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汉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 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的人民, 长期被绑缚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之上, 又深受封建礼教的牢笼, 其忧患更为深重。比较而言, 长江流域一带的人民 , 由于 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优越 , 生产力水平后来居上, 加之远离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 较少受到封建礼 教的束缚, 不仅物质上比较宽裕 , 精神上也要自由许多。这些差异 , 在古代南北两地的民歌当中有 很充分、很生动的表现。民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回响, 它的真实性是别的文学样式尤其是所谓 “雅文学”难以比拟的。无论是以民歌为视点来考察古代的南北文化, 还是以南北文化为背景来解读古代的民歌 , 都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这样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识 , 还可以提升我们对“俗文学 ”的认同感。 本文即是以南北文化为背景 , 来考察中国古代民歌的 一个尝试。所讨论的民歌, 主要是《诗经》中的“十三国风”与“二南 ”、南北朝民歌以及明清两代的 “时歌小调” , 也有少量的唐代民歌。

一、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也是较集中的北方民歌 , 是《诗经》中的“十三国风”, 这是来自于 黄河流域的周代民歌。135首歌中, 表达人生忧患的字眼如忧、伤、艰、劳、悲、叹、哀、嗟、忉、怛、泣、 忡、惕等等, 竟出现了 63次 可见那个年代的北方汉族民歌, 在很大程度上讲, 其实就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

北方汉民歌所赖以生长的土壤 , 是北方汉文化。 这种文化一方面表现出对英雄事业的热望, 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故土的依恋。当年班超曾作投笔之叹:“大丈夫无他志略 , 犹当效傅介子、张骞 立功异域, 以取封侯, 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可以说是激昂慷慨, 掷地有声。 可是当他到了西域, 立 了功, 封了侯 , 圆了英雄的梦之后, 他又悲不自胜地怀念故土了:“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愿生入玉 门关。”(《后汉书 班超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 前者可谓 “英雄情结 ”, 后者可谓 “故土情结 ”。 这两个情结 是一对矛盾。 就一般情形而言 , 当英雄情结处于心理上的优势地位时, 故土情结便受到抑制 ;反过来, 当故土情结处于优势地位时, 英雄情结便受到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 , 抑制总是暂 时的、相对的。当英雄情结开始缓解而又没有完全缓解 , 故土情结受到抑制而又没有完全抑制时, 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我们所讲的北方汉文化的人生忧患 , 首先就表现为这两种情结的冲突与纠 缠。请看《邶风》中的《击鼓》这首民歌 :

击鼓其镗, 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 , 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 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 , 忧心有忡。

……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 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 不我信兮。

歌曲的主人公在跟随主帅平定了陈、宋两个国家, 为自己的祖国立下汗马功劳 , 英雄的梦想得 到实现 (至少是部分实现)之后, 他的故土情结便开始复活了。 他想起了对妻子的誓言, 想起了家, 但是主帅“不我以归”。 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最后的结果, 是复活了的故 土情结受到抑制 , ———除了 “于嗟”, 他别无选择。

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 , 更多地表现为“为臣尽忠”与 “为子尽孝 ”之间的矛盾。请看 《唐风》中的 《鸨羽 》:

王事(徭役、兵役 )总是没完没了, 一年又一年地误了耕稼。 更重要的是父母年迈 , 没人照料, 也没有吃的。忠臣也许还没做成, 首先倒做了不孝之子。 不孝, 对于一个想尽孝而实际上又难以 尽孝的人来讲, 可说是莫大的悲哀。 《吕氏春秋 孝行》引《商书》云:“刑三百 , 罪莫重于不孝。”那 么怎样才算孝呢  该书援引曾子的话说:“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 ……所谓贵德, 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 为其近于君也 ;所谓贵老 , 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 , 为其 近于兄也;所谓慈幼, 谓其近于弟也。”这里对于孝的阐述近于完备, 可惜里边包含着悖论。 因为 “近于君 ”, 便不大可能 “近于亲 ”;为臣尽忠, 便难以做到为子尽孝。 所谓 “忠孝不能两全 ”。 但是 封建礼教又视孝为做人的根本 , 这就大大地加剧了为臣为子者的内心痛苦。不当差, 不服役 , 不去 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不往英雄的梦境上靠 , 则为不忠 ;而当差服役, 忠于王事, 又得远离故土 , 有违农时 , 以至“仰不足以事父母” , 从而陷入不孝之境。 面对如此两难之境 , 这些可怜的人也 就只有愧对双亲而呼天抢地了。

二、爱情与婚姻的悖离

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 主要伤及男性 , 连带地伤及女性;爱情与婚姻之间的悖离, 则主要伤及女性 , 连带地伤及男性。

汉族人的爱情是以夫妻伦理关系的建立为起点和归宿的。同别的民族相比 , 汉族人的爱情意 识一样强烈 ;但是汉族人非常注重爱情的伦理意义 , 这一点却为别的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所不及。 如果爱情能以婚姻的缔结为归宿, 那便是人生的惬意之事。遗憾的是, 由于伦理因素的过多介入, 反而导致爱情和婚姻之间的经常性的悖离。

婚姻当事人不能自作主张 , 必须听从于“父母之命 ”和 “媒妁之言 ”, 这是导致爱情与婚姻悖离的根本原因。请看《豳风》中的《伐柯》这首民歌 :

伐柯伐柯, 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 其则不远。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闻一多《风诗类抄》云:“女人为人求女者为之媒 , 使媒求妇 , 犹执斧伐柯, 皆以类求类也。”婚姻 的缔结不能没有媒人的介绍, 但是媒人并不是作为婚姻当事人之间的中介而出现的 , 而是作为婚 姻当事人的父母之间的中介而出现的 , 不同于现在的婚姻中介。 媒人既是婚姻当事人的父母之间 的中介 , 其职能自然不在说合青年男女, 而在于说合青年男女的父母。也就是说 , 为了缔结一桩婚 姻 , 仅仅有“媒妁之言 ”还不够, 还必须有“父母之命 ”。 《齐风》中的《南山》这首歌唱到:

執麻如之何?衡从其亩。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这样, 青年男女在由爱情走向婚姻的过程中 , 就有两座大山横亘在前 :一是 “媒妁之言” , 一是 “父母之命” 。这两座大山只能翻越, 不能绕过 , 否则就会受到谴责。 《孟子 滕文公 》云 :“丈夫生 而愿为之有室, 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 , 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 , 媒妁之言 , 钻穴隙相 窥 , 逾墙相从 , 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孟子是战国时人 , 实际上, 早在他这篇高论发表之前 , “国人 ”就 已经这么做了。 请看《蝃》这首民歌的两个片断:

蝃在东, 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 , 远父母兄弟。

乃如之人也 , 怀昏姻也。大无信也, 不知命也。

这个女子为什么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 就是因为她不顾 “父母之命 ”而嫁给了一个自己心爱 的人, 并且还嫁得那么远 这是一种目无尊长的行为, 所以舆论不肯放过她。舆论认为, 一定是她 已经和那个男人做下了丑事, 所以才不顾一切地一走了之。 “蝃 ”是天上的彩虹, 古代北方汉族 把虹认作是天上某种动物之间的交媾。这首歌即是以虹为淫婚之象 , 比喻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私 通。所谓舆论, 就是以封建礼教为价值标准的周围一些人的议论。在北方, 尤其是在北方的农村, 女人是靠周围的舆论评价而生活行事的。 众口铄金 , 人言可畏。所以宁可委屈了自己 , 也要先让 舆论通得过。好在这个女孩子已经远嫁, 不然的话, 舆论不把她嚼烂才怪呢 谓予不信, 请看《郑风》里的这首《将仲子》: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祈求自己的男友不要翻越她家的院子来找她?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可能 会弄断树枝。一旦弄断树枝 , 就给人家留下了把柄 :树枝是怎么弄断的?是不是有人 “逾墙相从 ”?这样的话, 她就有可能洗刷不清。父母兄弟就会来训斥她 , 左邻右舍更会飞短流长。为了避免人 家的羞辱和中伤 , 她拒绝了自己心爱的人。在爱情和舆论之间 , 她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这便是舆论的力量。

青年男女的爱情只有得到父母的认可, 才有可能结成婚姻。如果遭到父母的反对 , 则再美好的爱情也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 , 如果媒人提到某门婚事 , 只要父母 首肯, 青年男女即便不同意 , 也得安心顺从。这种全然不顾及当事人的内心要求的婚姻, 只能结下一枚又一枚苦涩的果子。

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彼两髦,实维我仪。

新台有洒, 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 , 籧蒢不殄。 (《邶风·新台》)

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 , 不想得到的又命定似地推都推不掉。这便是颠倒错乱的、忧患的人生。 女人在婚前没有自己的选择, 婚后更不允许有自己一方提出的离异, 除非是男人不要你。可是 , 真正等到男人不要你时再走人, 那结局可就悲惨至极了。 《诗经》“十三国风 ”里就有许多弃妇的歌, 我们这里只看看《卫风·氓》里的一个片断:

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 , 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 , 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

这是一个贤德、勤俭、能干的女人。由于她的辛勤劳动和有效管理, 家庭状况才得到改善。 然 而 , 她还是被遗弃了。 根据她的诉说和作品的情感倾向来看 , 她的被遗弃, 肯定不属于品行有亏, 很有可能是由于年老色衰。她的丈夫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角色。 可悲的是, 她的被遗弃 , 不仅得不 到一般人的同情 , 甚至连她的娘家兄弟都不理解, 还以为她在婆家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呢。在那个 时代, 女人只有死了丈夫, 而自己又无子嗣的情况下, 才有理由投奔自己的娘家。如果遭人遗弃而 回娘家 ,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娘家人而言, 都是一件不体面的事。一个女人到了这个份上, 可以说是 忧患之至。

为了避免这种被遗弃的命运, 绝大多数的妇女都只好屏声敛息地孝敬公婆, 小心谨慎地侍奉 丈夫, 温良恭俭, 夙兴夜寐, 尽量地让别人高兴 , 哪怕是委屈了自己。 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北方汉民 歌所抨击的一个重点 , 尽管这种抨击还远不是一种理性的自觉。

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

如果说 , 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 , 爱情与婚姻之间的悖离, 构成了忧患人生的精神层 面 , 那么, 衣食住方面的绝对贫困, 便构成了忧患人生的物质层面。 古圣人云 :“食色, 性也。”吃饱 肚子和繁殖后代 , 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需要。以务实著称的北方汉族人民, 世世代代都在为这两 种最基本的需要而含辛茹苦。 可是结果又如何呢 ？几千年来 , 多数人只是繁殖了后代 , 但是很少 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多数人只是周而复始地辛勤耕耘, 但是很少真正解决温饱问题。 请看《豳风 七月》这首民歌的几个片断 :

一之日觱发 , 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 , 何以足岁？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 , 曰为改岁 , 入此室处。

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 九月叔苴 , 采荼薪樗 , 食我农夫。

北风呼啸, 寒冷刺骨, 但是没有衣服过冬;房屋破败 , 老鼠穿堂 , 但是不能重新垒造;自春徂冬, 播种收割, 但是只有瓜菜糊口。

好在北方的农民素能吃苦。 衣食住再糟, 也能穷对付。 只要不发生水旱蝗灾, 不发生战乱和 瘟疫, 他们也能生存, 也能繁殖。问题是这种绝对贫困带给他们的心理压抑 , 却是无法解除的。 因 为受冻挨饿的并不止家长一人, 而是上有老, 下有小。 而“仰不足以事父母 ”则为不孝 , “俯不足以 蓄妻子 ”则为不慈。不孝不慈, 还算什么男子汉？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 实际上比生理上的挨 饿受冻还要剧烈。请看下面几首歌曲的片断:

凯风自南, 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 , 母氏劬劳。

睆睆黄鸟, 载其好音。 有子七人 , 莫慰母心。 (《邶风·凯风》)

荟兮蔚兮, 南山朝阳。 婉兮娈兮 , 季女斯饥。 (《曹风·候人》)

两支歌都出自男子之口, 从逻辑上讲 , 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男子的歌吟来理解。 一方面 , 母亲 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他们兄弟七人, 现在老了 , 他们却无以为报。 另一方面, 小女儿正长身体 , 本该像山顶上的白云一样生动活泼 , 可事实上呢, 却因为贫穷而在挨饿。 对于一个主家的男人来讲 , 这 该是多么彻底的无能 , 多么严重的失职啊？

也许是实在难以承受这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 有人甚至幻想 , 要是没有家庭, 该有多好 《桧风·隰有苌楚 》就这样唱道:

隰有苌楚, 猗傩其华。 夭之沃沃 , 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 猗傩其实。 夭之沃沃 , 乐子之无室。

古语云 :“比拟必于其伦。”作为一个人, 居然羡慕起桃树的无室无家无牵无挂, 可见他已经被 家庭问题拖垮了。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男男女女活得这样沉重，这样痛苦？物质上的贫困自然不能回避 , 然而 归根结底, 还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忠孝观念的牢笼。为了尽忠, 必须尽力于王事 ;而尽力于王 事 , 又不能尽孝于父母。忠孝不能两全, 让他们陷于两难之境。 为了尽孝, 必须结婚成家 ;而结婚 成家, 又不能由自己做主。 爱情和婚姻的悖离 , 使他们饱受精神上的煎熬。 成家之后, 由于物质生 活的匮乏, 他们不仅要忍饥挨冻 , 还会因“仰不足以事父母 , 俯不足以蓄妻子 ”, 上不能“贵老 ”, 下不能 “慈幼 ”而深深地愧疚 , 深深地自责。忠和孝 , 成了一条无所不在的链条 , 牢牢地套住了他们整个 的人生。

那么, 又是什么原因, 使得忠孝观念如此地深入骨髓呢 说到底, 还是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 北方, 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 , 既是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腹心, 又是忠孝观念浸染最深的地区。 在国尽 忠 , 在家尽孝 , 既是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 , 又是人们获取社会荣誉、赢得社会地位的正途。 这里面虽不排除某些情感因素 , 如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亲情 , 但是 , 为追求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 实现 自己的社会价值 , 从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和幸福, 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深深地制约着普通人 的思想和生活。 尽管到头来,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既无社会地位 , 也无社会荣誉 , 仅仅是做了忠孝 观念的牺牲品 这就是北方汉族民歌所赖以生存和流行的土壤。

南方文化由于注重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较少社会功利方面的考虑,较少封建礼教方面的羁绊,所以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比北方要自由得多,洒脱得多。诚然,在南方,也有“媒妁之言”的干预,也有“父母之命”的制约,也有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发生,但是总的来看,南方的爱情婚姻悲剧远没有北方那么惨烈。南方的青年男女不像北方的那样全然由“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摆布,不是那么驯服,不是那么听天由命。如果说,北方是锁链之下的呻吟,那么南方便是戴着锁链的舞蹈。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诗经》"二南"中一首叫做《野有死麕》的两个片断,这是长江流域的歌。这里的主人公同《将仲子》里的主人公就不一样,虽说多少还有点矜持,但毕竟勇敢地走出了家门,同自己的恋人在树林里幽会,不似后者那样怕父母,怕兄长,怕别人飞短流长,从而把自己的恋人拒之于院外。同是恋爱,《野有死》里的男女青年要开心得多,幸福得多,而《将仲子》里的男女青年则要压抑得多,痛苦得多。

南方的青年男女不仅有勇气背着家人出去相会,许多人甚至一无顾忌地有了婚前性行为。请看下面这首南朝民歌《子夜歌》:
前丝成缠绵,意欲结交情。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
“丝”“私”谐音,“丝子”即“私子”。“私子”是“结交情”的产物,是婚前性行为的产物。如果说,这个时候的歌唱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羞怯含蓄,还要用点谐音来遮掩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便整个地/掀起盖头0,放言无忌了。请看《挂枝儿·愁孕》:

悔当初与他偷了一下,谁知道就有了小冤家,主腰儿束来肚子大。

这等不尬不尴事,如何处置它?

免不得娘知也,定有一顿打。

怀了孕而怕娘打,可知是婚前性行为。再看几支同类歌曲:

爹娘叫我乘凉坐了一黄昏,只见情郎走来面前来引一引。

姐儿慌忙假充萤火虫说道爷来里娘来里,咦怕情哥郎去了喝道风婆婆且在草里登。(《挂枝儿·引》)

阿娘管我虎一般,我把娘来鼓里瞒。

正是巡检司前失了贼,枉了弓兵晓夜看。(《挂枝儿·瞒娘》)

娘又乖,姐又乖,吃娘捉个石灰满房筛。

小阿奴奴拼得驮郎上床驮下地,两人合着一双鞋。(《挂枝儿·乖》)

防范的对象是爹娘而不是丈夫和公婆,说明这种偷情行为是在娘家发生的;既发生在娘家,就说明这是一种婚前性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不是全无顾忌的,要防范爹娘。但是他们的最后成功,又说明这种防范并不严密。做爹娘的,或许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一支民歌就这样唱道: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个看星星,阿娘就说道结私情。

便是肚里个蛔虫无介得知得快,想阿娘也是过来人。(《山歌#看星》)

诚然,即便是在这种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南方也结下了许多不如意的婚姻,因为“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并没有解除。不过这种不如意的婚姻并不像北方那样惨苦。南方的青年男女并不像北方的那样循规蹈矩听天由命,他们会积极而巧妙地寻求婚外的补偿:

俏娘儿指定了杜康骂,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

进门来一跤儿跌倒在奴怀下。

那管人瞧见,幸遇我丈夫不在家。

好色贪杯的冤家也,把性命儿当做耍。(《挂枝儿·骂杜康》)

急水滩头下断簾,又张蟹了又张鳗。

有福个情哥弗知吃了阿奴个多少团脐蟹,我个亲夫弗知吃了小阿奴奴多少鳗。(《山歌·瞒夫》)

郎爱子姐哩姐咦爱子郎,偷情弗敢明当当。

姐有亲夫郎有眷,何弗做场交易两成双? (《山歌·交易》)

在这些歌曲里,防范的对象已经不是爹娘,而是亲夫和老婆了。这就表明,这种偷情已经不是婚前性行为,而是婚外恋。这种婚外恋无论怎样设防,总有露马脚的时候。不过这些人似乎并不怎么在乎:

丢落子私情咦弗通,弗丢落个私情介怕老公。

宁可拔来老公打子顿,那舍得从小私情一旦空? (《山歌·怕老公》)

宁可让老公打一顿,也不放弃从小就结下的私情。婚姻没有为她带来幸福,但她并不因此而期期艾艾幽怨感伤,而是把这婚姻看得淡而又淡。有/私情0就有幸福,何必被这不幸的婚姻所牢笼呢?爱情是第一性的,婚姻是第二性的。如果好端端的一对情侣被拆散了,也不必呼天抢地要死要活。头天晚上嫁过去,第二天晚上便可幽会情人:

姐儿昨夜嫁得来,情哥郎性急就忒在门前来。

姐道郎呀,两对手打拳你且看头势,没要大熟牵砻做出来。(《山歌·新嫁》)

前脚踏进夫家的门,后脚便跟进来一个昔日的情人。这种情形,比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小说中的主人公还要浪漫三分。试问这里还有什么礼教可言?而且,同一个刚出嫁的女人热乎着,会有一个明确的归宿么?其实,当事人的心里明白得很:管它什么礼教不礼教呢,管它什么归宿不归宿呢,只要有爱情,有幸福,有快乐就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违背封建礼教,反抗不合理婚姻的叛逆行为,在南方的男女们做来,并不显得怎样地悲壮激越,怎样地惊天动地,就像/五四0时期的那些写爱情的小说和戏剧那样,要死要活的。相反,他们都做得很机智,很轻松,很自在:

嫁出囡儿哭出子个浜,掉子村中恍后生。三朝满月我搭你重相会,假充娘舅望外甥。
(《山歌·嫁》)

送郎出去并肩行,娘房前灯火亮瞪瞪。解开袄子遮郎过,两人并做子一人行。(《山歌·送郎》之一)

搭识子私情雪里来,屋边头个脚迹有人猜。三个铜钱买双草鞋我里情哥郎颠倒着,只猜
去子弗猜来。(《山歌·瞒人》之四)

结识私情要放乖,弗要眉来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见同还礼,狭路上个相逢两闪开。(《山歌·瞒人》之一

人人说我与你有私情,寻场相骂洗身清。你便拔出子拳头只说打,我便手指吴山骂洞庭。(《山歌#瞒人》之二)

他们能够在父母、公婆、丈夫、妻子以及旁人的监视与防范之下,做得那么乖巧,那么聪明,哪里像是/作奸犯科0?简直就是智力游戏。当然,这种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而一旦出了纰漏,他们则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决不害怕,决不做缩头乌龟,更不寻死觅活:

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山歌·偷》)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剐、凌迟,

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来一遭! (《吴歌·甘认》)

碎剐也好,凌迟也好,不就是一个死么?为情而死,总比死于无情要值。参透了得失荣辱生死祸福,人生也就潇洒自在了。这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功名意识强烈的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份勇气的。

民歌的土壤在民俗,民俗是底层人民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南方民歌对北方文化所关注的功名事业、忠君孝亲等等那样漠视,而对北方文化所漠视的个体生命、个人情感等等又那样关注,应该说,也是有它充分的民俗依据的。早在《隋书#地理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长江上游的梁州,“人多工巧”,“然多溺于逸乐”,“家贫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而“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长江下游的扬州,则“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

这种风气到了北宋以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周淳《乾道临安志#风俗》载:

杭州人“善于图利”。“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

高斯得《耻堂存稿#谕俗文》亦云:

江浙一带的人为了钱财,“往往父子相残,兄弟相贼,夫妻相弃,亲戚相仇”。

“师儒之道”不尊,“仁义之术”沦丧,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与价值的基本尺度,官本位受到严峻挑战。北方文化所标举的英雄事业在这里既失去了眩目的光彩,北方人的英雄情结在这里也就无从谈起。既然父子可以相残,兄弟可以相贼,夫妻可以相弃,亲戚可以相仇,那么,以父子、兄弟、夫妻和亲戚关系为核心的故土情结也就所存无几了。英雄情结、故土情结、忠孝观念都淡化了,北方文化所具有的那种深重的忧患也随之稀释。这就是南方民歌所赖以生存和流行的土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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