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寓经历中的古代文人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构成上说，古代文学学科首先是面对的是作品研究，然后是研究有作品传世的文人。文人及其作品的名垂后世，乃是一定程度上为当世或后世所接受的结果。故与作品、文人、文人及作品的接受相关问题便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构成，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流寓文学研究既然是以流寓视角对古代文学的观照，便主要体现为“流寓状态下的古代文人作品研究”、“流寓经历中的古代文人研究”、“古代流寓文人及作品的接受研究”几个方面。

 一个文人的流寓经历包括三个时空段落：一是自流出地启程至到达流寓地的过程；二是在流寓地的过程；三是从流寓地回返的过程。第一个过程还应包含文人因何而流寓的问题在内。造成文人流寓异地他乡的因素复杂而多样，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代贬谪或流放文人被贬流原因的探索上。王向峰《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5]一文将唐代因谏言被贬的诗人进行归类研究；沈松勤认为北宋元祐人学术上的“道不同”以及政治派系的政见分歧是造成苏轼等人被贬的主要原因；[6]王云红《清初流徙东北原因探析》[7]从明清易代之际满汉民族矛盾的层面对江南文士群体流寓东北进行了深层研究。对于文人个体遭贬原因之研究主要体现为屈原、贾谊、李白、张说、白居易、刘长卿、王维、王禹偁等一些秦汉、唐宋文人上。流寓文人被流贬及离开流寓地的时间也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曹毓英对屈原流放时间的考辨[8]、王勋成对王维贬谪济州的时间考[9]、金五德对王维离开贬地济州的时间考辨[10]、张小夫对谢灵运流放广州的时间考论[11]等，这些被考对象往往是在被贬或离开贬地时间上有争议者。古代文人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流出地启程至到达流寓地，通常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其间的经行路线、行旅中的生活及创作状况是流寓生活的重要部分。尚永亮《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12]、吴在庆《唐代文士贬谪途中的生活与心态述论》[13]、张学松《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14]等，是这一研究的代表之作。

 对流寓文人在流寓地的研究是流寓文人研究的主体，主要体现为对流寓文人在流寓地的生存状态、事迹、创作、思想、心态、交游等的考辨与描述，涵盖了流寓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文人在流寓地的经历缺乏明晰的文献记载，要客观梳理和描述他们在流寓地的事迹与活动，更多的是要依靠对其作品的解读。韩敏《苏轼谪居海南事迹系年》[15]将苏轼在琼岛时期的事迹经历以年谱的形式呈现出来，是这一研究的范例。又如方思远《韩愈在潮州事略辨析》[16]、杨应彬《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17]、马中文《张荫桓流放新疆前后事迹考述》[18]等文，都是对流寓文人在流寓地生活的客观呈现。近些年来，流寓文人流寓时期的生活状况及经历的研究也进入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视野，如王建梅《刘禹锡的贬谪生活与诗歌创作》[19]等。流寓经历，特别是贬放蛮荒之边地，必然引起文人心态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对文人流寓期间的心态及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就成为流寓文人研究的热点话题。尚永亮《论元和贬谪诗人的后期心态》[20]、张海鸥《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21]、蔡阿聪《论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22]等文关注的是群体文人贬谪心态的研究；王承丹《弃逐逆境中的愤悱与宣泄——柳宗元贬谪心态探析》[23]、张洁《黄庭坚贬谪心态研究》[24]、廖文华《苏辙两谪筠州的心态与文风》[25]、邓建《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26]、杨娟《林则徐遣戍新疆的心路历程与诗文创作研究》[27]等，则是对文人个体流寓心态及其与创作关系的研究。与心态变化相联系的是人生观与思想的变化。王启鹏《苏轼寓惠思想的三个飞跃》[28]、吴增辉《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党争及贬谪与苏辙的思想蜕变》[29]诸文描述的是流寓期文人思想变迁历程；周轩《杨廷理流放新疆期间的思想和活动》[30]、冷成金《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31]、文师华《欧阳修贬官夷陵时期的思想状况与文学创作》[32]等，又是文人流寓时期的文人思想与行为方式之关系的研究。流寓地的人生体验改变了文人的心态和思想，也极大地拓展的生活空间，开阔了视野，同时也迎来了个人创作的高峰期。刘尊明《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文创作》[33]、饶学刚《姓名高挂在黄州——苏东坡文艺创作高峰在黄州初探》[34]等文代表了流寓时期是古代文人创作高峰阶段的观念。流寓生活黯淡的心境是需要进行自我调适的，在诸种调适之法中“交游”及与友人的诗词唱和可谓一种乐事，往往是文人们的普遍选择。韩芙荣《赵鼎交游及其唱和诗研究》[35]、李金荣《黄庭坚谪居黔州交游考述》[36]是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著述。在奔向流寓地、寓居流寓地、离开流寓地三个阶段中，大多数学者将视线投向在流寓地时期经历及创作的研究，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兼备；对于前往流寓地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人经行路线的考证和描述上；而从流寓地回返过程中的经历和创作，则少有问津。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先秦至晚清，已有的流寓文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及清代。而唐代有流寓经历的文人中，又主要是对李沈佺期、宋之问、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刘长卿、韩偓等人的研究，其中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则是最为突出的文人个体研究点。宋代的流寓文人研究著述主要分布在欧阳修、王禹偁、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等文人身上，而对苏轼的流寓问题研究是最为突出者。清代东北区域流寓文人研究以吴兆骞、陈之遴为代表，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则以林则徐为代表。除此三朝之外，先秦仅一个屈原，两汉仅一个贾谊；六朝不过谢灵运、江淹、庾信几人而已，且只有零星的一两篇从流寓视角书写的研究文章；元代也仅元好问一人有少数的几篇研究论文；明代研究论文相对较多者为王阳明、解缙、汤显祖、杨慎数人，而以杨慎之研究较多。实际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有流寓的经历，不过倒并非是因流贬而流寓的，如西晋陆机、陆云兄弟的入洛，晚唐许浑的北游燕赵，明代王世贞的外任郧阳，无不是流寓文学本应观照的对象，对古代人文流寓经历及创作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流寓文人群体研究大致是以断代地域视角立论考察，主要分布于已有流寓文人研究相对集中的唐、宋、明、清几代。唐代主要有：古永继《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37]、李方《唐西域的贬谪官吏》[38]；宋代主要有：金强《宋代岭南谪宦》[39]、熊星宇《宋代黄州谪宦研究》[40]；合唐宋两代者为：程昭星《唐宋时期流谪海南的名士》[41]、廖文华《唐宋贬谪江西地域的文士考略》[42]；明代有：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43]、杨旸《明代谪寓辽东流人研究》[44]；清代有：周轩《清代新疆流放人物述略》[45]、王云红《清初流徙东北考》[46]。这些研究分别呈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内流寓文人的总体状况，在研究形式上或表现为文人的考证式铺排，或体现为按具体流寓地的分类描述，或为流寓文化背景下的综合考察。在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史上还出现了一个由流放文人结成的诗社，这就是清初东北流人的“冰天诗社”。刘国平《清代东北文学社团——冰天社考评》[47]、薛虹《函可和冰天诗社》[48]是这一研究的重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