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学派”一直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去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构”高级学术研讨会上也明确提出要努力推动文学界打造文艺理论和评论的“中国学派”。面对“中国学派”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全方位、多领域的展开研究是必然趋势，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认识、理解建构文艺理论和评论的“中国学派”并使之成为现实，这是目前学术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回顾过去的这两年，无论是张江教授一开始提出的“强制阐释”，还是后来进一步围绕“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展开的热点讨论，都是在呼吁文学界要努力摆脱西方文学理论的束缚，提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和评论。这些都是基于我国目前文艺理论“缺场”的现状提出的“病症诊断”和应对策略，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言，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对西方的“学徒状态”。在“中国学派”缓慢发展的背景下，文学界急需一副“催化剂”来促进“中国学派”的兴起和繁荣，而文学地理学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助跑“中国学派”，为“中国学派”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例如，一方面，文学地理学本身就属于“中国学派”文艺理论领域的一份子，对这门理论兴起、发展、繁荣的研究也就自然属于“中国学派”规模扩大的体现；另一方面，借鉴文学地理学逐渐理论化、体系化的过程，可以为探寻“中国学派”建立更为庞大的分支提供实践意见。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派”应该将重点放在寻找本土文艺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上。文学地理学作为我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起步于古人的研究基础，并逐步发展起来。作为一门新兴理论，“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可谓筚路蓝缕，但是因为前有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近代有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大量文学与地理的专著，使得新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诸如靳明全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等累累硕果。除此之外，各地陆续召开的研讨会也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繁荣。这些既是文学理论界“中国学派”逐渐崛起的标志，也为“中国学派”继续扩大、发展提供了方向。“中国学派”也应该积极探寻并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寻找本土的文艺研究生长点，从而繁荣文艺理论和评论的“中国学派”。

其次，立足于中国的文艺理论，学习、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产生的逻辑内核。“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不同于那些舶来的概念，它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创新精神。以往，我们常常盯着具体的西方理论内容不放，用来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结果造成了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要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确立研究对象、规定基本任务、建立理论体系等。如此系统地建立一门理论研究，不是对西方理论具体内容的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的文艺理论出发，合理吸收、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逻辑内核，这样才是“中国学派”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本土化”。

再次，“中国学派”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努力走向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人提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确，“地球村”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距离地缩短，地域性似乎在当下消失了传统所带有的绝对地位，但是一体化并不代表消除差异，没有个性的共性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而言，如何协调时代性与地域性，如何处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相当不易的，但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体现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价值。

纵观“中国学派”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徒状态”仍然存在，当下文艺理论界的“病症”也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中国学派”在前进的道路中遇到的问题越多，也就说明它创造的价值将越大。文学地理学的建立当然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作为“中国学派”文学理论界的一员，它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机，努力走向世界，而“中国学派”的建构既是为了振兴我国的文学理论界，也是为了走向世界，让“中国学派”在世界文坛发出响亮的声音。

有了文学地理学的助跑，相信“中国学派”在文学理论和评价领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届时，文学地理学“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的口号与“中国学派”“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将会一起响彻学林。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钟扬、杨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