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的地域分布

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籍贯可考者有268人，按人数从多到少排列，列表如下：：

      另外，根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书店1981年）统计，清代文学家共1740人，将其地域分布按人数从多到少排列，列表如下：

 比较这两张表，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表三显示，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的分布极为广泛，共涉及23个省份。表四显示，清代文学家分布于22个省份，较之表三楹联作者的分布少了蒙古和吉林，多了山东。因此，可以说，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的分布范围差不多就是清代文学家分布的最大范围。

 其次，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的分布与文学家分布呈正比例关系。文学家人数居第一的江苏省其楹联作者人数亦居第一。文学家人数排名第二的浙江省楹联作者人数第三。如果把文学家和楹联作者人数分别平均分为上、中、下三组，每组平均约为8个省份，可以发现，文学家人数占优势的第一组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福建、上海、广东，楹联作者人数占优势的第一组为江苏、湖南、浙江、福建、安徽、四川、广东、江西，这两者的重合率为62.5%。这种重合不能看作偶然。因此，可以说，楹联的创作是文学作品的创作。稍有意思的是山东，文学家人数排名第五，但却未见一个楹联作者。山东在明代即出现了李开先的《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有楹联创作之先风，按理在清代不可能没有楹联集子出现，这需要从文献搜集整理等其它方面去探析。

 第三，一如文学家分布的区域集中性，今传清代楹联作者亦体现了鲜明的区域集中性。文学家人数排名前三的江苏、浙江、山东占了总人数比例的57.9%，其中江苏、浙江所占比例为51.3%。楹联作者人数南北、东西差异仍然很大，各省份之间数字相差极大。楹联作者排名在前的省份全部为南方省。人数比例上，江苏、湖南、浙江三省共143人，占总人数的46.6%，占籍贯可考人数的53.4。其中江苏占总人数的20.5%，占籍贯可考人数的23.5%。湖南占总人数的13.7，占籍贯可考人数的15.7%，浙江占总人数的12.4%，占籍贯可考人数的14.2%。因此，可以说，清代楹联创作是南方人的创作，是南方长江流域人的创作。这个特点又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楹联作者与文学家分布的正比例关系。

 进一步说，清代楹联盛在江南，江南主要指江苏、湖南、浙江、安徽，但江苏、浙江、安徽的楹联作家风格的趋同性较弱，没有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

 清中晚期江苏楹联别集数量最多，占了清代中晚期楹联别集的六分之一左右[5]，但江苏的楹联创作的整体风格特征不如湖南那样鲜明。江苏优秀的楹联作家以范当世为代表，赵增、许棫、严保庸、殷兆镛、顾文彬、王堃、李承衔、何栻、吴大澂、李恩绶、顾曾烜、赵曾望、窦镇等。他们的楹联创作收获颇丰，风格多样，如，严保庸[6]铸史熔经，风格凝重，如《严氏宗祠》：“率乃祖攸行，慎毋忘万石高风，一竿雅望。    为后昆作则，须记取抗书峻节，讲学真传。”赵增[7]的楹联从平凡处落笔，情感却真挚动人，如《挽次女》“检生前针线衣裳，我肠断矣。    撇堂上翁姑父母，汝心安乎。”《挽孙女》“泣血更椎心，噫吾老矣。    生离成死别，曰有恸乎。”许棫[8]的楹联字字廉悍，亦字字飞鸣，如《刘猛将军庙》：“破拐子马者此刀，史书麻札。    降旁不肯以保稼，功比蓐收。”王堃[9]的楹联情文相生，工而不伤于琢，巧而不涉于纤，如《陶然亭》：“一亭风月，四壁茭芦，胜景乐陶然，占住城南诗画社。    几曲筝琶，万言词藻，雅人咸集此，有名都下道场山。”

 浙江的楹联以俞樾为代表，优秀的作家有汪鸣鸾、陆费燮、吴受福、俞樾、吴昌硕、丁立诚、朱昌燕、徐琪、顾家相、王同伯、王定洋、朱祖谋、罗振玉、张元济等。浙江的作家偏爱集字联创作，如吴受福《石鼓文集字联》、罗振玉《集殷虚文字楹帖》、王同伯《石鼓集联》、俞樾的《金刚经集字联》、《圣教序集字联》、《绎山碑集字联》、《校官碑集字联》、《鲁峻碑集字联》、《曹全碑集字联》、《樊敏碑集字联》等。

 安徽的楹联以薛时雨为代表，薛时雨的楹联风流蕴藉。其他的作家有吴汝纶、汪蟠春、吕凤岐、方濬师、张开模、张祖翼、贺欣、刘声木、李家恒、吕佩芬、梅文昭。吴汝纶[10]的楹联雅重，《为李相题程忠烈祠》：“坚城垂拔，壮士先摧，当时若失左右手。    百战论功，一言决策，如公可谓文武才。”方濬师[11]的楹联语意雄壮、雅中有趣，有的句奇语重，如《挽曾文正》：“衡岳云开天柱峻；    大江星陨石城寒。”

 除此之外，其它一些地区的楹联作家也以他们的努力共同促进了清代中晚期楹联的百花齐放。如齐彦槐[12]、林则徐[13]在楹联中寄托了自己的心志，体现了知识分子关心民生的情怀，他们的作品以充实的内容见长。四川钟祖棻创造了长联的又一个高峰。贵州杨调元[14]集字联的创作丰富了集联的园地。江西江峰青[15]的楹联“昂头天外，奇气咄咄”，如《滕王阁》：“有才人一序在上头，恨不将鹦鹉洲踢翻，黄鹤楼捶碎。    叹沧海横流无底止，慨然思班定远投笔，终子云请缨。”[16]福建林昌彝[17]的楹联浑成，如《吴氏宗祠》：“敬宗收族续箕裘，世世栽培，叶叶栽培，愿孙子履薄临深，厚德留贻，可卜紫山芝盖。    矩祖规曾绵溥泽，时时积累，事事积累，看云礽萌芽结实，崇祠照耀，长光赤水花洲。”广东何又雄[18]的楹联妙中有味，如《教官学署》：“敢云棫朴菁莪化；    不过芝麻绿豆官。”广东许祥光[19]的楹联“以才人之笔，为仁人之言，胞与慈怀，溢于楮墨”[20]，如《挹秀亭》：“酷暑此中消，但期林下清风，常盈我袖。    凉云随处荫，安得人间喜雨，遍记吾亭。”台湾陈维英[21]的楹联恬淡闲适，如《太古巢》：“尝观城市富豪家，篑山沼水，笼鸟盆鱼，纵繁华整饬，究无活泼泼机，似雅而俗。    幸得林泉幽僻地，屏嶂襟江，茵花幄树，只潦草安排，使成坦荡荡境，宜酒与诗。”天津梅宝璐[22]的楹联奇兀恣肆，如《城隍庙戏台》：“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甘肃吴可读[23]的楹联劲拔，不落蹊径，如《挽童耕叔门生》：“百里正强年，不信君归竟先我。    两行垂老泪，非夫人恸而为谁。”河北张之洞[24]的楹联手笔大，气魄沉雄，如《两湖总督署大堂》：“西通巴蜀，南控荆襄，中有九江合流，形胜无双，楚尾吴头一都会。    内修政治，外诘兵戎，兼司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前胡后两文忠。”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楹联之盛在江南与江南醇厚的文风、学风分不开。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重心南移，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教育的发达使文人雅士致力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学术活动，文会诗会、酬唱联题，拜师授徒、结社成派，使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出现“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之说。这可从江南进士中额情况得到佐证。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对江南进士中额情况作过统计得出：“从省份来说，江苏、浙江两省进士人数最多，分别占全国的10.9%、10.5%，合计占全国总数的21.3%，比1/5还要多，即每100名进士中，出自江南地区的就有21个人。”[25]笔者对可考的江苏、浙江籍的楹联作者科第作了统计，结果显示江苏籍作者63人，其中进士14人，占22.2%，浙江籍作者38人，其中进士12人，占31.6%。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传清代楹联作者江浙人数量高于其它地区是其进士数量高于其它地区的必然结果。

 其次，楹联之盛在江南与清代江南书法鼎盛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楹联亦是书法的艺术，书法家将楹联书之于楹柱之举促进了楹联的传播与保存。就楹联而言，联语文本是内容，书法是形式。就书法而言，楹联是形式，是其书风、气魄、骨力的载体。作者为了使其书法作品流布，借助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楹联不失为一个好途径。风景名胜、亭台楼阁上的楹联与书法相得益彰。略举几例：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王文成少时，题于忠肃祠一联云：“赤手挽银河，君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书法遒劲，杭人传为文成真笔。[26]

 [清]易宗夔《新世说》：嘉道以降，何子贞为海内第一书家……先后为人书楹帖以数千计。[27]

 [清]郑燮《郑板桥诗词文选·板桥偶记》江西蓼洲人程羽宸，过真州江上茶肆，见一对联云：“山光扑面因朝雨。  江水回头为晚潮。”傍写‘板桥郑燮题’。甚惊异，问何人，茶肆主曰：‘但至扬州问人，便知一切。’羽宸至扬州，问板桥，在京，且知饶氏事，即以五百金为板桥聘资授饶氏。明年，板桥归，复以五百金为板桥纳妇之费。常从板桥游，索书画。板桥略不可意，不敢硬索也。羽宸年六十余，颇貌板桥，兄事之。[28]

 清代书法家绝大部分分布在江南，情况如下：[29]：

 江苏排名第一，浙江位居第二，占总人数的58.3%。在楹联作者排名中，江苏第一、湖南第二、浙江第三。再看其它数据，安徽、福建、湖南书法家位置排名分别为第三、第四、第五，其楹联作者排名分别为第五、第四、第二，书法排名与楹联作者排名顺序亦呈现出正比例关系。
       第三，楹联之盛在江南还得益于江南园林艺术的发达。清代是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集成时期和巅峰时期，文学与书法成了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部分，所建园林处处有画景，处处有诗意。清代园林之盛数江南，在江南深厚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为了满足家居生活的需要，大量建造以山水为骨干，亭、台、楼、阁、榭、厅、堂、馆、轩、斋、廊、舫、桥为主要建筑的宅园，满足日常聚会、游息、宴客、居住等需要。南方的苏州、扬州、杭州、南京等地古典园林融传统建筑、文学、书法艺术以及叠山理水、花木栽培技术于一炉，是自然美和艺术美高度统一的典范，内涵典雅丰富。园林中处处可见的楹联是沟通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桥梁，是使园林富有诗情画意和人文底蕴的点睛之笔。

二、今传清代楹联作者的时代分布

 统计表所列今传清代楹联作者307人中，生年或卒年可考的有230人，生活年代可以大致确定的有26人，此二者合计共256人。本文将这256人依据其生活和创作年代分为四个代群，见下表：

    说明：1、将某人划入某年段时，生年清晰者以18-20岁所处的年代为标准，仅知卒年者，以卒年上推约50年的年代为标准。2、时代越近，文献保留程度越高，故人数统计多少是不可能公正的。

       从上表可以得知，今传清代楹联作者从顺康时期开始以倍数增长，后一阶段的人数几乎是前一阶段的3倍，同光时期楹联作者的人数是顺康时期的18倍。根据此表，笔者将清前期定为楹联的成熟时期，清中晚期为楹联的全盛时期。下面曲线图可形象描绘这一态势。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时局变化的反映。道光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伴随时局的动乱，战争纷起，一些将领送挽联给死难者作为对死难者的一种褒扬与认可，这种风气影响了楹联创作。道咸时期楹联作者可考籍贯人数为62人，其中湖南有11人，占17.7%，这些湖南籍楹联作者都与湘军有联系。比如：曾国藩、左宗棠、郭昆焘、刘长佑等。当时有“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做挽联”[30]之说。郭昆焘《云卧山庄联语中》卷四为杂联，仅37副，卷五为挽联，却有88副。此风起自道咸，高涨在同治，延续至民国。如成书于道光庚子的齐彦槐《小游仙馆联存》共有楹联70副，其中挽联19副，而清末梁正麟《二知堂联语》一卷共约80副楹联，挽联约65副。

 第二、清代骈文繁荣的反映。

 清代是骈文复兴的时代，骈文创作与选本都蔚为大观，理论探讨也远胜前人。清初骈文在经历了元、明的衰颓之后，尚需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但不久之后经过陈维崧、吴绮、毛奇龄等的努力，骈文呈现复兴态势。乾嘉时骈文创作高峰到来，其成就足以与散文相抗衡。在学术趋于汉宋兼采等更为疏朗的背景下，随着骈文的长足发展，嘉道以降直到清末民初，人们对骈文体格源流的价值认识更为丰富和深入。骈文大家的楹联创作成绩突出，如阮元、孙星衍、洪亮吉、彭元瑞、曾燠等。楹联大家如曾国藩、张之洞的骈文也不同凡响。

 第三，清代考据学的间接作用。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集联上。在本文统计的307位楹联作者中，有68人有集联作品，约占22.1%。清代各个时期的集联数量如下表：

         表七：清代各个时期的集联数量

       集联的发展还与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态势有关。考据学家重学问、读书，涉猎范围极广。考据学“起于明中后期，经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陈启源、毛奇龄诸大家，到乾嘉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时期又回归到以训诂语言文字，考订名物制度为主的注释方式”。[31]与此相适应，清代集联发展走向图如下：

 考据学发展极致的乾嘉时期也是集联的高峰期。

 其次，随着考据中的解读经书、考据索引等出现的集联有陆桂森《春秋左传类联》、佚名《十三经集句类联》、何又雄《春秋对》、支恒荣《京师地名对》等。考据学风下金石之学盛行，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之学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大徵、罗振玉。”[32]此处提到的吴大徵、罗振玉都是集联创作者，吴大徵有《吴大瀓大篆楹联》，罗振玉有《集殷虚文字楹帖》。其他金石爱好者如郑开禧有《知守斋集禊序楹帖》、高心夔有《形景庵三汉碑皳》、田中玉有《集兰亭诗联》、经亨颐有《大松堂集爨联》、黄右原有《汉碑句集联》、王同伯有《石鼓集联》、章钰有《集殷墟文字楹帖》、朱为弼有《集篆隶屏联稿》、许宝蘅有《巢云簃集汉碑字联》等。至清末甲骨文发现后，又出现集甲骨文的联语，如简经纶《甲骨集古诗联》等。

 可以这样说，时局变化、骈文创作的发展和清代考据学风造就了清代楹联的蓬勃发展。

（张小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