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楚国南界与先秦岭南的政区归属

 蒋廷瑜先生在“1982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的论文，论文通过对传统历史文献和当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得出结论：“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溯湘江而上，进入了漓水流域，大抵在今广西北部桂林附近。湘漓二水的分水岭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楚越交界处。”接着又说：“由于楚国在战国后期国势衰微，在强秦的威逼之下，仅能防御和自保，无力再向岭南作更大规模的经营，所以岭南一大片土地一直孤悬在域外，没有正式列入楚国的版图。”[1]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专列《岭南青铜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一节，针对蒋廷瑜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从文献或出土文字的角度并不能确证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迄今为止没有考古证据证明楚人曾逾南岭到过两广地区。”[2]

 上述两种观点中，最为纠结的是“岭南”、“南岭山脉”、“两广”几个概念。二者对几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同，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说法，甚至论者自身也可能对几个概念缺乏理性辨析。本文要讨论的问题，精确的说法应该是：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之前，岭南地区的归属。这里最为关键的一个概念也是“岭南”。说起“岭南”，似乎人人清楚它的所指，实则为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精确的自然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今天的论者提到“岭南”，习惯上是用以指广东，范围再广一些，则包括广西。如果站在今天广东或广西行政区划的角度，去看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问题，其结果是很明了的。依据各类史料和考古发现，楚国的疆域越过了今广东或广西的北部边界，我们则说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已经达今广东和广西的某些区域。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楚国的南界所达到的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算不算是岭南或南岭山脉以南。这自然又把“岭南”一词引进来了。可引进“岭南”一词，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先秦时期并无“岭南”之说，要讨论先前时期的岭南问题，势必又要借用今日岭南的指称。而今日之称岭南，从自然地理看，指南岭山脉以南；从人文地理看，指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自然地理研究是不大会提岭南这个含混概念的，而只有人文学科研究才提岭南。人文学科研究中所提的岭南，显然是指广东和广西。如果讨论的广东问题，自然岭南又特指广东了。按照这样的思路，为何不可直接以“楚国的南界是否到达广东（或广西）”而展开言说呢？也许有质疑者要说，广东、广西和岭南在空间区域上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今广东区域要比岭南所指称的广东部分范围要广，今广西区域要比岭南所指称的广西部分范围要狭。可问题是，根据什么说今日广东区域比传统岭南所指称的广东范围广或狭呢？这广或狭的部分又是指那些地方呢？

 实际上，讨论楚国的南界是否到达岭南地区，关键在立论的取义上。

 如果取义于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讨论楚国强盛时期的南界在哪里，并不是最重要的。它的考证清楚，只是能够说明楚文化对岭南影响更为直接和程度更深一些而已。岭南接受楚文化的影响，楚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扬越人的作用是间接的。如果考虑到在楚国不断向南拓展过程中，给岭北扬越人带来的楚文化影响，受到楚文化影响的岭北越人又进一步向南逾越南岭，到达岭南之地，那么，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则又是直接的。先秦岭南地区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多向的，从两广青铜时代墓葬的文化面貌来看，广东20处墓葬中，属越文化典型因素的青铜器物占绝对优势，只有极个别器物属楚文化典型因素，少数器物属中原文化影响因素、楚文化影响因素和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等；广西的15处墓葬，总体情况与广东类似，最突出的不同点是，广西受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的器物大大多于广东。[1]广东北部和广西的东北部毗邻湖南，带有楚文化影响因素的青铜器物本应多一些，而广西西部邻接滇越，受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的青铜器物也占有了外来文化影响的主流。

  如果取义于中国历史上哪一个王朝最早据有岭南，在何程度上占据岭南；是七国时期的楚国，还是平百越、置岭南三郡的秦国，则讨论楚国之南界是否已至岭南问题，其中的“岭南”就应界定为秦之岭南三郡地。将楚国之南界与秦之三郡的范围进行比较。其结果不可能得出楚国评定岭南越族而奄有其地的结论，而只可能讨论明白楚国于秦之前已经部分据有了秦岭南三郡地北部的部分郡县，而未能完成吞并整个岭南越地的目标。蒋廷瑜说，“它是秦统一岭南的精神基础，没有楚文化长期而又深入的影响，秦统一岭南就不可能那么顺利。[2]”这是从文化影响而言的，其实，楚国一定程度上占有了五岭地区（后来成为岭南三郡的一部分）的部分郡县，除了文化的影响而外，也是秦统一岭南的物质基础。

 从楚国南界是否已至岭南这一问题出发，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论题是，将唐代所设置的岭南道作为比较对象，把岭南的范围确定为唐岭南道的辖地。因为至唐代，岭南才真正作为一个政区单元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从行政地理区划上说，唐代的岭南道是涵盖全部岭南地区的大行政区。之前的汉代虽然也有过岭南一体的交州刺史部，但存在的时间很短。六朝至隋，岭南之地交州、广州分合无常，总体上还是依秦承秦以来的郡县制。因此，排除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岭南，从行政区划上论岭南，应该从唐置岭南道开始。

 最后便是从两宋置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至今。宋代岭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已定型，那么，宋代的广南二路、明清两代的两广二省，就可以称为岭南了。本文着眼于现今两广政区的历史沿革，讨论秦岭南三郡之前，楚国是否据有今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据有了今两省的哪些地区，界线是怎样延伸的。本节开头所引蒋廷瑜称“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这是把楚人通过五岭之一“越城峤”与今海洋山之间的湘水上游河谷抵达漓水上游地区说成是越过南岭山脉，其实是将五岭与南岭山脉混同了。

 当然，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而言，“岭”对于两广地区，首先意味着指“五岭”或“南岭”。但“五岭”却不等于“南岭”。“南岭”是我国南方地区总体上呈东西走向的一条大山系，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它西起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峤不计其数。从南北向看，其南部广西境内的大瑶山、大桂山，广东境内的瑶山、滑石山、青云山、九连山、罗浮山北线、莲花山北线，都可划为南岭山系的范围，大致在北纬24°线以北。今“五岭”，自东向西分别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它们是南岭山系内的五条山脉，在庞大的南岭山脉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史籍对“五岭”的记述，与今之五岭多有出入。宋人周去非《另外代答》“五岭”条曰：“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1]周去非认为“五岭”并非指山，而是秦军进军岭南的五条通道。五条通道以南为岭南。这五岭恰是北部赣江水系和湘江水系与南部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之间，空间距离最近处。古代战争远程作战，主要依靠水路运输人马粮草，因此南北水系上源之间便成了由北而南的重要路径，并且自秦代起，各处都建有关塞。秦军南征越人，只要越过了这些隘口，便可进入北江上源的浈水、武水、连江，进入西江支流的贺江、漓江，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北江、西江干流，而达越人的中心地带——珠江三角洲。

 无论是今之南岭山系中五条山脉的“五岭”，还是古代文献中被认为是秦军南下平越五条通道的“五岭”，都不能说是越过了南岭山脉。李龙章只说“从文献或出土文字的角度并不能确证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可他却没有正面证明岭南地区先秦时期不属楚国疆域。二者虽各执一词，但先秦楚国的南界问题依然模糊。2009年，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先秦部分”，专列两章（第十、十一章）对“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变迁”[2]进行考述，作者李晓杰在《楚国疆域考》一节中，考述了楚国北部、西部、东部疆域，唯独没有提及楚国的南部疆域。附录《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属郡沿革表》中，虽然列入“洞庭”、“苍梧”二郡，但于郡名之后都是打了问号的，可见他对楚国是否曾领有二郡是持不确定态度的。那么，楚国疆域的南界可否有一个比较清晰位置或走向呢？这需要从楚国的立国论起。

 楚国初为周成王所封时，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回忆西周初年出任早期生活状况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1]而且，楚国当时的境土很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又说：“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2]以江淮为界，是文献中较早的关于楚国疆域范围的记录，但已不是立国初期的狭小区域了。淮为淮水，江却不能理解为长江，早期的楚国疆域虽比立国丹阳时已有很大拓展，却也不可能拥有北界淮河，南界长江的广大地域。按照石泉先生的考证，“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古亦称江[3]”，那么，“楚介江淮”之“江”应指汉水，更具体而言，“江”当为汉水北上源的丹江。淮水水系复杂，支流众多，其上源为流经河南汝阳的北汝水，其发源于豫西伏牛山，伏牛山是淮水水系和汉江水系的分水岭。“楚介江淮”，正是说楚国的范围介于伏牛山区与丹江之间，其中心为淅川流域。这以范围才符合楚国早期疆域的实际情况。对此，石泉[4]、何光岳[5]、俞伟超[6]等都有较为详尽的考证，看法也较一致。

 至楚王熊渠时，楚国势力沿汉水向东南发展。《史记·楚世家》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7]周夷王为西周第九代国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他在位定在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间。杨粤，也作扬越。熊渠于周夷王时代，利用周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的时机，就近攻伐庸蛮、扬越。从《史记》记载可知，当时楚国势力已推及鄂，后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史记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楚国起初所征服的都是江汉之间的小国，至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时，楚国也成为独霸一方的大国。《史记·楚世家》云：“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熊恽时，楚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王既交好于诸侯，又礼敬于周天子，因而周天子赋予楚君特权，让他镇服南方夷越，以确保中原的安宁。楚国正是利用周天子的授权，趁机吞并江汉诸国，不断扩充实力、拓展疆土，而致“楚地千里”。此番征伐中，本居于江汉之间的扬粤人首当其冲受到楚的征伐，而被迫放弃江汉沃野，向南、向东迁徙，故至春秋战国时期，杨粤人已经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的是今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齐伐楚，成王派使者言于齐侯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杨伯峻注云：“此所谓北海、南海者，犹言极北、极南，不必以实地证之。”[8]王守谦《左传全译》也说：“北海，泛指北方边远的地方。南海，泛指南方边远的地方。齐国临东海，而楚境不及海，故此处所说‘北海’和‘南海’只是泛指，并不是实指大海。”[9]楚使自称楚国地处“南海”，其实就是要表达齐、楚两国一北一南之意，与岭南之南海没有任何关系。

 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围攻郑国，攻下郑国都城，郑伯对楚庄王说了一番示下称臣的话语：“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1]庄王之前为穆王，在位12年。穆王三年（公元前623），攻灭地处今河南信阳市东北、濒淮水的江国。《汉书·地理志》汝南郡之“安阳县”注引应劭曰：“故江国，今江亭是”[2]。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又沿淮水东下，灭掉位于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境内的“六”、“蓼”。《汉书·地理志》曰：“六，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3]至穆王八年（公元前618）又伐陈。可见，穆王时期楚国疆土一直是向东沿淮水两岸发展。庄王在位时期的疆土又有所拓展，灭庸、灭舒、伐宋、伐陆浑戎、围郑，这些小国除庸位处汉水以南外，其它均为穆王时期征伐区域基础上的拓展。因此，楚国至庄王时期，势力范围仍然没有突破汉水与淮水流域。郑伯所谓“宾之南海”，是一种婉辞，意思是希望把自己放逐到南海。其中的“南海”并非后世所称的岭南地区，而是楚国淮、汉以南广大夷越（扬越）区域。当时楚国的疆域范围甚至没有越过长江。

 庄王后嗣为共王（公元前590—前560），《史记》未载楚国攻伐的对象。《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记述共王子囊为其谋谥之语：“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4]《史记》所载，西周时期楚人所伐蛮者，唯有“庸”[5]。对“庸”的征伐起自熊渠时代，至庄王三年（公元前611）方始告灭。区区一个庸蛮，历经数百年才略定，南方广大的夷越地区，共王时代不可能完全据有。因此，共王抚有的“蛮夷”，主要是指早期楚国西南部山区的庸蛮等族；奄征的“南海”则指居于以“鄂”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以南扬粤地区，至多达于“云梦”。有论者称“‘奄征南海’或‘抚征南海’无疑都是指征讨岭南而言，此时楚国与岭南发生了政治关系”[6]，与史实是不符的。

 《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章”，记载了苏秦对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的一段话：“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清人张琦《战国策释地》曰：“洞庭在今（湖南）岳州城西南一里，一名巴邱。……古苍梧，汉零陵郡也。今（湖南）永州府至广西全州地。”[7]《战国策》中的“苍梧”，为汉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关于楚国南境唯一明确的地名。后来《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8]吴起相楚悼王在公元前381年以前，即战国中早期。威王距悼王时代未远，《战国策》和《后汉书》，作为不同时期的两部文献都提及楚国南境的“洞庭”和“苍梧”，可以肯定，楚国至威王时期的确南界已至苍梧。然而，战国中期楚国领有的“苍梧”究竟指何地，历来存有极大的争议。

 据钱穆先生考证，最初的“苍梧”之地还不在今湖南地区，而在汉水以北的丹江流域，其后转移到湘水流域，是由于“楚人南迁，北方雅名胜迹，皆已移植”的结果。[1]又据徐少华所考，“楚人于战国中期即在其南境的今湖南一带设置了洞庭、苍梧两郡，秦始皇二十五年，于王翦‘定荆江南地’后，随即设立的洞庭、苍梧两郡，实承楚国故治而来。”[2]楚秦苍梧郡约始置于战国中期，主要范围在苍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长沙、郴州为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前后延续了100多年。汉苍梧郡又继承了楚、秦苍梧郡的名称，但位置却南迁至楚、秦苍梧郡以南数百里的今广西梧州一带。后晓荣也认为，“秦苍梧郡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其辖地跨南岭，实为战国楚势力的延续，并为西汉初年南越国所继承。”[3]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曰：“盖汉苍梧郡，为今广西梧州、平乐、广东肇庆三府及湖南永州府之永明、江华二县。是时，楚地跨有蛮粤，未必不至于此。”[4]综合各家论者，对于楚国南界的争论，皆是围绕“苍梧”地望而展开的，远则过全州至湘水上源与漓水上源交界处，近则为零陵郡，即今湖南永州一带。无论远点还是近点，苍梧毕竟只是楚国南界上的一个点而已。如果仅限于一个点，而且这个点还无法确定其可靠位置，断不会出现后来如此多关于战国时楚国南界已越过五岭，而至秦之南海郡地的说法。那么，除了西线苍梧以外，楚国在东线的楚越交界地带的南界又当至于何地呢？

 《通典·州郡十四》云：“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甿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通典》说得非常清楚，秦始皇南征杨越大军是分为五路的，先期是守住五岭，因为这是由北向南的必经之路。这里没有说首先攻克五岭要塞，而是派兵把守五岭，说明在秦兵南下至五岭之前，五岭要塞已经不为越人所控制。那么，又是由谁控制呢？显然，秦征岭南杨越人之前，已灭楚国而尽有其地，秦人是从楚人手里接过了五岭要塞的控制权。因此，可以断定，秦兵越过五岭关塞南平杨越人之前，五岭地区已为楚国所有。否则，秦始皇所派出的五路人马不可能如此顺利越过南岭而径直将杨越略定。秦在军事解决岭南百越之时，东线大庾岭关、骑田岭关、萌渚岭关、都庞岭关的几路大军都没有遇到多少阻力，而西线越过越城岭关，通过湘江而进入漓水的一支秦军也是顺利通过，秦将屠睢为西瓯人所杀，浮尸数万的情况还是秦军深入西瓯人领地之后发生的。

 秦征杨越之前楚国已经据有五岭，至少是占据了五岭的关塞，是否还有其它佐证呢？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五“广南东路”所记又可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韶州，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桂阳郡。”（1087页）“南雄州，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豫章郡。”（1100页）“连州，春秋为百越，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二汉属桂阳郡。”（1092页）“英州，古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桂阳郡。”（1102页）卷三十六“广南西路”则曰：“桂州，古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属桂林郡，二汉属零陵、苍梧二郡。”（1129页）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九“岭南道三”：“循州，海丰郡，今理龙川县。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与两汉则南海郡地。”（3060页）“岭南道五”：“贺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通为越地，七国时为楚地。”（3082页）“岭南道六”：“桂州，始安郡，今理临桂县。《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是为桂林郡。二汉属零陆、苍梧二郡。”（3097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广南西路》：“静江府，《禹贡》荆州之域，古百越之地，七国时服于楚，为楚越之交。秦始皇略取陆梁地，是为桂林郡，桂林之名始此。”（3148页）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宋代的韶州、南雄州、连州、英州、循州、桂州、贺州，战国时属楚。也许有论者会提出质疑，“属楚”不必为楚所控制，但《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书在记录各州的领属时，分明是以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为界线的。如果秦之前不属楚国，则全部直接标明“古百越之地”或“春秋、战国为百越”。诸如“潮州”条：“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秦属南海郡”；“融州”条：“春秋、战国为百越，秦属桂林郡。”如果以上宋代两广韶州等七州亦为越人控制，为何不与其它各州一样记述呢？为何单单将这七州提出而注明“战国属楚”呢？这分明是以示区别，这区别就是七州之地在秦平杨越之前已经为楚国所有。

 那么，楚国何时疆域南界已至南岭山脉地区的七州之地呢？其时间的前限无法考定，但后限是可知的，即秦灭楚之时，楚国是据有该地的。秦人直接从楚国手里接管了七州之地。也许楚国晚期的疆域已不是其历史上最广大的，但李晓杰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1]中所考定楚国疆域的北、东、西三面均已不保，唯有该书中不知因何故空而不述的南部疆域是稳定的。何光岳更认为：“楚国疆域最大时为楚怀王初年，这个中分天下的大楚，灭国八十多，‘地方五千里，执戟百万’（《战国策·中山策》）。东面南面尽于海；东北达山东莒县、泰安；北抵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北至陕西秦岭以南；西抵四川铜梁、荣经及云南楚雄；西南到广西桂江流域，淮水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全包括在楚国疆域之内。楚国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南方，为战国时首屈一指的大国。除了吞并众多的国家外，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杨越、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虎夷、淮夷、卢戎、陆浑之戎、阴戎、巴、蜀、氐、羌、夜郎、且兰、筰、邛、靡莫、青衣等众多的部族，把它们都置于楚文化的熏陶之下，为秦统一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何光岳之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称楚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则可，如称这些都是楚国所开拓的疆土，则难以令人信服。

  从以上考述可知，楚国至悼王之前，其疆域仅至于洞庭以北地区，至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南境已至五岭地区，而最远处是在战国中后期达到的。将《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舆地广记》、《方舆胜览》等书的记述联系起来，楚国南界东起循州，向西经南雄州、韶州、英州、连州、贺州，至静江府（桂州），恰好东西连成一条线，这也正是南岭山脉南界北纬24°线所在的部位。循州以东的梅州、潮州为闽越地。《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广南东路”：“潮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南越，汉武平南越复属南海郡。”（3103页）“梅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汉并属南海郡。”（3135页）静江府（桂州）以西则为西瓯、骆越地。在闽越、西瓯、骆越之间，楚属七州之南的临海地区，才是秦时的南越（杨粤）之地。楚国已经将杨粤人压缩在惠州至梧州之间一个狭长的滨海地带。因此，史籍所载秦始皇略定杨越，实际上应包含有杨越、西瓯和骆越在内的百越诸族。其中对杨粤的略定异常顺利，而费尽周折，并一度遭受重创的是在西部的西瓯之地。略定百越之后，原为闽越之地的梅州、潮州与五岭关塞以南的南岭山区曾为楚所属的各地重新调整为南海郡，原西瓯之地置为桂林郡，原骆越之地置为象郡。

  楚国的南界明晰以后，可以对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政区归属做一个总结了。至秦始皇略定岭南百越地之前，今广东潮、梅二州主要属闽越之地，今韶关、清远、河源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广西贺州、桂林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两广其它地区为传统的百越之地，分属杨越（南越）人、西瓯人、骆越人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