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十九世纪，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渊源，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广东一跃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一时间，以广东社会与粤民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广东叙述”也应运而生，成为声势浩大、数量宏富的晚清小说创作浪潮中颇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这些作品聚焦于广东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内容，在艺术和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特征与新气象，这种新变既是多层面的，也是多维度的，不仅在艺术形式方面有所突破，更在文学主题方面演进拓展，其美学特征与思想气度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对“广东叙述”的历时性梳理，展示发展演进的轨迹，进而指出晚清小说“广东叙述”（主要讨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小说作品，为更好揭示全貌，将兼顾部分十九世纪初期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与思想主题方面的创新之处。

一、十九世纪以前小说中的“广东叙述”概说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濒临南海，风物秀异，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察，远在上古时代，人类祖先就已在此繁衍生息。但自中国迈进文明社会以来，广东境内地广人稀，珠江流域的开发要远迟于黄河、长江流域。千百年来，人们多将目光聚焦于中原文明的辉煌成就，却忽视了珠江文明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

早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番禺（今广州）就已经成为“珠玑、犀、玳瑁、果、布”的贸易集散地。^[1]她的富庶与别具风姿激发了秦始皇一统岭南的决心。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2]至汉代，广东更是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载，汉代的广东徐闻、合浦已是当时重要的对外交通区。^[3]

秦汉以降的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广东的战略地位，客观上也促进了广东经济文化渐趋繁荣。经济文化的富庶加上异样的山水风情，使广东逐渐成为不少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广东的书写颇引人注目。

文人对于广东山水风情的书写，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晋代顾微的《广州记》和刘欣期的《交州记》是早期两部专门描写两广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小说。时至唐宋，随着广东“人文渐开”，也出现一些描写粤民生活的小说作品，如裴铏《唐传奇·崔炜》就是一篇以广东南海为背景的文言小说。时至明代，以广东为背景的小说渐成增多之势。

可以说，从明代中叶开始，以广东为背景、以粤民为主人公而展开故事情节的作品，才真正初具规模，这些作品主要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物形象，所描绘的南国风情和粤民形象有着独特的广东风味。但就叙述心态而言，此时的小说对于广东以及粤民形象的描绘还较为单调，不少作品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将广东视为蛮荒之地的旧观念根深蒂固，言辞之间多有偏见和误解。

如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中，写到温州府秀才韩赞卿“家里穷得火出，守了一世书窗，把望巴个出身，多少挣些家私”，但是当他被选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却认为这是“晦气”。“曾有走过广里的，备知详细，说了这样光景，合家恰象死了人一般，哭个不歇”。^[4]当时小说家对于广东地区的风土人情也有诸多误解：“岭南多大蛇，长数十丈，专要害人。那边地方里居民，家家蓄养蜈蚣，有长（丈）尺余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啧啧作声。放他出来，他鞠起腰来，首尾首力，一跳有一丈来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缠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所以古语道：‘螂蛆甘带’。盖谓此也。”^[5]作者将岭南居民视为生活在荒烟瘴雨之区与蛇兽为伍的蛮民，言辞之间不无偏见。

尽管旧观念令人印象深刻，毕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明代中叶的广东气象已发生大变，商品经济趋于繁荣，省府广州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堪称富庶的商业城市之一。同时也带动了广东城市（包括城镇和圩市）的兴起，如佛山、广州府新会县的江门、东莞县的石龙、增城的新塘、高州府茂名县的梅菉圩、珠江三角洲的八大门以及南澳、海口、海朗砦（属阳江县）等，都是当时“商贾辐辏，廛市星罗”的繁华之地。

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明代学者叶权就认为广州的繁华程度不减苏杭：“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甚至当时的潮州，也俨然发展成为一座颇有商业气象的城市：“潮州在唐时风气未开，去长安八千里，故韩文公以为瘴疠之地。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国初止领县四：海阳、沓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6]

经济的繁荣开始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逐步影响小说家的思想观念，粤地与粤民的形象不断转换出新的面貌来。在外省人眼中，广东商人逐渐赢得“富甲天下”的名声，因此，出现在明代小说中的粤民大都是家底殷实的富户，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广东合浦珠贩宋老儿，“是个大户，有体面的”；^[7]又如《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第四类《劫盗篇》第二则《金簪究出劫财案》中的“潮阳县七都高坪坂”魏仁是个富户，同书第六类《伸冤篇》第二则《究辨女子之孕》中“潮州府北门瓦子巷”的饶庆“家道富足”。

又同书第六类《伸冤篇》第四则《前子代父报仇》中的“潮州平远县”姜逢时；^[8]又如《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九类《谋财骗》之《傲气致讼伤财命》中的广东魏邦材，同书第十六类《婚娶骗》之《异省娶妾惹讼祸》中的广东蔡天寿^[9]等等，都是长于经营的富商，可见当时粤商之名已远播中原。

最值得注意的是至清后期，广东已成为富裕之地的代名词，“贪官污吏，尤以广东为窟穴，其各省无赖之子，人类所不齿者，辄相借贷捐官，以取倍称之息，分省得广东，则亲戚友朋置酒而相贺，到任才数月，莫不满载而归”。^[10]可见，时代不同，世人对于广东的认识也发生巨变。

尽管广东经济繁荣、民众富庶，但是，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也许为历史观念所累，明清小说家对于广东文化的看法竟是未变，多喜表现粤民文化素质不高、未习教化的一面，以至于作品中的粤民大都有重“财”轻“才”的倾向。即使是入学的秀才和监学的学吏，也不注重才学的修养，而只在乎生财之道，这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中有典型反映：“广东一个县学……元来与军民府州一样，是个有名无实的衙门。有便有几十个秀才，但是认得两个‘上大人’的字脚，就进了学，再不退了。平日只去海上寻些道路，直到上司来时，穿着衣巾，摆班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向化之处了。不知国朝几年间，曾创立得一个学舍，无人来住，已自东倒西歪。旁边有两间舍房，住一个学吏，也只管记记名姓簿藉。没事得做，就合着秀才一伙去做生意。这就算做一个学了。”[11]

小说主人公韩赞卿“屡次科第”，终被选派到“广里”这个去处，所见的广东县学的秀才们却与别处不同。“韩赞卿接见已毕，逐个问了姓，叙些寒温，尽皆欢喜。略略问起文字大意，一班儿都相对微笑。老成的道：‘先生不必拘此，某等敢以实情相告。某等生在海滨，多是在海里去做生计的。当道恐怕某等在内地生事，作成我们穿件蓝袍，做了个秀才羁摩着。唱得几个诺。写得几字就是了。其实不知孔夫子义理是怎么样的，所以再没有先生们到这里的。’”[12]

等而下之的粤民则是一些未脱蛮荒的刁顽形象，如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署名“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述”的《皇明诸司公案》卷二《奸情类》之《胡县令判释强奸》，故事发生在广东顺德县，主要人物均为粤民[13]；《彭理刑判刺二形》中涉案的尼姑董师秀即为广州人。[14]又如《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中，《鳄渚究陈起谋命》发生在“潮州府东门巷”；《金簪究出劫财案》发生在“潮阳县七都高坪坂”；《究辨女子之孕》发生在“潮州府北门瓦子巷”等，此类多是公案小说，从这一侧面可看出小说家对于粤民形象多取贬斥之意。

总括来看，明清时代以广东地区为背景展开情节叙述的小说数量不多，整体成就也不高。只有少数作品较有特色，如《世无匹传奇》，该书约成于清初，题“古吴娥川主人编次、青门逸客点评”。作者身份、籍贯不详，但据孙揩第考证，“似广东人作”。[15]故事主要发生地为“广东府仁寿村地方”，稍带涉及省城、南雄府城等地。该书述及明朝初年广东南雄府商民干白虹扶危济困的侠义行径，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情节模式不脱世情小说的窠臼。

另外，《蓝公案》则是一部真实反映清代前期广东潮州社会生活现实的公案作品，其中写到潮州府市镇的富庶：“潮阳之在岭东，固巍然大县也。沃野平田，二百余里，素号产米之区。人物蔚兴，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写到潮人的陋俗——“健逋”、“尚鬼”、“多无赖”、“土风素梗”、“尚怪”等；此书是作者蓝鼎元于雍正五年出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的两年间审案内容之选编，虽然故事情节较强，但近似于用文言写就的纪实性案录。[16]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以前”广东叙述”无论在文本数量还是书写内容上，都没有其他地域题材小说来得丰富。究其原因，应归结于世人对广东地区的传统偏见，尽管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外省人眼中的广东在人文方面还是逊人一筹，仍被视为文化的荒瘠地带。

二、十九世纪以来“广东叙述”故事类型的承继与拓展

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后数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转型期，新事物潜滋暗长，旧传统大势未去，才子佳人、世情民俗等传统故事题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是”广东叙述”力图表现的重点，承继传统仍是”广东叙述”选择题材写作的一大特征。

十九世纪初，在”广东叙述”中，产生了两部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黄岩的《岭南逸史》和题“上谷氏蓉江著”的《西湖小史》。[17]

《岭南逸史》二十八回，该书卷首题“花溪逸士编次，醉园狂客评点，浣琢斋张器也、竹园张锡光同参校”。[18]作者花溪逸士，本名黄岩，生卒年代不详，约为乾隆嘉庆间嘉应州（广东梅县一带）桃源堡人，关于黄岩的生平，其友人浣琢斋张器也所写《<岭南逸史>叙》中稍略提及：“《逸史》者何？花溪逸士所著也。花溪逸士［者］何？余之友耐庵也。其曰岭南者何？详其地也。”[19]现存该书最早版本为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叙写明代万历年间广东省潮州府程乡县（清嘉应州）人氏黄逢玉与四女的才子佳人故事，该书涉及明万历年间的广东嘉应州、罗浮山、嘉桂岭、肇庆、三水、广州等地。但其写法与传统的男女相恋、离散、团圆的才子佳人模式稍有不同，同时受到《三国演义》等的影响，因而兼有历史演义的笔法特点。

《西湖小史》四卷十六回。该书卷首题“上谷氏蓉江著”、“雪庵居士评点”。上谷氏蓉江，生平、籍贯不详，据嘉庆丁丑（1817）李荔云序云，李与蓉江少年时连床三载，后李登科，蓉江多困名场。李于丁丑秋闻蓉江有是书，冬为作序。再加上该书对广东惠州府名胜罗浮山、西湖以及附近地区之地理山川亦记述甚详，可见作者实为大致活动于十九世纪初期至晚清前后的广东籍作家。该书较早版本有咸丰六年(1856) 琅嬛山馆本、光绪丙子(1876) 六经堂重镌袖珍本，主要叙述明朝广东才子侯春旭、陈秋楂与佳人秋娥、春红恋爱婚姻的故事，但其中也有描绘当时惠州博罗县民众不满贪官残暴，官逼民反的情节。

除了才子佳人小说，此时的”广东叙述”还出现了不少关涉普通粤民生活的世情题材的作品，比如吴趼人的《九命奇冤》是对十九世纪初刊行的安和先生《警富新书》的改编，书叙雍正年间广州乡下梁天来、凌贵兴为姑表弟兄，原两家父亲在南雄合伙经商，挣下家私。散伙时因分利不均，心生嫌隙。后因凌贵兴连科下第，经奸人挑拨，却怪天来祖居石室于凌家风水有碍，两家结怨，最终酿成七尸八命的惨祸。小说以广州乡下为故事展开背景，也多涉及广东南雄、省城广州等地的城市生活。吴趼人在改编该故事时有意借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因而在叙述上富有新意。

又如以广东南海县九江墟为故事背景的《陈万言》，有学者考订云：“《广东通志》卷二八一有南海人陈万言，嘉靖丙辰进士，历官江西右参政；又《安徽通志》卷一四四，陈万言于嘉靖三十九年任池州府推官，署铜陵，且言其‘慷慨大度’、‘有风采’、‘多惠政’，本书所叙，或即此人轶事，惟称张溥、周顺昌为其恩师，乃颠倒史实，有意捏合耳。”[20]可见该小说亦是对原本的改编。至于以广东羊城为故事背景的《剃头二借妻》，民俗色彩浓郁，据《绪言》，其时广东剧坛有同名剧目上演。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宣传因果报应的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有拟话本小说集《俗话倾谈》，作者邵彬儒，字纪棠，晚清广东四会人，小说家。少时读书，深明大义。常时“忧患世人多不读书，少明义理，遂弃举子业，游历南海诸名乡大镇墟市，到即为人讲善书，听者忘倦，颇受欢迎。会佛山起广善社，闻纪棠善宣讲，遂敦请为社中宣讲生。每日讲《圣谕广训》一条，次及古今人善恶事可法可戒者。继而，省城复初社、西南敦善社，以及乡场市镇无不延讲。纪棠劳苦不辞，谈论不倦，膳食不计，故远近知名”。[21]与《俗话倾谈》接近的作品还有《鬼神传终须报》（作者不详）、以广州西关为故事背景的《奶妈娥》（题“顺邑冯有为、南海谈天同著”）、以广东顺德大良镇为故事背景的《阿斗官》（作者不详）等。

受“西风东渐”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广东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前沿地区，商贸活动异常活跃，政治事件频发，因此，”广东叙述”的描写内容比之前代又有明显的拓展，海洋商贸与政治时议成为较为突出的两大题材，不仅丰富了题材类型，更在思想内涵上有所拓展。

海洋商贸是晚清小说“广东叙述”最具特色的部分，小说作品关于这一题材描写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越了其他题材，这不仅包括对晚清粤民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的新描绘，对出洋务工者、买办等粤民形象的全新塑造。更深意义上，晚清小说“广东叙述”还试图表现广东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思想演进的主要轨迹。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有很多，其中较早、也较具代表性的是十九世纪初庾岭劳人的《蜃楼志》。

《蜃楼志》二十四回。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刊，卷首有罗浮居士序。该书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庾岭劳人，生平、籍贯不详。按，庾岭即大庾岭，五岭之一，古称塞上、台岭、寒岭、东峤，在江西、广东两省边境，向为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又按，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因此我们基本可认定庾岭劳人为广东籍作家。该书主要叙写广东洋行商总苏万魁及其子苏吉士的商业活动及家庭生活，重点塑造了十九世纪初期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粤商群体形象，艺术再现了清后期广东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中国市民阶层在时代变动时所面临的抉择与不安。对于”广东叙述”而言，这部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广东叙述”由传统模式向近代新模式的重要转变。

除了《蜃楼志》，表现这类主题的作品还包括：以描写粤民家庭生活见长的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吴趼人的《劫余灰》等；以描写买办见长的吴趼人的《发财秘诀》、彭养鸥的《黑籍冤魂》等；还有在十九世纪后期国民发起抗美拒约运动时，产生了大量以粤民的海外生活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如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猪仔记》（作者不详）、黄小配的《宦海潮》、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哀华的《侨民泪》、古之伤心人的《致富术》、《苦社会》（不题撰人）、署名“废物”的《凄风苦雨录》、题“古之伤心人著”的《致富术》、题“平陵浊物叙”的《新七侠五义》等。这些海洋商贸题材内容与传统城市文学题材迥然有别，展示出新的叙事视野，它们往往聚焦于走向世界的粤民开拓者形象，描写他们的坎坷遭际与抗争历程，从而对晚清广东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书写和反思。正是这些作品，突出体现了晚清小说“广东叙述”别具一格的文学个性与文化价值。

关于政治时议的书写则主要体现为对晚清鸦片战争的艺术反映以及对广东官场的揭露与鞭笞。鸦片战争基本上是以广东为中心展开的中西会战，因此，晚清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较多，情节内容与广东及粤民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如张春帆的《黑狱》、题“笑翁撰述”的《羊石园演义》、题“苕溪看破红尘编辑”的《误中误》、元和观秋斋主人的《鹦粟花》、《林文忠公中西战纪》（不题撰人）、《广州乱事记》（今已不存）等。其中，元和秋观斋主人的《鹦粟花》（又名《通商原委演义》）较有特色，全书以战争爆发地——广州、香港、澳门为故事背景，自康熙年间叙至道光年间为止，时间跨度逾百年，大体描绘了清王朝自对外通商以来逐渐没落的发展趋向，预见晚清中国深受西方列强凌辱而无法挽回的必然颓势。其中对鸦片战争的经过及粤民所受战争戕害的描写，颇具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总体而言，这些小说真实再现晚清史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部分作品因描写战事的情节过多，对于社会生活的描写往往笔法较为粗疏，不够深入细致，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晚清时期的广东，正如时人所言：“广东以财雄闻于天下……咸、同以来，政府若有兵事、赈荒、国债、赔款，需大款大饷等项，莫不向广东而搜括，其数常数倍于各省，岁出达数千万万以上，此广东之财耗于政府者也。而贪官污吏，尤以广东为窟穴”[22]因此，晚清时期表现广东黑暗官场的小说也为数不少，其中以张春帆《宦海》、黄小配《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和梁纪佩《七载繁华梦》等作品较为有名。张春帆的《宦海》以多头分叙的结构历数晚清广东官场的种种黑暗现实，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带有明显的夸张色彩。梁纪佩《七载繁华梦》叙写广东英德人苏大阔自光绪甲辰（1904）至宣统庚戌（1910）发家致富以至衰败前后七载所历之事，广泛涉及清廷倒台前夕广东官场的昏暗浊弊，与黄小配《廿载繁华梦》颇可相互参看。

三、晚清小说“广东叙述”的艺术新变

除了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展与更新之外，晚清小说“广东叙述”创作之所以成为当时文坛令人瞩目的特色景观，更在于它实现了素材内容、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方面的艺术新变。

（一）素材内容之新变——首叙西式新潮生活

广东地处中国南海要冲，首当其冲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说我们中国南洋一带，广东是个最紧要的口岸，最富庶的地方，百姓也甚是开通，市面也十分兴旺”；[23] “通商初定，虬髯碧眼，来者日多。买一瓶酒，几个水果，都用整块的金圆、银圆”。[24]显而易见，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开放的中国其他口岸城市相比，粤民更早地感受“西风拂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的理解也更为深入，”广东叙述”将西式生活作为素材内容引入作品，渲染描摹，翘然为时代之引领者，其所描绘的广度和丰富性在同时代作品中极具代表性。

其实，早在清中期，诗人罗天尺赋诗《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就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城新景：“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25]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体味到广东富有特色的时代景观。显而易见，西方文明最早为时人瞩目的，乃是明清以后大量进入的西洋器物以及以洋货交易为名目的商业资本。尤其是到晚清时期，广东“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26]洋货充斥广东社会生活，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状态。晚清小说“广东叙述”对于晚清广东社会生活的书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小说对于洋货的描述，体现了晚清粤民对于西方生活方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的渐进过程。

刊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庾岭劳人《蜃楼志》和写于1905年的黄小配《廿载繁华梦》都是主要以粤民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力作。它们的问世年代虽间隔百年，但书中描述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西化风味。我们试从小说对洋货的描述入手，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从而揭示粤民认知、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心路历程。

《蜃楼志》中出现的洋货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粤民猎奇把玩的对象。如第十五回写苏吉士等人席间饮酒作乐，拿出了一位侑酒的“西洋美人”：“约有七寸多长，手中捧着大杯，斟满了酒。光郎不知把手怎样一动，那美人已站在吉士面前。吉士欣然饮了，又斟了酒。说也作怪，别人动他，他都朝着吉士；吉士动他，他再也不动一步。”[27]正因为洋货成了猎奇赏玩的对象，所以必须是手工精美的佳制。“绝顶的富翁”、洋行商总苏万魁，身边时刻挂着一块“洋表”：“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28]

因为洋货的新潮性质，使得小说中的富民家庭中也纷纷摆设各种西洋器具，洋货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成为区别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志。如书中写到的温盐商，家里的摆设可谓中西结合：“原来老温人品虽然村俗，园亭却还雅驯。这折桂轩三间，正中放着一张紫檀雕几、一张六角小桌、六把六角靠椅、六把六角马杌，两边靠椅各安着一张花梨木的榻床，洋锐炕单，洋藤炕席，龙须草的炕垫、炕枕，槟榔木炕几。一边放着一口翠玉小磬，一边放着一口自鸣锺。东边上首挂着‘望洋惊叹’的横披，西边上首挂着吴刚斫桂的单条。三面都是长窗，正面是嵌玻璃的，两旁是雨过天青蝉翼纱糊就的。”[29]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广东社会，只有官宦、富户才购得起洋货，一般粤民只能视之为奢侈品。并且，从上述引用的文字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此时的粤民追求洋货，毋宁说是着眼于洋货的实用巧便，更多是出于猎奇攀富的心理。

至十九世纪后期，洋货在广东普通粤民家庭已开始普及，甚至已成为粤民家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廿载繁华梦》的故事主人公周庸祐，靠不正当手段谋取母舅的广东关部衙门库书职位，开始与洋务打上了交道，从此家里的一应使费都与“洋”字相关：家里摆设的是“洋式大镜子”、“洋式台椅”、“洋瓷古窑大花瓶”、“花旗自鸣钟”，家中老小晚上睡的是“洋式床子”、“西式铁床”、“西装弹弓床子”、“西式藤床”，家里照明用的是“洋灯子”、“电灯”，吸食“洋膏子”时用的是“洋烟管”、“洋烟灯儿”，看戏用的是“望远镜”，手中使费用的是“洋银”，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有“两张美国办来的上等鹤绒被子”、“大小时钟表”、“荷兰缎子的灰鼠花绉箭耳”等等，无不与“洋”字挂钩。

晚清小说中的粤民家庭，不仅以洋货为常事，甚至还仿制西洋风格筑起了“洋楼”：“从斜角穿过，即是一座大大的花园，园内正中新建一座洋楼，四面自上盖至墙脚，都粉作白色；四边墙角，俱作圆形。共分两层，上下皆开窗门，中垂白纱，碎花莲幕。里面摆设的自然是洋式台椅。……至如洋楼里面，又另有一种陈设，摆设的如餐台、波台、弹弓床子、花晒床子、花旗国各式藤椅及夏天用的电气风扇，自然色色齐备。或是款待宾客，洋楼上便是金银刀叉，单是一副金色茶具，已费去三千金有余。”[30]这与《蜃楼志》中温盐商的家居特色形成有趣的对比，真实反映了十九世纪前后期广东社会生活方式西化程度的明显变化。

考察晚清广东题材诸多作品，几乎都有涉及洋货的相关描述。但追本溯源，几乎可以说，皆当出于《蜃楼志》，而描写洋货的艺术成就皆未有超越《廿载繁华梦》之上者。事实证明，当西方物质文明渗透到粤民生活方方面面时，区别于传统封建城市的消费文化也已悄然在广东城市产生，也必将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城市消费革命。因为引入和呈现了这些富有特色的新潮内容，晚清小说“广东叙述”的整体面貌才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内容而观念、由内容而主题才有了发展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