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声韵问题, 是詹安泰最为用心的问题之一。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他在 《词学研究》这部书稿里就辟有 《论声韵》一章, 专门讨论这个问题。40 年代中期, 他一连发表了两篇论文 《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1944 年) 和 《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1945 年), 在吸收夏承焘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四声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四声之说, 宋人偶一言及, 犹多活用, 不主严守; 元、明作家, 则并四声, 也绝口不谈, 核其所作, 也不过仅守平仄; 到了清初万树作 《词律》, 始倡言四声———尤其是去上必当严守, 可是清初的词人对他的学说并不注意, 所作的词, 依然是仅守平仄; 直到道、咸以后, 四声严守之说, 乃风起云涌, 今日诸老辈言词者没有不兼及四声的了。”[21] (P353—354)詹安泰在四声问题上的态度很理性, 很辩证: “窃意既名填词, 则受声律所限制, 自不可免, 必欲摧陷而廓清之, 则亦不成其为词矣。唯四声无或出入, 似亦过于死执; 况古人名作正多, 必以数家为准, 门户亦似太隘; 既不能施诸歌唱, 协诸管弦, 则除拗调拗句加以严守外, 即仅依平仄填倚, 亦不失其真美也。”[22] (P19)他的主张是: “除拗调拗句”之外, 其它 “仅依平仄”即可, 不必一一严守。这种主张与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是一致的。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则比龙、夏二人要深入、系统些。他说:若株守古词之四声, 则有不可通者三: (一) 词乐既已失传, 虽墨守四声, 仍不能付诸歌喉, 配以丝竹, 以复古人之旧观。(二) 古词同宫调者其声字每有出入, 既难定所适从; 且以少数词家所作者悬为准的, 亦未免固陋自封, 作茧自缚。( 三) 古词常常使用方言、名物, 时、地不同, 读法随异, 虽严守四声, 仍难免出律之嫌。[22] (P19)第 (一)(二) 条理由, 龙榆生和夏承焘曾经讲过, 第 (三) 条理由则是他的独立思考所得。既然有多种理由可以不必严守四声, 如果还要 “株守古词之四声”, 其负面影响就不止一端了。他指出:当代作家, 受其影响者, 守之唯恐或失; 而新进后生, 惮于用心, 患其拘束, 则又持反对之说, 去之唯恐弗力。[23] (P14)数十年来, 词学复兴, 名家辈出。如王幼遐、陈伯韬、郑叔问、朱古微、况夔笙等, 核其所作, 非不踵美宋贤, 然亦不过专严四声之辨, 多和宋贤之作, 毫厘分寸, 不稍宽假而已, 于已失传之词乐, 不一过问已。则信乎词学之大不幸, 而词乐之必终至灭绝矣![23] (P19)“株守古词之四声”的严重后果有三点, 一是守之者唯恐或失; 二是去之者唯恐弗力, 也就是夏承焘所讲的, 一曰诬词体, 一曰破词体;三是只顾守律而忽略了对词乐的考察。这一点, 龙榆生曾指出过。

至于今后应该怎么做，詹安泰提出了两条建议: “(1) 形以求质, 使声情吻合。(2) 变质以求形,使声乐吻合。”关于第一点, 詹安泰的解释是: “词之唱法与乐谱虽已失传, 然即词之声字与其句、调之组织以求之, 其本质之美妙犹在也。”词之声字之运用与句、调之组织, 均宜讲求。 “某调之宜于表现某种情态, 亦以其调中各句之组织与句中各字之配合而定, 故句调与声字须兼资并重。知句调而忽其声字, 或守声调而乖其句调, 厥失维均, 不可不察也。”关于第二点, 他的解释是: “词乐虽不可复识, 其所用之乐器与其用法, 犹有可得考见者。” “既考明乐器与其用法之后, 再依古人唱词之一字一音、一句一拍法,就古词中较为圆美之调, 或取后人较为习用之调, 配以谱字…… ( 然后) 易以今字, 试付管弦。”第一条龙榆生曾经讲过; 第二条则是他的想法。他承认: “使声情吻合, 究心词学者类能言之; 使声乐吻合, 则非究心词学兼精乐理, 兼擅音乐者无能为役。余无慧, 于音乐略无感悟。”[23] (P14—19)他主张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株守四声上, 另求词的出路, 便己便人, 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詹安泰关于 “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的主张, 尤其是不必株守四声的主张, 与常州派一致的, 与朱祖谋、况周颐等桂派人物的主张则大相径庭。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是综合了龙榆生和夏承焘的某些意见之后得出的, 但在四声问题上, 他的研究比龙、夏要系统和深入得多, 其态度也比龙、夏要鲜明得多。他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批评朱、况等人的株守四声, 更是龙、夏所做不到的。

稍嫌不妥的是, 他把郑文焯也当成了株守四声的人, 这不符合事实。如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所云, 郑文焯虽守四声, 但 “也不坚守”, 他对四声的态度与朱祖谋、况周颐有别。

三、强调 “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

常州派以 “意内言外”论词, 强调比兴、寄托, 主张作品要有君国之忧和身世之感。如此尊体不错。他们的问题是, 一旦涉及到作品解读就往往出现偏差, 穿凿附会, 大言欺人, 遮蔽了作品的真相。常州派的这个问题越到后来越严重。虽然周济讲过 “词非寄托不入, 专寄托不出”;[1] (P1643)“初学词求有寄托”, “既成格调求无寄托”[24] (P1630)这样稍通达的话, 但是对常州派的穿凿附会并没起到多少补偏救弊的作用。例如, 张惠言讲温庭筠的 《菩萨蛮》( 小山重叠) : “此感士不遇也, 篇法仿佛 《长门赋》……‘照花’四句, 《离骚》初服之意。”[25](P1609)这还只是就个别作品而言, 而到了陈廷焯那里, 便是 “飞卿词, 全祖 《离骚》, 所以独绝千古; 《菩萨蛮》《更漏子》诸阕, 已臻绝诣, 后来无能为继。”[2] (P41)又如张惠言讲 “碧山咏物诸篇, 并有君国之忧。”[25] (P1616)陈廷焯则讲: “《词选》云: ‘碧山咏物诸篇, 并有君国之忧。’自是确论……或谓不宜附会穿凿, 此特老生常谈, 知其一不知其二。”[2] (P41)正是由于他们越来越顽固, 使得许多人一提起常州派, 一提起寄托, 就生反感。例如王国维就讲: “固哉, 皋文之为词也! 飞卿《菩萨蛮》、永叔 《蝶恋花》、子瞻 《卜算子》, 皆兴到之作, 有何命意? 皆被皋文深文罗织。”[11] (P233)吴世昌甚至讲: “张惠言骗人, 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26] (P2)寄托问题是词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长期以来争讼不已。实事求是地讲, 唐宋词里还是有寄托的, 但是没有常州派讲得那么普遍, 那么玄乎。而王国维、吴世昌等人批评常州派, 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不乏偏颇。例如王国维一面否定温庭筠、欧阳修、苏轼的上述作品有寄托, 一面又说李璟的 《浣溪沙》 “菡萏香消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这两句, “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1] (P196)这就说明词里还是有寄托的, 问题在于如何判断。

相对而言, 詹安泰对待词的寄托问题比较理性, 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 《词学研究》的 《论寄托》这章里, 他对有寄托与无寄托、寄托与时代环境、寄托与比兴、寄托与史实、寄托与穿凿等等, 都做过详细探讨。他认为常州派讲寄托, 有三个明显缺陷。一是专尚寄托而高谈北宋。他说: “常州诸老专尚寄托, 而高谈北宋; 浙水词人, 不言寄托, 而侈论南宋, 均使人不能无所致疑于其间。夫以寄托论词, 北宋固不若南宋之富且深也。”[27] (P130)他认为寄托一事实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唐、五代词, 虽镂玉雕琼, 裁花剪叶, 绮绣纷披, 令人目眩, 而不必有深大之寄托。 ( 有寄托者, 极为少数, 殆成例外) 以其时少忌讳, 则滞著所郁, 情意所蓄, 不妨明白宣泄发抒也。北宋真、仁以降, 外患寖急, 党派渐兴, 虽汴都繁丽, 不断歌声, 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 亦所在多有; 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言, 乃班秩而出。及至南宋, 则国势陵夷, 金元继迫, 忧时之士悲愤交集, 随时随地, 不遑宁处; 而时主昏庸, 权奸当道, 每一命笔, 动遭大僇, 逐客放臣, 项背相望; 虽欲不掩其辞, 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 最多寄托, 寄托亦最深婉。”[27] (P120)二是只主寄托而忽略词家考证之业。他指出: “夫不使人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 则望文生义, 模糊影响之谈, 将见层出不穷; 穿凿附会, 又奚足怪! ”27] (P130)“似此解词, 未免忽略其为人, 而太事索隐……飞卿即因失意而为是词 ( 《菩萨蛮》) , 其寄托亦不若是深远。”[27](P128—129)三是谓凡词必有寄托, 除寄托不足言词。詹安泰指出, 常州派重视词的寄托, 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他们 “一意以寄托说词”, “专以寄托论词”, 则流入 “穿凿附会, 反失其词也”。[27] (P129—130)以上三点切中常州派的要害。王国维、吴世昌等人批常州派, 没有这样具体, 因而缺乏相应的说服力。

詹安泰一面在理论上指出常州派的缺陷, 一面在鉴赏和研究实践中尽量做到实事求是。他的基本经验是 “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他总结 “考明本事”有这样几个途径: 一是 “于作词者之自序或自注”, “以明作词之动机或故实”; 二是利用笺注, 认为 “笺注之作以时代最先者最足征信”; 三是取资于有关词话和笔记, 强调: “本事亦有捏造者, 要当以正史为主, 杂说为辅, 此层不可不知。”[27] (P132)詹安泰的 《花外集笺注》, 据其自序, 乃是一本 “专言寄托”的书, 最能体现他对寄托问题的态度。王沂孙的《花外集》存词 55 首 (据詹氏笺注本), 其中咏物词占了近 40 首。张惠言断定 “碧山咏物诸篇, 并有君国之忧”; 陈廷焯更强调张惠言的话 “自是确论”。可是他们没有做过任何考证, 他们都只是凭感觉说话。詹安泰笺注 《花外集》,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至 1936 年即已完成初稿, 但是一直不敢交付出版。尝自言: “校注笺释, 不下五、六万言, 而犹有疑义, 未能确断, 因亦不敢遽付剞氏。”[28] (P199)而其用力最多者, 则是有关 “本事”的考证。

在笺注 《花外集》期间, 他还完成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杨琏真加发陵考辨》(1940 年 3 月)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 《乐府补题》所收 37 首词, 包括王沂孙赋龙涎香一首、赋白莲二首、赋莼一首、赋蝉二首的写作背景, 以及王氏其它涉及到 “骊宫”、“深宫”、“太液”、“环妃”、“露盘”、“鬟鬓”诸意象的作品 “本事”, 进而了解其 “君国之忧”, 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以 《齐天乐·咏蝉》一词为例, 周济说: “此家国之恨”; 陈廷焯说: “‘镜暗妆残, 为谁娇鬓尚如许。’当指王昭仪改装女冠。” 端木埰说: “‘西窗’三句, 伤敌骑暂退, 燕安如故。‘镜暗’二句, 残破满眼, 而修容饰貌, 侧媚依然, 衰世之臣, 全无心肝, 千古一辙也。”这首词诚然有 “家国之恨”, 但具体指的是什么, 陈廷焯、端木埰两家的说法均无异于猜谜, 并无说服力。詹安泰指出: “据友人夏承焘考证, 《乐府补题》中咏物诸词, 皆作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之后, 则端木埰 “敌骑暂退, 燕安如故”, 时间不合, 且 《补题》中赋蝉, 十词九用鬟鬓, 实系赋孟后陵事, 与谢翱 《古钗叹》同一故实。”[29] (P54)由于有夏承焘对 《乐府补题》和詹安泰本人对杨琏真加发陵事的考证为依据, 这个说法就要可信得多。

当然, 詹安泰对 《花外集》的笺注, 也难免有 “望文生义, 模糊影响之谈”。例如 《高阳台·纸被》这首词, 詹氏谓 “此词当有所为而发。或者指贾似道及依附似道者”;[29] (P21)又如 《一萼红·初春怀旧》这首词, 詹氏谓 “此或刺廖莹中辈之作”。[29] (P72)在这些地方, 詹氏都忽略了自己所强调的 “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的主张。但是, 总的来讲, 他言寄托的可信度是远远超过了张惠言和陈廷焯等人的, 即如对《高阳台·纸被》和 《一萼红·初春怀旧》这一类作品的解读, 他的用语比较审慎, 不似张、陈等人, 动辄使用全称肯定判断。詹安泰考证有关作品的 “本事”, 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的出发点, 在于考察作品的写作背景,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容, 以便更准确更全面地评价词人词作。这一点, 与常州派以 “意内言外”说词、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本意是相通的。他超越常州派的地方, 在于尽量地用事实说话,有寄托就是有寄托, 无寄托就是无寄托, 尽量避免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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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龙榆生 《论常州词派》云: “清之末季┅┅常州词派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 更由燕都而广播于岭表。”见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03—404 页。

②蔡嵩云 《柯亭词论》云: “清词派别, 可分三期┅┅第三期词派, 创自王半塘, 叶遐庵戏呼为桂派, 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 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 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 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 以立意为本, 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 故词法颇严。”见唐圭璋辑 《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 5 册, 第 49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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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蔡启贤. 《花外集笺注》后记 [C] . 詹安泰. 花外集笺注.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29] 詹安泰. 花外集笺注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