦”。易水，《史记·刺客列传》：易水饯别，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里反用其意，指唐军气势高昂，所战必胜。滹沱，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峙县，东流至河北献县臧桥与滏阳河相汇入海。朝那，治今宁夏固原县，西汉置，属安定郡。萧条万里，用班固《封燕然山铭》：“萧条万里，野无遗寇”（《全后汉文》卷二十六）意。全诗说，唐军浩浩荡荡向西北进发，气势高昂，扫清敌人之后便藏起兵器，让五原重归和平，恢复传统的农业耕作。

  五原在历史上一直是唐王朝的北部屏障，关乎着中原及长安的安危。《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三年（787），（盐州）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白居易写成了《城盐州》一诗：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赪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诗副题：“美圣谟而诮边将也”，圣谟，语出《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本谓圣人治天下的宏图大略，后亦为称颂帝王有谋略。李白《明堂赋》:“虽暂劳而永固兮，始圣谟于我皇”。白诗诗题还有小注：“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贞元壬申，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贞元九年（793），德宗下《城盐州诏》，强调五原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

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封疆，按甲息兵，必在于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接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敬，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宏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执能永逸？不有暂劳，执能永逸？(《全唐文》卷五十二)

  边境防务必须从长计议。五原地处要冲，远接大漠，东可达银州、夏州，西连接灵武，紧挨延州、庆州，有“保捍王畿”之重要地位。银州，治今陕西儒林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榆林、米脂、佳县以及衡山县东部地区；夏州，今陕西靖边、内蒙古杭锦旗、乌审旗一带；灵武，今宁夏灵武；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辖境相当今陕西延安、安塞、延长、延川、志丹等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庆阳、环县、合水、华池及陕西吴旗县等地；“千里亭障”，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从今天的行政区域看，五原连通的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北部、甘肃东部的大片区域，这是几乎是德宗时期整个唐代的北部防线。因此修筑五原壁垒，连通了唐王朝的整个北部防线，不仅边关有守，而且可以保证中原尤其是长安的安全，德宗是站在战略高度看待五原壁垒的修筑的。白居易《城盐州》诗赞美德宗修筑盐州城计远谋深、为北部边疆带来了安宁：“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进而追溯高宗、中宗朝事，认为中宗同意张仁愿修筑受降城是英明之举，从此“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旧唐书·张仁愿传》：“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给绝其南寇之路”；“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三受降城筑于景云三年（712）；朝那山，《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作“牟那山”，即今乌拉山，在黄河之北，东起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昆都仑沟，西止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山嘴，战略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直至清代，顾炎武仍在叹赏受降城在北部边防中的重要意义：“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古北口》）。陈寅恪先生对《城盐州》一诗有精辟的阐释，可参看。[20]储光羲之孙中唐诗人储嗣宗《随边使过五原》诗说：“偶逐星车犯虏尘，故乡常恐到无因。五原西去阳关废，日漫平沙不见人”，写五原及以西的阳关，大漠漫漫，寂无人声，同时也表达了对边备松弛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