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是继诗、词、曲后兴盛的中国古典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样式在今天仍然受到相当多人的喜爱，拥有很多作者和读者。

  据张唐英《蜀梼杌》记载，五代时期西蜀即有在门楹上题字的习俗。《蜀梼杌》又称《外史梼杌》，宋代四川新津张唐英（1028—1071）编撰的一部地方史著作。唐英为仁宗皇祐间（1049—1053）进士。《蜀梼杌》为前、后蜀两朝八十年史实之记录。孟昶之“余庆”“长春”联见于该书第四卷即《后蜀后主》编：

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幸）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四库脱符字），以其词工（诸本俱同，蜀刻本作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1]

 “题桃符板于寝门”的记载告诉人们，至迟在后蜀时已出现春联，但许多春联没有留传下来。现存最早的春联当为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

 自宋以降，楹联的发展如涓涓溪水汇成洪流，至清，已成洋洋大观。有学者提出楹联是清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如南怀瑾说：“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2]再如，赵雨说：“先秦诸子、楚辞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散曲、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到了清代，总结和凝炼这种种文体之美的便是楹联。它的长短不拘，却能以对仗和音律的和谐为中心，整合其它种种修辞之美有新创造，将母语的诗性发挥到极致。”[3]清代在集前代文学大成的同时也浇灌出楹联这朵艺术奇葩。

 明代即有楹联别集，清代楹联别集蔚为大观。明代单行楹联别集除李开先，大都附于其诗、词、曲别集之后，清代单行楹联别集约300种，加上附录的楹联别集，以及楹联汇编等，数字相当庞大。另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初至清末，有楹联作品留存的人数约3500人，宋元约40人，明代约200人，清代约3300人。这一呈瓶颈后爆炸式的创作队伍也可让人们想像清代楹联创作之盛。

 实质上，清代楹联自身也经历了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清初至清中叶的楹联虽然较明代繁荣，但作者、作品的数量还未达到蓬勃的程度，清代楹联的全盛期是在道咸至同光时期，而且这种全盛也带有鲜明的区域性。为了更好地描述这种状况，笔者对今传清代楹联作者作了一统计，具体情况列表

       

    

      说明：1、本文只收录楹联作品单独成集或附于诗、文集后的作者。编、辑者皆未录；2、联话作者未录；3、限于篇幅，此处版本情况及作者籍贯、生卒年、科第未予列出；4、馆藏非唯一馆藏。南：南京图书馆；上：上海图书馆；国：国家图书馆；北大：北大图书馆；湘师：湖南师大图书馆；首：首都图书馆；津：天津图书馆；其它简称皆为各省图书馆。5、本表部分馆藏信息来自常江《全国主要馆藏私藏对联书目》。

 现对以上作者及作品相关情况进行统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