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最新突破 ———评李浩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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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曾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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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教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1]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是近几年来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两本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山东和江南这三大地域的士族文学进行探讨,对与地域士族文学有关的士族的贯望、迁徙、婚姻、教育、科举考试、宗教信仰和文体改革、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实绩。

 文学地域性研究, 概括地讲, 就是从地理学(主要是人文 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地域特征, 或者说, 是从文学的 角度来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 包括文学家的地理 分布, 文学家出生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 这些 特征对文学家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文化师承、价值观念和 审美理想等所造成的影响, 进而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文 体、语言和风格等所造成的影响 ;一个文学家或同一地域的 一群文学家(包括出生于本地和流寓本地的文学家)的文学 创作和文学活动, 对当地人文环境总体构成的影响;文学家 的迁徙流动所导致的文学主体在知识结构、心理结构、文化 师承、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变化, 以及在文学主题、 题材、文体、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突破或变异;地域与地域之 间的文学差异, 文学作品的传播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地域特征的淡化, 以及由地域特征向超地域的时代特征的演化等[3] (P1 -3)[ 1] (P1 -2)

 我国地域辽阔, 地理环境多种多样, 各地的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 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文 学作品, 除了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先人早就意识到了, 并且有过一些片断的论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古代部分, 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的“ 绪论” 里, 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可以参看。 不过, 在文学研究领域, 不论古人及今人的研究, 为什么总是对时代特征的考察远远多于对地域特征的考察呢? 我的理解是, 文学同其它事物一样, 虽说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 但是时代的变化总是既频繁, 又剧烈, 而地域的变化(主要指人文地理方面)则要缓慢一些,轻微一些。 地域环境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它对文学的影响也不是那么直接。 而时代条件对文学的影响, 可以说是既直接, 又迅速。 由于这个原因, 使得人们的目光, 往往更多地关注于文学的时代特征, 较少地关注甚至是忽视了它的地域 特征。

但是, 文学的地域特征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 国家分裂 的时候, 文学的地域特征显得比较突出, 国家统一的时候, 文 学的地域特征虽有所淡化, 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长期以 来, 治唐代文学的人, 大多认为随着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原 来文风殊异的南北文学也“由对立走向融合” 。[4] (P21 9)然而李 浩并不这样看。 他指出:“ 政治的统一、文化的交流固然有助 于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融地域差别, 但并不能彻底抹掉地 域差别, 由不同的地域特征所造成的作家气质禀赋、作品风 格差别不仅在唐代依然存在, 就是在此后的宋元明清, 甚至 现当代文学中依然存在。”[ 1] (P4)李浩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 因为政治上、地域上的统一, 既没有改变自然地理的风貌, 也 没有消除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各个地方的自然地理 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并没有消融, 因此文学的地域差别依然 存在。 区别只在这种差别的或大或小。 而“ 文学的统一与合 流永远只是一种理想, 一种趋势。”[ 2] (P79)有人说, 随着经济的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文化的差别会越来越小, 因而文学的差别也会越来越小, 甚至完全消失。 但是请注意, 影 响文化(狭义的)和文学的因素并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地理、 政治、社会、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我们常说, 唯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因此也可以说, 唯有地域的, 才是 全球的。 很难想象, 没有地域特征的文学, 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肯定唐代文学的地域特征依然存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李浩首先把探寻的目光投向关中, 然后又投向山东和江南。 长期以来, 学术界讨论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别, 往往多提南北 而少提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 据我的理解, 当是由于南北的 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生存条件、生活习惯、语言、民俗、乃至 人的体质、长相、身高等等, 都比东西的差别要大, 而中国历 史上多次的分裂和统一, 也多是以南北的分治和融合为标 志。但是, 东西差别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 作为学术研究, 如 果只注意南北之别而不注意东西之别, 那就不是一个科学的 态度, 而且许多问题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李浩指出: 东西之分实际上早于南北之分。“按照传统的中原文化本位 论, 中国文化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辐射, 夏商周三代, 夏商在山东, 周则崛起于关中。” 周与商的对峙和冲突, 就是 东西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冲突。 及至“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 其 中秦是从关陇发展起来的, 楚以南方的荆楚为大本营, 其他 五国的势力都在山东, 故关中与山东形成长期的军事冲突与 文明对峙。 一直到汉代, 建都关中与山东之争论, 山东与山 西人才类型之区别, 说明东西区分仍有极重要的意义。 而此 时从整体上讲, 江南仍没有进入全面开发期, 故东西之分仍 优先于南北之分。” 李浩认为 , 即便东晋以来, 南北之别日显 重要, 但仍不能以南北之“ 北” 简单地替代原来东西的概念。 一直到唐代, 南北与东西是三足鼎立而非两极对峙。 要之, 中国的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是首先沿着东西的轴线移动, 然 后又沿着南北的轴线变化, 故山东、关中与江南就构成了坐 标轴上的三个参数, 而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 三个轴心 各自的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三角形, 使文化网络间充满 张力。其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亦既有南北差别也有东 西差别。[2] (P56 -57)李浩的这个观点对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是非 常重要的。 他不仅仅是指出了一个被许多人所忽视的基本 事实, 而且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拓宽了视野。 如上所述, 中国 地域辽阔, 地理环境多种多样, 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水平又极不平衡, 即以南北或东西而论, 其内部的差别也是 不小的。 例如齐鲁文化, 本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一种地域文化 , 但是, 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一样。 齐文化具有滨海工商 文化的特点, 鲁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农耕文化 。[5] (P77 -78)讨论地域差别, 无论是停留在南北这个层面, 还 是东西这个层面 , 都嫌笼统。 李浩指出:“ 北方区域中的关 中、陇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 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 巴蜀、岭南等文化圈, 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 , 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 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很 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 讨论南北文学的差别和统一固有 价值, 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 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 探讨其与文学演化的关 系, 将更有意义。” [ 1] (P4)李浩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他的《唐 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这两本 书, 就是以唐代的关中、江南和山东这三个地域的文学士族 为切入点, 来探讨中国的南北文学和东西文学之地域差别的 一个成功尝试。

研究文学的地域性, 可以有多种视角, 多个切入点。 李 浩选择的是文学士族。 他是受了陈寅恪先生的启发。 陈先 生说:“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 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 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而家族复限于地域, 故魏、晋、南北朝之 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6] (P17)李浩解释 说:“ 家族既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双重性, 所以其与地域实际上 是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顾及到家族的 因素, 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而陈寅恪先生的一系列论 述, 与其说是给笔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 毋宁说是方法 上的深刻启迪。”[ 1] (P4)士族研究由来已久。 有关这方面的学 术成果, 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的“ 绪论” 部 分, 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 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 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以前, 所有的士族研究成果, 都是由历史学家完 成的。 他们的视点在政治、军事层面, 而不在文学层面。 真 正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士族, 或者从士族的角度来研究文 学, 把士族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 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 从第二章到第九章, 有 意识地把两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间的同一籍贯同一家族的 文学家, 按照朝代和年辈次序排列在一块, 实际上是充分认 识到了文学世家的重要性, 并且在为下一步的专题研究做准 备;而第四章《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 则用 大量篇幅考述过江侨姓和江南著姓中的文学世家, 如侨寓建 康(今江苏南京)的河内司马氏、琅邪王氏, 侨寓京口(今江苏 镇江)的东海何氏、徐氏, 侨寓当涂(今安徽南陵)的陈郡袁氏 , 侨寓寿春(今安徽当涂)的河东裴氏, 侨寓盱眙的陈留蔡氏 、江氏, 侨寓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北地傅氏、颍川庾氏、高 阳许氏、陈郡谢氏、陈留阮氏、太原王氏, 至于江南著姓, 则有 吴郡顾氏、陆氏、朱氏、张氏, 以及武康沈氏、乌程丘氏, 山阴孔氏、余姚虞氏等等, 只是由于体例所限, 没能将这些文学世 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做详细的探讨。[3] (P61 -101)由于这个缘故, 多年来, 我一直非常留心这一方面的新的学术成果 的问世。据我所知, 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 版的文学士族研究专著有如下六种:

(1)程章灿著《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 究》 ,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

(2)刘跃进著《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 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版;

(3)程章灿著《世族与六朝文学》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4)丁福林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 黑龙江教育

(5)李浩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6)李浩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 中华书局2002 年版。

就时代来讲, 这六种著作中, 前四种都是探讨六朝文学 士族的, 只有李浩的两本书是探讨唐代文学士族的;就地域 来讲, 前四种都是探讨江南文学士族的, 只有李浩的两本书 是探讨关中、山东和江南士族的。 诚如著者所言 :“ 从家族文 化的角度观照文学现象, 近年来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 如对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与文化学术及文学创作的关 系研究, 涌现出不少颇有分量的成果, 其中包括一些硕博士 论文。 但相形之下, 对唐代家族或士族与文学的关联性研 究, 则显得很薄弱, 已经问世的成果很少。”[ 1] (P5)所以李浩实 际上是填补了三个空白:唐代文学士族研究, 关中文学士族 研究, 关中、山东和江南三个地域文学士族的比较研究。

  李浩对关中士族与文学的研究, 做了不少原创性的工 作。 现择其要者, 评述如下:

  第一, 提出“ 关中文学士族” 这一范畴, 先从时间维度来 考察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 指出“ 关中士族经历了一个从文 到武, 又由武到文, 即从经史世家到武力强宗, 再由武力强宗 到文学世家的演生变迁过程。”[ 1] (P6)然后从地域着眼, 考察 “ 关中文学群体” 的基本构成。 指出关中文学群体分别由“ 关 中本土作家群, 河东著姓和代北胡姓加盟关中者, 江南和山 东士人播迁关中者等几部分组成。”[ 1] (P6)“ 关中文学士族” 这 一范畴的提出, 不仅揭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历史事 实, 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确立了一个逻辑起点。 其原创意义 是不容低估的。 但是,“ 关中文学士族” 和“ 关中文学群体” 原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关中文学群体” 除了文学士族, 还应包 括文学庶族。 而事实上, 作者对关中文学庶族并没有给予相 应的注意。

  第二, 提出“ 关中文化精神”的范畴, 指出“关中文化精神 是指关中地区所形成的文化传统, 是关中文化所特有的价值 观念和终极依据。”[ 1] (P6)作者先从历史走向上考察“ 关中文 化精神” 的形成过程。 认为“ 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关 中文化的第一次胜利和关中精神的初步形成, 秦汉的相继崛 起则是关中精神的第二个高潮, 隋唐时期是关中文化的第三 个高潮。 张载关学则是对关中文化精神的一个理学总 结。”[ 1] (P29)然后从逻辑结构来考察关中文化精神的内涵, 这 就是“ 礼乐精神、重农精神、冒险精神、事功精神和宇宙精神” 。 就其思维品质而言, 关中精神则具有“ 原创性、开放性、 践履性和示范性” 的特点。[1] (P29)应该说, 这五种精神和四种品质, 并非关中文化所独擅, 但是, 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 互作用, 当是关中文化的独特景观。 可能是体例和篇幅所 限,李浩没有就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但是 却为关中文化精神的深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 详细考察在关中文化精神土壤之上形成的关中文 学的审美趣味, 指出“ 关中文学既具北方文学的许多共性, 又 有其独特性, 这便是崇尚雄深雅健。”[ 1] (P53)接着从文化地理 学的角度, 分析了这种审美趣味形成的原因, 计有“ 系水土之 风气” 、“ 人文化成” 、“ 五方杂错” 和“ 高尚气力” 等四个方面。 作者强调指出:“ 雄深雅健” 的审美趣味虽非关中所独有, 但 是关中文学对这种趣味的注重, 却因其“ 独特的文化语境和 时地背景” , 而“ 为唐代文风的定型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创作实践的范本 [1] (P35)

 第四, 由于对关中士族进而对整个唐代士族的基本特点 有一个科学的把握, 李浩通过对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 郡望分布的考察, 指出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 而牛 党成员基本上属于关陇士族。 牛党核心人物皆为进士及第, 李党除李德裕、郑覃之外, 其成员也基本上是进士出身。 他 们之间的斗争, 不是科举与门第之争, 不是士族与庶族之争, 不是新旧之争, 也不是进步与落后之争, 而是士族之内的圈 内之争。从地域分野来看, 则是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之争。 李浩指出:“两派分野固有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士族等级上 的差别, 但地域郡望上的这种突出差别, 亦不能忽 视。”[ 1] (P164)李浩的这项研究, 乃是受了严耕望先生的启发。 严先生在《唐仆尚丞郎表·序言》中指出:“ 唐代南北士风之不 同对于唐代政治有深切之影响, 而中国南北人文之盛衰尤以 有唐一代为关键。 欲考唐代政局之演变, 推究牛李党派之纷 争, 最彻底之方法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 11] 李浩的结论, 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争, 虽有政治立场和改革理念上的差别, 但是两党主要成员在地域上的南北分野, 又何尝不是原因之一?

 第五, 由于对关中文化精神和关中文学趣味有一个深刻 的体认, 李浩对苏绰文体改革的意图、背景和内容做了全新 的考察, 对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的渊源关系做了多方 的梳理。指出苏绰倡导朴素文风, 与庾信带来声律藻饰, 看 似相反, 实则相成, 从而为唐代文学的发生立下界碑。[1] (P185) 然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一方面推苏绰为古文运动的始祖, 一 方面又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文体改革是没有成效的。 之所以会得出这种令人困惑的结论, 客观上固然是由于西 魏、北周的传世之作较少, 主观上则是由于研究者多以南方 文学模式套魏周文学实际, 缺乏对北朝时期关中政治文化的 深入研究。[1] (P165)李浩指出, 生长于长安的柳宗元所承学的 中唐新《春秋》 学派, 其创始人及主要成员多为关中士人或居 关陇文化圈中, 受新《春秋》学派影响最大的“ 永贞革新” 中坚 人物亦不乏关中士人。[1] (P206)因此, 柳宗元古文思想的精华 部分, 例如不重章句、经世致用等等, 实受关中地域文化之深 刻影响。


 李浩说, 他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一书, “ 是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的后续内容和最终成果, 故所讨论的 问题具有关联性,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有一致性。”[ 2] (P19)过, 由于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 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 以 及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成熟, 他的许多结论更带有普遍性, 从 而为我国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和突破:

 其一, 历史地理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这就是把地域的 演化与历史的变迁结合起来, 李浩称之为时空交织的“ 叙述 策略” 。 他的这两本书, 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在使用这个“ 叙述 策略” 。 这使得他的著述既有强烈的地域意识, 又有厚重的 历史感。 例如考察唐代三大地域的文学风貌, 他是分别从这 三大地域的原生态文学———秦声、吴歌和齐讴着手的。 他指 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 关中、江南 与山东三大地域各自形成独特的文学传统, 秦声、吴歌与齐 讴可以说是三大地域中最具代表性并富有地域色彩的音乐 文学, 对唐诗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2] (P79)他的这个 结论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唐代三大地域文学渊源的认识, 发人 之所未发, 而且再一次地证明了时空交织的“ 叙述策略” 的优 越性。

 其二, 在罗根泽、 罗宗强有关论述的基 础上 [ 8] (P113 -114)(P120)[ 9] (P11)重新考察唐诗与唐代古文两种 文体的地域差别, 并准确地描述了它们各自的发展路径。 指 出“ 诗歌的发展路径是由南到北, 唐诗肇端于南方诗风北渐, 最后又结束于南方诗风的弥漫;古文兴起于北地, 并由北向 南推进, 其理论倡导者与创作实践者多为北方人。”[ 2] (P79)在 这里, 李浩无疑是用非常简洁的笔墨,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 晰的文学地图。

 其三, 在重点考察唐代文学士族的地域构成的基础上,参考同时代学者的有关统计结果 [ 3] (P131 -132)[ 10] (P)描述关中、山东和江南三大地域文学群体的基本特征。 指出“ 关中 的武力、山东的经学与江南的辞章在长期隔离状态下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 由此形成文学中的气力、理趣与情韵” , 而这三 个基本特征, 又“ 分别来源于对力量的呼唤 , 对终极意义的关 怀与对人情人性的张扬” 。[2] (P142)在这里, 我们发现, 李浩在 重点考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同时, 开始注意到文学士 族之外的文学庶族。 虽然这种注意还嫌简单了一点。

 其四, 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 实际上应该包括静 态的考察与动态的考察这两个层次。 静态的考察针对其籍 贯, 动态的考察则针对其迁徙。 但是以往的一些学术成果, 包括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 都只是对其籍贯作 静态的考察。 虽然这种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 它的目的是要搞 清楚文学家出生成长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以及这种环境对文学家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文化师承、价 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等所造成的影响, 进而对文学作品的主 题、题材、文体、语言和风格等等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 仅仅具 有静态的考察是不够的, 因为文学家是流动的, 越到成年流 动性越大。 随着文学家的流动或迁徙, 文学家所处的自然地 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 他的知识结构、心理结 构、文化师承、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 他的作品在主题、题材、文体、语言和风格等方面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甚至突破。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当年我做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这个课题时, 已经意识到这个 问题 , 只是因为所涉及的文学家多达六千多人, 其中多数人 的迁徙流动情况既频繁, 又复杂, 以一人之力, 非十年八年能 完其事, 故暂时搁置下来, 希望今后再做探讨, 同时也希望有 同道之人来做这个工作。

  显然, 李浩对这一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 他的《唐代文 学士族的迁徙流动》 这一章, 不仅考察了相当一部分文学士 族的迁出迁入之地, 而且探讨了他们迁徙流动的三个主要时 期和三种主要类型。 他指出, 唐代士族“ 大规模的迁徙有三 次, 其中第一次始于隋, 结束于安史之乱, 主要是江南及山东 士族迁徙于两京地区, 目的是为了科举仕进。 第二、三次分 别是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时期, 主要是关陇士族及山东士族迁徙南方(尤以江南居多), 目的是为了避乱。 因贬谪及宦游 而迁徙者, 则贯穿于整个唐代。”[ 2] (P172)而在《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 这一章, 则利用有关裴氏归葬及迁移的五 十多块墓志, 详细考察了有唐一代裴氏家族 67 人的归葬之 地, 由此观测他们这个家族的迁徙变化之迹。 将葬地视为迁 徙者的“ 新贯” , 认为士族新籍贯与葬地相重合, 这是历史学 家毛汉光的观点。[11] (P245)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李 浩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他指出:“ 新贯与士族成员的迁徙地 仍是有区别的, 经过若干代之后, 子孙因仕进、贬谪或战乱再 次远离新贯, 而流动到另外一个新的居住地。”“ 如果不是从 教条出发, 而是从材料出发来考察裴氏的迁徙地, 应该是:郡 望———新贯———现住地。”[2] (P313 -314)另外, 在《唐代关中士族 与文学》 一书的第十章《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 里, 也对关中 窦氏的迁徙问题做了具体的考证。[1] (P208 -225)李浩不仅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篇幅, 从微观上考察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 还 从宏观上分析了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他指 出:一方面, 由于“ 迁徙士族整体文化素质高, 故这种横向引 进迅速提升了移入区的文化品位, 并给移入区输送了一种异 质文化, 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但是另一方面, 迁徙也使“ 士 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 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 化” 。[2] (P173)应该说, 无论是对文学士族迁徙流动的微观考 察, 还是对这一问题的宏观思考, 李浩都走在了同时代人的 前头。 他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 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的。

  其五, 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大的突破 , 有赖于文学地域性 理论的建树。 应该承认, 迄今为止的文学地域性研究, 理论 深度都还不够。 李浩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用了一 章的篇幅, 探讨《隋书》 中的文化地理观。 他的目的, 显然是 想通过对散布在《隋书·文学传序论》、《隋书·儒林传》 和《隋 书·地理志》 中的文化地理观的整理和阐述, 来建构文学地域 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他的这个视角同样是非常好的。 他指 出:“《隋书·文学传序论》 中体现了地域演化与历史变迁相互 交织的叙述策略, 政治统一与文学合流并非一回事, 文学的 地域差别在隋及此后的唐代依然存在。”“《隋书·地理志》 详述各地域自然环境与风俗习尚的差异, 土壤之殊系乎风气,而政教移人亦因时而异, 时空因素同时作用, 使文化的空间风格更加复杂。”[ 2] (P225)他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循此路径, 对《史记》、《汉书》 以来的所有历史地理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做一番认真的爬梳整理, 对近代以来海内外学人的相关论述做一番细致的检讨分析, 根据我国古今文学的地域特点, 借鉴中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相关成果, 我坚信, 文学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是完全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此外, 李浩还就陈寅恪的士族理论、诗赋取士、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寡母教孤等和文学士族有关的问题做了新的考察, 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例如《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 一章, 指出唐代官学虽然衰微, 但私学仍有新的发展, 这个结论对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是一个贡献。 不过, 说关中士人重视家族教育 , 尤其强调文学教育, 乃是关中士族的一个特点,似乎还欠说服力。 这个结论只能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山东、江南以及它地域的士族是不是也重视家族教育? 是不是也强调文学教育? 如果是, 那就不是关中族所独具, 因而就不是一个特点。《寡母教孤:唐代士族教育的一个突出现象的考察与分析》一章也是如此。 寡母教孤, 不是唐代才有的, 更不是士族才有的。 与其说是唐代士族教育的一个突出现象, 不如说是古往今来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个突出现象。尽管教育的内容有差异, 但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则有惊人的一致。

       综上所述, 文学地域性研究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交叉性学科, 工作量很大, 难度也很大, 既费时, 又费心力。 且不说需要查阅大量历史地理文献, 需要研读大量的文学作品, 仅仅是对数以千百计的作家贯望和迁徙情况的甄别考证, 就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因此, 当我读完李浩的这两本书, 在为他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突破而叹赏击节的时候, 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用功之勤、学养之厚与考辨之精审。 尽管这两本书也

还有一些未尽人意之处, 例如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的关系问题、创作主体研究和作品主体研究的关系问题、三大地域文学与整个唐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等等, 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不过我相信李浩教授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 更相信他会在后续研究中弥补这些不足。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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