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楚庭”与七国时期楚越政区关系

 所谓“七国”，指战国时期的秦、魏、韩、赵、燕、齐、楚。七国中偏于南方者为楚国。春秋晚期，楚国东边的是吴、越两国。长期的吴、越争霸于东南一隅，结果以越灭吴国而告终。从此，在楚国的东方，越国便成了中国南方除楚国而外仅存的诸侯国。待楚国击灭越国，楚国成为尽占吴越旧地、幅员辽阔的诸侯大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5]楚国从而奄有《禹贡》九州中的荆、扬二州之地，并部分占有了梁州、徐州之地。从今日版图来看，楚国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北方半壁则为六国所共有。当然，南方半壁江山的一部分是应该排除于楚国疆域之外的，这就是岭南的百越之地。当然，秦灭六国之前，楚国的势力是否已越过南岭而到达南越之地，或者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之前，南越之地是否已为楚国疆域所范围，一直是有争议的。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楚庭”问题。

 论及“楚庭”一语，今存的最早文献是晋人顾徽的《广州记》。其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6]广州之名，始于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1]，自此“广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一个大行政区划的名称，而非指广州城，当时广州的州城一直在番禺。顾徽的意思是，两晋时期的广州区域在六国时是为楚国所属的。“六国时广州属楚”，是解释为何取名为“楚庭”的，却并不明了广州是何种意义上归属于楚国。

 另一则材料，出自于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楚庭”条曰：“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2]

 关于楚子熊恽受命镇抚南方夷越之事，《史记·楚世家》载曰：“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3]司马迁所记，楚镇夷越所得千里楚地，并未提及南海。而屈大均称楚成王熊恽镇抚扬越之后，南海便臣服于楚，对其可以理解为，南海亦夷越地，成王南征夷越当及于南海。罗香林认为“所谓夷越当即扬越，盖夷阳古音同属影纽，韵则一在脂部，一在阳部，二部属古音多对转也。扬越……自为楚熊渠所兼并后，某种裔一部分同化于楚，一部分逐渐渡江南徙，与自夏商时代即栖处于今日湘黔赣桂粤之交之越族，混杂而居，与浙闽等地之越，并各自据地为雄，以种落繁多，夫是有百越之称。” 又说：“楚人略地，本循汉水顺流东南，故先庸，后扬越，后至鄂，扬越界庸鄂间，则其最早地望当在汉水流域中部。……鄂即武昌，庸在今竹山县，扬越在庸鄂之间，其地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4]从春秋初期开始，楚国就不断蚕食那些散漫而无组织的扬越人地区，迫使扬越人节节南退，由江北转入江南，当时的澧水、沅水、资水流域几乎都被三苗、百濮所占据，只有湘江流域分布着越人，因其文化落后，为扬越南迁提供了回旋的广阔地区。因此，早期的扬越，主要活动于长江中游两侧及湘江流域。

 随着楚国势力进一步向南拓展，除一部分扬越人不甘臣属于楚国而不断南迁以外，大部分扬越人都融入楚人系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5]第一册《西周时期全图》开始出现“扬越（杨粤）”之名，其位置处于汉水下游至长江之间，向南延伸至洞庭湖一带。《春秋时期全图》则显示扬越进一步向南推及今广东北部，《战国时期全图》扬越之地的标注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仅局限于今南岭及以南地区，同时在扬越东部出现了“东越”（包括瓯越和闽越）。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全图》形象揭示了扬越人不断南迁和最后落脚于南海的变化历程。扬越与瓯越、闽越是完全不同的百越种属，至秦时，闽越、东瓯依旧存在，而扬越则被南越所取代了。南越人在秦以后的主体是扬越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国的不断南征，南迁岭南的扬越人与岭南当地的越族及由东部迁来的东瓯、闽越人融合而成。有论者认为楚国征扬越未曾到达岭南地区：熊渠伐庸、扬粤的行动仅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此处之扬粤不是岭南；而熊恽镇夷越时，“楚地千里”，此时楚国交战的对象仍在长江以北。实际上，楚国征扬越及扬越人的融入楚和越岭南迁是同步推移的。而且，对于楚国是否曾越过南岭，征服南海，即征服岭南扬越人，争论主要起于对“南海”意义的理解上。

 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征“南海”是在共王时代。《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楚共王卒，其子囊谋谥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1]《国语·楚语上》略同，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徐元诰释“南海”谓：“群蛮也”[2]，薛安勤《国语译注》、黄永堂《国语全译》、邬国义《国语译注》均释“南海”为“南方一带”[3]。《荀子·王制》中关于“四海”的一段话，则更能说明“南海”并非实指今之南海：“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綌、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王先谦《集解》曰：“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4]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攻灭郑国，郑伯便请求庄王将自己流放至南海，“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5]这里的“南海”正是王先谦所说的荒僻绝远之地。

 至楚悼王时期（公元前401—前381），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南攻扬越，夺取今湖南的三苗、百濮和扬越地区，但是否越过南岭呢？[6]《战国策·秦册三》“蔡泽见逐于赵”载：“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范祥雍《笺证》引王念孙之语认为，“南收杨、粤，北并陈、蔡，皆谓取其地也，但若言攻，则非其指矣。《史记》作收者是也。”[7]清人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认为，所谓“杨粤”，“大约今广东广州府等处皆是。[8]”何建章释“杨越”：“又称扬粤，今广东省地。”[9]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史记》，“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10]《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则更为明确：“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1]悼王距共王已过了150多年之久，时已至战国时期，吴起的变法使楚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强国，也仅至于洞庭、苍梧，由此可见，共王时期的“奄征南海”、“抚征南海”至多不会越过这一界线。《后汉书》对此说得很明白：“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1]战国早中期，楚国的南征，除融合今湖南境内的杨越人外，不愿臣服的杨越人均被赶往南岭及以南地区，而开岭南越地是秦人灭六国之后的事情。《史记》所谓“南收杨越”，也仅限于五岭以北楚越交界地带，而岭南杨越人慑于楚国的声威，表面上对楚称臣，并建“楚庭”以示对楚国的归顺，则是一种缓兵之策，实际上，楚国并未往岭南杨越地派官员行使管辖。也许楚国最终的目标便是纳南越于彀中，但还未等其实现目标就为秦国所灭，而灭楚后乘势进军岭南越地，将岭南越地归入中原政权统一版图的是秦国。因此，岭南越地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方才真正意义上全境向北臣服。后来南越国赵佗初期向汉朝的臣服与此如出一辙。

  据史料所载，与“楚庭”发生关系的有南海人高固，除上引《广州记》言及楚庭为高固所建外，尚有《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2]。高固本是春秋时齐国世卿高傒之后，高傒与管仲、鲍叔等共同辅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成就霸业。后因高氏为田、鲍强族所败，有的南逃至杨越地，年久混同于越人，故世称高氏为越人。《百越先贤志》曰：“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称其高傒之族。”[3]至战国时期，由于楚国势力的南扩，高氏与其他杨越人一样被迫南迁南海，所以又成为南海人。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南越来，“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4]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时，用高固为相。高固还推荐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写成《铎氏微》四十章，作为楚王的历史借鉴，使楚国“文教日兴”。[5]高固作楚相，距高傒氏鼎盛时期的齐桓公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之久。关于高氏失势南迁，史无记载，但据史事推断应是在桓公之后孝公、昭公时期。距离高固相楚，仍然长达三百年。三百年与杨越人的共处，足以改变一切，农业生产方式则由北方齐地的旱作变为扬越地的稻作，而“饭稻耕鱼[6]”，恰是扬越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高氏入乡随俗，自然同化于扬越人。楚威王用高固为相，也并非令其远赴楚都郢以理相事，而是一个虚位，以此笼络高固经营岭南越地。对于高固来说，则是顺水推舟，一方面立楚庭以示受楚国节制，另一方面可以在南海独立延续越俗。按照屈大均之说，“楚庭”作为宫室的建立，在与楚国的政治关系上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具有行使楚国治理方略的意义。而广州的另外两个别称“羊城”、“穗城”则完全是具有扬越民族特色的，是扬越文化的体现。“羊”与“扬”（杨）音通，五羊或系五个扬越部落南迁于南海。[7]羊城，即扬城，扬越人之城。如果史料中关于高固的记载确实，那么岭南南越文化系统的形成就应从“五羊城”的出现算起。

 那么，周夷王和周惠王时楚子伐杨越立楚亭又作何解释呢？“亭”本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石碑，碑上铭文。楚国时，对新征服之地往往都立亭以为领属，后来亭成为民间坊里区划单位，亭有亭长。刘邦曾为“泗水亭长”，《史记正义》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高祖为泗水亭长也。”[8]楚立亭皆可称为楚亭，楚亭并非特指，只是今广州越秀公园中越秀山上还保留有一座建于清代的刻有“古之楚庭”四个隶体字的石牌坊，可以显示它与楚国的历史联系。所以，高固为相的楚威王之前，历次南征扬越楚子皆立楚亭以为记，虽说是南海事楚之后，方建楚亭，却不是在岭南越地建有楚亭，而是在楚国南方征得的僻远之地立有楚亭。高固之前的楚亭与高固为楚相后独掌岭南越局时建立的楚亭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建立，说明楚国经成王、庄王、共王以至悼王、威王五次较大的经营，至战国末期才对岭南扬越人有了形式上的统属，其方式是以完全同化于杨越人的高固代理，这也开了秦汉经营岭南越地“以故俗治”的先声。楚国虽然没有直接对岭南越地施以行政管理，却为后世中央政权经略岭南提供了启示。

七国时期，后成为秦南海郡所属地区主要是北来杨越人的活动范围，形成秦以后的南越族。杨越从百越族系中的消失，是楚国征伐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楚国灭了杨越，而越岭南迁的杨越人至秦时则称南越了。居于南海西部的西瓯和骆越则是杨越以外的越人土著分支，楚国未与其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