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 (1902 年- 1967 年) , 字祝南, 号无庵, 广东饶平人。生前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能诗，工词， 擅书法。学术研究涉及 《诗经》、《楚辞》和唐宋词，以词学研究最为知名, 代表作有 《李璟李煜词》(1958 年)、《宋词散论》(1980 年)、《詹安泰词学论稿》(1984 年) 和 《花外集笺注》(1995 年) 等。作为常州派在岭南最后一个代表人物,①詹安泰和常州派的关系表现在词的创作上,更表现在词的研究上。他虽然受常州派影响, 但并不为其门户所限。他在吴文英的评价和词的声律要求方面与常州派的主张一致; 在词的比兴寄托和有关社会价值方面继承了常州派的思想, 但是对其不经考证而胡乱攀扯的做法有重要修正。

一、反对 “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

常州派的开山祖师张惠言并不看好吴文英, 他的 《词选》选唐宋词 44 家 116 首, 对吴文英(梦窗)词一首不选, 王沂孙 (碧山) 词选了四首。周济说他 “为碧山门径所限”。董毅 《续词选》的尺度比张氏《词选》稍宽, 选唐宋词 52 家 122 首, 也只选了吴文英词两首, 王沂孙词仍选四首。周济的 《宋四家词选》把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和王沂孙称为 “领袖一代”的四大家, 选周词 26 首, 辛词24 首, 吴、王词各 20 首, 虽然为吴文英讲了不少好话, 但并不讳言他的 “生涩”和 “过嗜饾饤”。[1] (P1644)至陈廷焯编 《词则》, 选王沂词多达 43 首, 选吴文英词 36 首。陈廷焯认为: “大约南宋词人, 自以白石碧山为冠, 梅溪次之, 梦窗玉田又次之”。[2] (P31)在常州派看来, 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高不过王沂孙。

极力标举吴文英, 甚至把他神化的, 是蔡嵩云称为 “桂派”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②王鹏运讲: “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 运沉博绝丽之才, 几如韩文杜诗, 无一字无来历”。[3]在他看来, 吴词已经具备了与杜诗、韩文相提并论的资格, 如果说杜甫是诗圣, 韩愈是文宗, 吴文英就差不多是词神了。这是神化吴文英的开始。朱祖谋认为, 吴梦窗的成就和地位不是王碧山所能比的, 周济取碧山与清真、稼轩、梦窗分庭抗礼, “拟不于伦”。[4] (P84)他说: “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 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 标为高洁。”[5]又说: “君特以隽上之才, 举博丽之典, 审音拈韵, 习谙古谐, 故其为词也, 沉邃缜密, 脉络井井, 缒幽抉潜, 开径自学, 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6]在他看来, 吴文英道德文章均完美无瑕, 足以垂范万世, 所以他的 《宋词三百首》选吴词多达 25 首, 排位第一, 选周词只有 22 首, 排位第二, 选辛词和王词只有 12 首和 6 首, 排位第六和第十一。况周颐讲: “重者, 沉著之谓, 在气格, 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沉著者, 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 先学梦窗之沉著。即致密, 即沉著。非出乎致密之外, 超乎致密之上, 别有沉著之一境也, 梦窗与苏、辛二公, 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 则梦窗致密其外耳, 其至高至精处, 虽拟议形容之, 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 束发操觚, 勿轻言学梦窗也。”[7](P48)况周颐论词秉承王鹏运之意旨, 标举重拙大, 在他看来, 梦窗词就是重拙大的一个最佳范本。况氏又讲: “性情少, 勿学稼轩, 非绝顶聪明, 勿学梦窗”。[7] (P16)学梦窗居然还需要“绝顶聪明”, 那梦窗岂不是 “绝顶绝顶的聪明”? 这不是神化梦窗是什么?

桂派中的陈洵, 广东新会人, 也极力推崇吴文英, 认为 “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 善矣。唯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 或未洽也”。他主张 “立周、吴为师, 退辛、王为友”。[8] (P4838—4839)他的《海绡说词》一书说吴词多达 69 首, 说周词只有 39 首, 说辛词只有 2 首, 于王词则一首都不说。该书是在朱祖谋的授意之下完成的, 其主张与朱祖谋如出一辙, 就是要力推吴梦窗, 把他神化。朱祖谋的入室弟子杨铁夫, 广东中山人。他回忆说: (1927 年) “走上海, 得执贽归安朱沤尹师, 呈所作, 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勖。始未注意也, 及后每一谒见, 必言及梦窗。归而读之, 如入迷楼, 如航断港, 茫无所得, 质诸师, 师曰: ‘再读之。’又一年, 似稍有悟矣, 又质诸师, 师曰: ‘似矣,犹未是也。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 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 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又一年,加以得海绡翁所评清真、梦窗词诸稿读之, 愈觉有得。于是所谓顺逆、提顿、转折诸法, 触处逢源。”在朱祖谋、陈洵的诱导下, 杨铁夫也神化梦窗: “知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 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 而玉田所谓 ‘七宝楼台’之说, 真矮人观剧矣。”[9](P10—11)

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陈洵、杨铁夫等桂派人物讲吴梦窗, 有个共同倾向: 放大优点, 遮蔽缺点。这就把吴梦窗神化了。神化吴梦窗的一个后果是导致部分人学梦窗学得丑态百出。龙榆生指出:

(晚近词家), 填词必拈僻调, 究律必守四声, 以言宗尚所先, 必唯梦窗是拟。其流弊所及, 则一词之成, 往往非重检词谱, 作者亦几不能句读, 四声虽合, 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绝顶聪明,而专务挦扯字面, 以资涂饰, 则所填之词, 往往语气不相连贯, 又不仅 “七宝楼台”, 徒炫眼目而已! 以此言守律, 以此言尊吴, 则词学将益沉埋, 梦窗且又为人诟病, 王、朱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10](P385)

不过, 作为朱祖谋的弟子, 龙榆生一面指出 “唯梦窗是拟”的种种危害, 一面又不得不为他的老师朱祖谋和老师的老师王鹏运辩护, 这是有些矛盾的。神化吴梦窗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一些人全盘否定吴梦窗, 要毁掉这尊偶像。例如王国维就说他 “隔”, “映梦窗, 零乱碧”, “可怜无补费精神”; “砌字”、“雕琢”、“浅薄”, “不求诸气体, 而唯文字是务”等等,[11]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胡适则说 “《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张炎说 ‘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 眩人眼目。碎拆下来, 不成片断。’这话真不错。”[12] (P296—297)显然, 吴梦窗的缺点全被放大了, 优点全被遮蔽了, 这就是造神运动的一般后果。经历了造神运动和毁神运动的吴梦窗, 也就随之而面目全非了。

比较而言, 詹安泰对吴梦窗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理性的。 《读词偶记》(1957 年) 和 《宋词风格流派略谈》(1966 年) 这两篇文章都讲到过吴梦窗。他列举了梦窗词的特点: 一是 “炼字炼句, 迥不犹人,足救滑易之病”; 二是 “以丽密胜, 然意味自厚”; 三是 “亦有气势, 有顿宕, 特不肯作一平易语, 遂不免陷于晦涩。”四是 “用意过事曲折, 故有 ‘不成片断’之讥, 然而细加按索, 自有脉络可寻, 非凑杂成章也,唯不可穿凿求之耳。”[13] (P263)梦窗词的这几个特点, 前人都曾讲过, 詹氏的贡献, 主要是就前人对梦窗词的评论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和公正的评价。他在 《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说:

吴词在当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尹焕誉它可以媲美清真, 冠绝两宋 ( 《绝妙词选》引) ;张炎讥它 “如七宝楼台, 眩人眼目, 拆碎下来, 不成片断”(《词源》), 都不免一偏之见。吴词最吃香的时期是在清中叶以后, 常州派词人周济 《宋四家词选》标揭他和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为四派的首领, 把他们来领导两宋的词家, 说他 “奇思壮采, 腾天潜渊, 返南宋之清泚, 为北宋之秾挚”。之后, 如陈廷焯、朱祖谋、况周仪、陈洵等都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 作为学习的典范, 直到今天, 还有不少写旧词的人受到他们的影响; 甚至还有人故神其说, 说 “梦窗之词, 与东坡、稼轩诸公, 实殊流而同源”(《香海棠馆词话》)。这是不正确的。[14] (P27)

在 20 世纪词学史上, 旗帜鲜明地批评吴梦窗需要勇气, 旗帜鲜明地批评 “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人, 更需要勇气。夏承焘是有一点批评精神的人, 他不仅批评了吴梦窗, 还为张炎做了辩护, 他说吴梦窗的 “有些作品, 读了数遍, 还体会不出是说些什么”; 又说 “张炎不满吴词的 ‘凝滞晦涩’, 提出补偏救弊的主张, 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15] (P404)可是他还是没指名道姓地批评神化吴梦窗的朱祖谋等人。詹安泰不太顾忌学术之外的种种人事关系, 他不仅批评了吴梦窗, 就连那些“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 那些神化吴梦窗的人, 他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通过詹安泰对吴梦窗的评价, 以及他对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桂派词家 “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批评, 我们发现, 其实他的观点是近于常州派的。常州派对吴梦窗的评价, 总的来讲是持肯定态度的, 但比较理性, 他们不像桂派那样只讲吴的优点而不讲缺点, 更没有把他神化。这是常州派高明于桂派的地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 詹安泰把常州派的陈廷焯也说成是 “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 把他和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桂派词家相提并论, 这是不妥当的。陈廷焯 “极力抬高”的并不是吴梦窗, 而是王碧山。这一点, 詹安泰应该是知道的。他在 《花外集笺注》的后面附了 44 条词话, 其中有 31 条是陈廷焯讲王碧山的。陈氏讲过 “南宋词人, 自以白石、碧山为冠, 梅溪次之, 梦窗、玉田又次之”。怎么能说他是 “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呢?

二、主张 “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

蔡嵩云讲: 常州派论词 “以立意为本, 以叶律为末”; 桂派论词则 “以立意为本, 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 故词法颇严。”桂派是不是 “词格颇高”还很难说, “词法颇严”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桂派严于守律, 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所推崇的吴梦窗是严于守律的。朱祖谋称他“审音拈韵,习谙古谐”。二是推崇吴梦窗最力的朱祖谋偏嗜音律。沈曾植 《彊村校词图序》说: “彊村精识分铢, 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 矢口平亭, 不假检本, 同人惮焉, 谓之 ‘律博士’。”[16] (P320)有吴梦窗这个典型, 自己也具备这方面的长处, 朱祖谋就孜孜不倦地教人严守声律。况周颐回忆自己的填词经历时说:“夫声律与体格并重也, 余词仅能平侧无误, 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昔人名作皆然, 则亦谨守弗失而已, 未能一声一字剖析无遗, 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如是者二十余年, 壬子已还, 避地沪上, 与沤尹( 朱祖谋) 以词相切磨。沤尹守律甚严, 余亦恍然向者之失, 龂龂不敢自放。 《餐樱》一集, 除寻常三数熟调外, 悉根据宋、元旧谱, 四声相依, 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沤尹, 与得力于半塘同。”[17] (P433—434)况周颐接受了朱祖谋的教诲, 在创作上做到 “四声相依, 一字不易”之后, 又用来教诲别人。他在晚年写定的 《蕙风词话》一书里讲: “畏守律之难, 辄自放于律外, 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 此词家之大病也。守律诚至苦, 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 自己亦既惬心, 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 仅有某某数字, 于四声未合, 即姑置而过存之, 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 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 忽然得至隽之字……此时曼声微吟, 拍案而起, 其乐何如?”[7] (P12)

在朱、况等人的极力倡导和鼓吹下, 许多填词的人往往死守四声, 甚至不惜牺牲内容和辞藻以就声律。当时一些有识之士, 如冒广生、夏敬观、吴眉孙、张尔田等, 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夏承焘的 《天风阁学词日记》就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如 1938 年 9 月 10 日: “灯下阅鹤翁校 《乐章集》……大抵反四声、反梦窗为此老论词宗旨。”1940 年 3 月 22 日: “归过吴眉翁, 谓水云楼及金梁梦月皆不尽守四声, 大鹤也不坚守, 此事决推古微。彊村词四卷中, 仅有二、三处失律耳。”1941年 3 月 13 日: “榆生寄来 《同声》第三期, 载眉孙致予论词三函, 皆攻斥死守四声者。自古微开梦窗风气, 近日物极必反矣。”1941 年 8 月 8 日: “又得孟劬翁书……又谓今词既不可歌, 斤斤四声, 亦属多事, 按谱填词, 但期大体无误足矣。”[18](P46、187、285、325)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 对死守四声这一倾向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指出:“选用僻调, 而严守其四声, 以为是可以协律矣, 然则其他宋人习用之调, 半及四声, 出入不可胜数者,将皆谓其为不协律可乎? 此又令人迷惘而无所问津矣。”[19](P178)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他的师傅朱祖谋等人。龙榆生碍于师徒关系, 不愿意把这笔帐算在朱氏等人头上, 这是可以理解的。

夏承焘对朱、况等人的过于讲求四声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 1940 年 4 月完成的 《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主张 “今日论歌词, 有须知者二义: 一曰不破词体, 一曰不诬词体。谓词可勿守四声, 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 此破词体也。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 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 此诬词体也。过犹不及, 其弊且浮于前者。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 世已尽知其非; 后者似乎谨严循法, 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 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 实将亡词也。”[20] (P81—82)他所批评的 “后者”就是朱祖谋等人, 但是碍于朱祖谋在词坛上的余威, 他没有在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点朱氏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