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明末清初的文学生态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遗民个案研究、遗民群体研究、地域文学研究、文人团体研究、家乐戏班研究，以及文人年谱的编纂等，来自各个视角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明末清初的文坛，无论立足于明代，还是立足于清代，都是明清六百年文学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历史时期。清初幕府文人交游与幕府文学，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初的文学生态。其中，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府即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个经历了收复台湾、平定三藩的战争烟火，又伴随清初从政治动荡走向经济繁荣的政治军事幕府，又是一个贯穿江南到岭南的文化融合的文人幕府，透过这个幕府的文化与文学活动，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清朝政府是如何收拢人心，治理刚刚得手的大明江山。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个幕府，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初，汉族士大夫对异族满人是如何由抵抗到最终接受并认可的。

吴兴祚（1632-1698），字伯成，号留村，绍兴人，祖上以汉人入旗籍，是清初江山定鼎的功臣和名将。顺治六年（1649），年方18岁的吴兴祚以贡生任江西萍乡知县（在任6年），开始了其辉煌一生的仕宦历程。顺治十二年（1655），迁山西大宁知县（在任6年）。顺治十八年（1661），升山东沂州知州（在任2年）。康熙二年(1663)，转无锡知县（在任13年）。康熙十四年（1675），升福建按察使（在任3年）。康熙十七年（1678），升福建巡抚（在任4年，在福建历宦前后共7年）。康熙二十年（1681），擢两广总督（在任8年，总督府在肇庆），加尚书衔，从一品。康熙二十八年( 1689)，徙山西大同卫，后随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郡县但能如公辈，何须尽起羽林儿。”[1]作为高级军事将领，吴兴祚在清朝收复台湾、平定三藩的硝烟中，吴兴祚都以重要的军事将领身份参与决策和亲临指挥，军功赫赫，体现了吴兴祚作为军事家的智谋和气魄。在任知县、知府、巡抚、总督的数十年中，所治地方，鸡犬相闻，经济蒸蒸日上，体现了吴兴祚作为政治家的非凡智慧和卓越的管理才能。

“誉望超群彦，风流煽四邻。”[2] 吴兴祚不仅是个叱咤风云、沉着应变的军事将军，亦是个仕途通达、政绩卓著的政治官员。一生戎马，“战苦云生纛，摧坚血染袍。”[3] 在吴兴祚离世后秦瀛极扬吴兴祚是个“大人物”[4]。秦瀛评其祖秦松龄为吴兴祚所撰《行状》云：“中间重写厦门之功，其前则详叙无锡之政。”[5]即言吴兴祚政事军功两兼其美。《广东通志》卷四十二《名宦志·省总》称吴兴祚“智名勇功，忠君爱国，不愧古名臣”。

“吴公治冠东诸侯”[6]，吴兴祚是清初著名的军事将领、政坛领袖，也是聪明绝伦的成功的文学家。清初，平定江山的需要，诞生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治理天下的需要，产生了许多卓绝英明的政治家；动乱年代所产生的文学家更层出不穷，而在清前期像吴兴祚于文学、军事、政治皆铸辉煌的历史人物则十分罕见。吴兴祚一生充满传奇，他的文人历程、军事生涯、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吴兴祚自十八岁便踏入仕途，一生仕宦四十余年。其宦迹所至，成就卓著，官位步步高升。除了他本人的超凡才智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幕僚的共同谋划与倾力协助。古代行政与司法混合一体，作为一方最高的行政长官，无论知县、知府、巡抚、总督，都负责管理地方政务，监管财政、税收、府库、司法、监察、征兵等相关事宜，事务庞杂，为了取得更好效益，各个部门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门人才，需要一批幕僚人员协助管理。尤其是清初，鉴于明朝后期冗官现象，使得清朝于江山定鼎之初即不得不果断地裁减那些在易代之际降顺清朝、数目庞大的前明官员。顺治三年（1646）6月8日，清廷下令：“朝廷设官治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下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7]既要撤官员，对官员的职责进行归并，又严格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提高工作效率。这样，在原来靠俸禄的属吏大量减少而行政事务反而增多的情况下，地方长官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其私人助手。这也成为清初十分突出的一种官场现象。叶方霭《云起楼公燕诗序》：“东南诸大县如锡之比，则赋敛之繁、狱讼之口，从宦于此，俯首朱墨之间，左律右牒，群吏环拥，雁行以进。虽有杰特之才，旰不得食，劳不得休。”由于军事、政事的需要，吴兴祚在无锡、福建、两广任上都聘请大量的私人幕僚，汇集了大批精英文士，构成一个庞大的文人幕府。公事余暇，他们赋诗雅集，填词谱曲，绘画论文，又形成了一个有共同创作风格并影响清初文坛的文学幕府。

 “综理繁剧，无废不举”[8]。如果缺少机智与聪慧，即使日夜处理巨县纠纷与民情案牍也难以休闲与轻松，但吴兴祚却能从容地周旋于文坛与政坛之间，“交鸣琴鹤讼庭清，韵事泉亭又落成”[9]。吴绮《梁溪倡和诗集序》总结吴兴祚政事与文学兼具的成就曰：“自延陵以来，不乏季子。然子颜龙占，未闻作赋之能；季重凤观，罕见济时之略。兹兼二美，独在一人。”[10]一般情况下，政坛上叱咤风云之人，难以在文坛上有所建树；而文坛上纵横驰骋之人，也难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吴兴祚却将政事与文学颇为完美地融合为一。“古风浑不让，雅量许谁伦。”[11]吴兴祚为政余闲，扬扢风雅，倡导文化，提携文学才俊，“喜与文土游。一时名士，多共唱酬，颇能沾溉寒士。故人望归之。”[12]据《肇庆府志》，两广总督任上，吴兴祚往往“蹑履花田,泛舟珠海, 与骚人墨客吟咏唱和”。广东陈大成《贺新凉•上两粤制府留村先生》即言吴总督幕府常常“座满王珣郗超辈”。王珣、郗超，乃晋代著名文人才士，为大司马桓温的重要幕僚，“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13]，协助桓温成就大业。可见即吴兴祚幕府一时才俊毕集、引人注目之盛况。叶方霭《云起楼公燕诗序》：“古之善为政者，既勤其赋业矣。而听事之暇，必有台榭游览之娱，宾客谒从之乐。”弛张有序，清初王渔洋是个成功的典范。他在扬州司理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成为千秋佳话。王渔洋作为清初诗坛领袖，几乎无可置疑，一直被时人和后人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论著不断问世。而与其同时在政事与文学的建树可与王渔洋并驾齐驱的吴兴祚则相对黯然。但是，无锡文士陈玉璂则认为，吴兴祚的文学贡献在清初诗坛上王渔洋平分秋色。王渔洋成名的关键是扬州司理任内的广结文人雅士，从而成为清初诗坛旗纛。但较之于王渔洋，“吴伯成大令尤好客，客较阮亭益多”[14]。跟随吴兴祚由福建转广东的山阴幕客金烺即满怀豪情地言吴兴祚：“看参军、幕府尽才人”[15]。屈大均《端州道中望峡口积雪》亦云：“制府宾客颇盛”。在吴兴祚幕府中，聚集了大批明遗民、候阙官吏以及蹒跚于科举征途的落第才子。其中，以浙江、江苏幕客为多，亦有福建、安徽、江西等地的风雅文人。这些幕客长期生活于两广总督幕府，经常奔波于江南与岭南的山程水驿中。由于吴兴祚及众多江南官员任职岭南，同时大量江南文士游幕岭南，江南文人与岭南文人之间词交游，促进了江南与岭南的文化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吴兴祚幕府对整个清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此后清代广东官府的幕僚几乎全部为浙江人所垄断，以至于乾隆以后，出现了垄断全国各政府衙门的“绍兴师爷”——直到晚清、民国。19世纪后期有位监察官员对广东政府拥有极大权力的幕僚“都来自浙江”[16]而深感震惊。

清代政坛，幕僚的巨大作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其中尚小明教授《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即是其中杰作。是著从学术、政治、社会三者之间互动的角度探讨了清中后期官员所组建的幕府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开启了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视角。而对于众多游幕文人的文学创作因与研究“学术”成就的动机无关，故未曾涉及。而幕府学术之外，幕府文学也是清代诗坛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晚明清初的幕府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史可法幕府、龚鼎孳幕府、周亮工幕府等已有相关论文与论著，而成就辉煌、影响巨大的吴兴祚幕府则寂寞无声，甚至连单篇的研究论文也不曾问世，学界的研究未能关注到这个影响清初文坛近半个世纪的文人幕府。与清代中后期幕府文坛生态不同的是，清初的幕府与游幕文人的幕府活动多非直接的学术活动，尽管也有许多是从事地方志的编纂，搜集整理地方文集等学术工程，但清初幕府人员政事余暇的主要兴趣却在文学，其文学影响远远高于学术的影响。

吴兴祚是清代诗坛、政坛两兼其美的历史人物，其幕府的影响主要不在学术，而在文学。严迪昌认为清初词坛空前兴盛，即与康熙初期吴兴祚倡导文学、奖掖人才、推波助澜的文学兴趣密切相关。“吴兴祚梁溪任上，以至后来为闽抚、为粤督，幕下多词人，是沟通吴越及岭南词风的一个媒介人物。”[17]无锡知县之任，奠定了吴兴祚政坛与文坛的双重地位，不仅是词坛，在整个清初文坛上，吴兴祚幕府都举足轻重：清初浙西词派诞生的摇篮，清代诗风的重要奠基者，清初昆曲的直接鼓扬者。更为重要的是，其家庭私塾所编辑的蒙童教科书——《古文观止》作为古文选本经典影响了整个清代的散文发展，至今方兴未艾。

吴绮《梁溪倡和诗集序》：“公（吴兴祚）独致云霄，手挥雷电，以仗钺而兼工草檄，当横槊而犹忆赋诗。”[18]吴兴祚身为雄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仗钺草檄，横槊赋诗，多次在诗词中自比刘备曹操，“文藻追曹刘”[19]，希望能够建立曹刘般的丰功伟业。同时，他也是一个儒雅风流的文职将军，余怀《念奴娇• 祝吴伯成》：“拄颊高吟，人道是，晋代河阳潘岳。”对于吴兴祚幕府文学的巨大成就，邓之诚甚感困惑不解，在其《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中感叹曰：“亦不识簿书丛脞中，（吴兴祚）安有此闲情逸致？”身为政府高官，日理万机，怎么会有如此高昂情致致力于文学，并取得如此令人敬佩的成就。邓之诚茫然而叹，谓吴兴祚具有“兼人之才”。常熟严熊则认为吴兴祚是清初最成功的“林泉吏隐”[20] 者。

清初，王渔洋司理扬州，广泛地结交遗民文人，智慧地树立了自己的文坛声望，奠定了文坛领袖的基础。目前，由于有关王渔洋研究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学界对王渔洋已经了如指掌，尤其是蒋寅教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详细梳理了王渔洋一生的学术活动，细致入微，缜密完善。但是，王渔洋扬州司理任只有四年，而且在顺治末康熙初的几次江南大案（科场案、哭庙案、奏销案）皆未波及扬州，所以，清初扬州的遗民以移民为主，如孙枝蔚，山西煤商；方文，安徽药商；杜浚，湖北塾师。他们的遗民高节和守穷所赢得的声望却非清朝的优惠政策所能招至。而扬州本土的文士则多纷纷奔波于科考的征途，谋求出仕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巨大的波澜。江南大案针对的主要是苏南浙北一带，限定于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四府一县的士绅被黜功名，无奈回归故里。期间，他们也有许多人如陈维崧、邹祗谟等参与到王渔洋举办的扬州红桥修褉，但是，被黜文人流落扬州的数量远远没有四府之多。无锡隶属常州府，又居苏州与常州之间，是奏销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无锡士绅几乎无一漏网。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销案，万余名江南士绅举子被黜乡居恰是吴兴祚无锡知县任上之时。大批文学精英顷刻间失去昨日荣光，悲天悯人，忧郁迷茫。如顾贞观康熙元年（1662）冬《寄吴汉槎书》即云：“弟为奏销所累，青衫已非旧物。……今卖杨雄之赋，不值千金；援纳无资，浪游非计。”凄楚哀怨。吴兴祚与这些被黜士绅密切交游，多次在惠山举办大型诗词雅集，为这些被黜的江南文士提供唱和交流的机会，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江南文坛的一致拥戴。知县太守的亲自主持，突破了江南文人虽然诗酒雅集频繁但往往限于本地知交的少数人的传统，突破地域的局限，将山阴、余姚、杭州、嘉兴、松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文人聚集在一起，吟诗绘画，纵酒高歌。这些被黜士绅除了极少数人如“一文不值”的探花叶方霭通过各种方式重返仕途（被黜一年后，便由徐乾学推荐，重返京师）外，多数人被黜乡里，郁闷难排。其中，或躬耕南亩，享受子孙环绕的天伦之乐，如吴嘉纪；或重新参与科举考试，试图一搏，如计东、万树；或谋求新的发展，走入幕府，如秦松龄、王澐。吴兴祚喜“晋接交游，海内名士尝聘致署中，暇则诗文觞咏，往往倾箧赠之”[21]。即使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辞之征，万余被黜文人中也只有极少数人重返官场，大多数都留居乡里。清初诗坛、词坛上遍被华林的唱和诗词，大批才子佳人的爱情传说、落第举子的苦闷抒写、金榜题名的浪漫理想与大批戏曲传奇的问世即皆被黜文士的归里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批江南文人忧悠乡里的时刻，吴兴祚来到了文人聚集的无锡。在此非常历史时期，吴兴祚无锡幕府笼络了一批文学精英，与他们倾心交友，诗酒唱和，使这个幕府从此进入中国文学发展的史程。

较之于王渔洋，无锡知县任内的吴兴祚成为遗民和被黜文人交流交游的中心，他所提携帮助的众多遗民因此而于史留名。从这个角度说，对清初的文坛与文化的贡献，吴兴祚远远高于王渔洋，其对无锡经济文化的巨大贡献泽被至今。王渔洋因其后来进京、官职日显而被广泛关注，吴兴祚则因由无锡擢八闽，升岭南，尽管官职与日俱增。但由于与京师的距离愈来愈远，因而被学界所忽略。

晚明以来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未因改朝换代而终止，文化风尚习俗反而全部延续下来，“到了17世纪中叶，所有这些变化都达到顶峰”[22]，顺及而至康乾盛世。吴兴祚恰好经历了清朝清除残明势力及清初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恢复与文化重建的整个历程，他的戎马生涯和仕宦经历伴随了这个巨变的全部过程。他既是清初军功赫赫的武将，也是才华并茂的雅士，是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清初前期半个世纪的政治文化踪迹都可以在吴兴祚幕府的生活中找到印证。他的军事、政治兼文学的幕府，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生平资料，使得我们能够据此而全面描绘出中国历史上这个“巨变”时代的进程和细节。他是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慈善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他知识广博，风流儒雅，尤为重要的是，他是把生活当作艺术的具有极高品位的文臣武将。

龚鼎孳《赠锡山令吴伯成重建来悦楼》颂扬吴兴祚政绩曰：“吏事烟霞上，文心鲍谢间。”无锡知县任内，吴兴祚往往在繁忙的公务外，犹能维持闲逸潇洒的情调，或是纵情于山光水色，或是与宾客刻烛赋诗，清言不绝。顾贞观《金缕曲》即言吴兴祚“案积如山卷，尽从容、手书耳受，移时散遣”。其次，与文人、官员、名士的密切往返、诗词唱和。无锡地处南北要冲，运河太湖交汇之区，吴兴祚的爱才下士，使得访客川流不息。这些人因为升官、罢官、旅游及各种公私原因，多流连驻足于无锡，成为吴兴祚日常生活和交游网络的重要一环。再次，对于吴兴祚和过往的文人雅士而言，无锡引人之处，不仅在它的山光水色和物质享受，还因为当地特有的文化、历史传承。这些文化传承固然构成了清初士大夫的共同文化、历史记忆，但因为个人性情和成长背景的差异，不同的士人可能选择不同的方式，寄托对山水、城市的感怀。藉诗文酬唱，吴兴祚在同侪间建立起与王渔洋并驾齐驱的文坛声名。

“千秋佳话，相传皆以人重”[23]。吴兴祚充分地认识到人才的作用，其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其任职之处，都笼络大量的遗民门客、文人幕僚，广泛地交友社会乡绅。他往往为自己幕下人才济济而感到自豪,“人似南皮胜”[24]、“南皮高会客”[25]。魏禧《宋渐堂四十初度序》：“天下之势将在客，吾闻诸高僧云。窃疑：七国各王其土，有互相并兼之志，故纵横游说之术行而客重。……方今天下太平，其势终不得不右武，故将帅之权常重。帅重而帅之客不得轻。何则？名藩巨镇，起自戎马，率以战功拜爵，拥大纛，专千里百城之寄，所能为生民祸福关系天下大利大害者，其气力往往十百于方面之文吏，而文告走对之词，权事之谋，则不得不寄其权于客。”[26]即说明了清初幕僚文人对于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的重要意义。吴兴祚无锡知县职位的连任，经济复苏、社会安定在其上任的第一届内已经基本完成。连任后，吴兴祚着力发展无锡的文化事业，联络江南文人。“圣代含香令，如公有几人。”[27]如果说在江西萍乡、山西大宁、山东沂州任内，吴兴祚尚致力平定叛乱、整治社会治安，无暇顾及文化发展事宜的话，那么，当其第二任无锡知县时，吴兴祚已经胸有成竹地从事文化工程了。礼贤下士，拜访遗老，参与年轻才俊的诗文集会，广泛交游，这就为他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他很注意和深孚众望的前辈遗老交游，这与王渔洋扬州司理任内表现了同样的聪明睿智。前辈遗老都是一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得到他们的接受与认可，就是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