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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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曾大兴
二、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
要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问题,必须借助中国智慧。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1]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讲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词语)的内涵:
一是“气”、“阳气”、“阴律”;
二是“物”和“物色”;
三是“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词语)。我们知道,“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据笔者统计,在《汉语大字典》里,“气”字的义项多达23个;在《汉语大词典》里,“气”字的义项多达31个,以“气”为词根(构词语素)的单词(不含成语)则多达180个。在《文心雕龙·物色》的这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依次为:“阳气萌而玄驹步”、“英华秀其清气”、“天高气清”和“写气图貌。”这四个“气”字是什么意思呢?
“英华秀其清气”的“气”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气”是指天气,这三个“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是指什么呢?
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这个词。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2]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3]
在古代汉语中,当“阳气”(阳)和“阴气”(阴)并举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对生理学的概念,也有可能是一对气候学的概念。如《黄帝内经·灵枢·大惑论》云:“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寐。”即是讲生理问题,这里的“阳气”、“阴气”是一对生理学概念;而《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则是讲气候问题,这里的“阳气”、“阴气”是一对气候学概念。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讲生理问题还是讲气候问题?或者说,这里的“阳气”、“阴气”是一对生理学概念还是气候学概念?笔者认为是后者。理由是:
第一,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崔骃《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鸧鹒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4]阳气萌发而鸧鹒(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5]可以看作是对崔骃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的“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是由崔骃的这两句而来,崔骃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
第二,[明] 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这一段话是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这里的“阳气”和“阴气”并举,与刘勰的“阳气”和“阴律”(阴气)并举一样,都是讲气候问题。
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何谓“四时”?《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气”、“候”二字的最早的解释,而“四时”就是360天,就是一岁,也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
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
既然“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词语)。“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牛为大物。”段注:“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可见“物”字的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那么,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具体是指什么呢?王元化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7]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涵义。
“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
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所谓“物候”,如上引竺可桢所言,“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8]它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9] 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讲物候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讲物候的周期性,讲物候的季相,讲物候的具体表现。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10]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例如:“灼灼”写桃花的鲜艳之貌(《桃夭》),“依依”写杨柳的柔弱之形(《采薇》),“喈喈”写黄莺之和鸣(《葛蕈》),三者都是春天的物候;“杲杲”讲太阳之明亮,这是夏天的物候;“喓喓”写蝗虫之声音(《采蘩》),这是秋天的物候。“漉漉”讲雨雪之交加,这是冬天的物候。
再看第三组概念(词语),即“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就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11]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个体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所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12]所以“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个体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在所以为之欣喜。所谓“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瞻万物而思纷”。所谓“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思纷”,就是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在这里,“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霰雪无垠”是四时物候,而“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
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現出來,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 [13]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說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 [14]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及其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之后,梁代的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5]
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我们可以联系该文中的另一段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其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个“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如上所述,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时,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而当“气”字与“四候”处于同一语境时,这个“气”字更是指气候。
许多学者在阐释钟嵘的“气之动物”这四句话时,喜欢引述《礼记·乐记》中的这一段话,以为是钟嵘之所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16]”实际上,《礼记·乐记》的这一段话,并不比钟嵘的话高明。或者说,钟嵘的认识,已经超过了《礼记·乐记》。因为《礼记·乐记》只讲了“物”和“人心”的关系,以及“人心”和“乐”(声、音)的关系,而钟嵘则除了这两层关系,还讲了一个最初的关系,即“气”(气候)与“物”(物候)的关系。
笔者注意到,在所有解释钟嵘《诗品序》的论著中,只有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解释得最好。该书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17]”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当然,这条解释也还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笼统地解释为“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我们不妨再看看《诗品序》的原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18]在这里,“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是四时物候,而“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等等,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得宠之人的惬意与失意之人的迷茫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笔者认为:钟嵘《诗品序》中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那两段话的一个概括,它们的价值,就是揭示了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问题,从而解答了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这就是: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气之动物),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物之感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摇荡性情),才有文学作品的产生(形诸舞咏)。
钟嵘的表述是完整的,但是这种表述和刘勰的表述一样,也是不经意的。也就是说,钟嵘的本意,并不在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更不在探讨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而是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之得失。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探讨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图,语焉不详,点到为止,所以后人在解释这几句话时,也就顺着他的本意进行,而没有把这几话当作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来思考。而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也只是还原了“气”这个字在特殊语境下的本意,也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探索下去,最后还是被钟嵘的本意牵着走了,可以说是与“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命题失之交臂。
三、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
气候通过物候来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物候通过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来影响文学作品。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最终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气候具有周期性和地域性,受气候影响的物候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受物候影响的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既有时序性和地域性,也有个体性。因此,气候影响文学的终端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因时序而异,二是因地域而异,三是因个体气质而异。
1、因时序而异
陆机《文赋》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钟嵘《诗品序》讲“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都是在讲物候的时序性以及文学家的时序感觉。文学家的时序感觉是非常强烈、敏锐和细腻的,历来写时序之感的作品不可胜数,其中又以大量的伤春、悲秋之作最为引人注目。
伤春之作,早在《诗经》里就有了。《豳风·七月》有句云:“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19]即是最早的伤春之作。《诗经》之后的“伤春”之作更是不胜枚举。如[唐]王昌龄《闺怨》: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20]
“春日”的“杨柳色”,这是我国暖温带和中温带地区的一种很典型的物候。由于春天气候回暖,曾经枯黄了一个冬天的杨柳开始返青了。作品的主人公原是一位“不曾愁”的少妇,她把自己打扮的那样整齐漂亮(凝妆),登上翠楼,原是为了欣赏楼外的景致。但是忽然之间看到了路边的“杨柳色”,她的心情立刻变了。因为杨柳返青这种物候无疑在提醒她:又一个春天到了!自己在孤单寂寞当中又过了一年,自己的青春又虚度了一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她的夫婿很长时间都不在身边,“夫婿觅封侯”去了!在诗人王昌龄所处的盛唐时代,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是有志男儿“觅封侯”的一条重要途径。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诗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她的夫婿就是这样一个“只向马上”取“功名”的理想主义者。当初她的夫婿从军边塞去“觅封侯”,她是同意的,甚至是鼓励的。可是这个“功名”毕竟不是囊中之物,毕竟不是那么好取的,夫婿居然很久都没有回来。平时的日子,她也没怎么想这件事,所谓“不曾愁”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看到了“杨柳色”这个物候,她立刻想到了自己当下的处境—— 一个独守空房的思妇的处境,甚至想到了今后的命运—— 一个很有可能被忘却、甚至做寡妇的命运。想到这里,这位少妇顿生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叫他去“觅封候”。在现在的她看来,“功名”不就是个身外之物么?为了这么一个身外之物,把夫妇二人尤其是把她自己的青春、幸福和快乐都搭进去了,这显然是不值的。这就是抒情主人公的生命意识(也是文学家本人的生命意识),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感悟、思考和判断。而这种感悟、思考和判断,完全是由“陌头杨柳色”这种物候引起的。
春天的物候为什么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或者说,伤春作品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春天的性质。《说文解字》:“春,推也。从日草屯。”段注:“此于双声求之。《乡饮酒义》曰:‘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尚书大传》曰:‘春,出也。万物之出也。’日草屯者,得时草生也。屯字象草木之初生。”[21]在《辞源》里,春这个字有五个义项,其基本义项为“四季之首,即农历正、二、三月。如《公羊传》:‘春者何,岁之始也。’”还有一个义项值得注意:“春情,情欲。如《诗·召南·野有死○》:‘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的季节。花开了,杨柳返青了,燕子回来了,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昆虫开始活跃起来,它们忙着传递生命的信息,忙着求偶、抚慰、交配和繁殖。农民也开始了春耕和播种,人的情欲也旺盛起来,交流爱情,繁殖生命。可是有许多女子,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求偶的愿望得不到传达,爱情的种子无由孕育,生命的花朵无由绽放,而时间却在一天一天地流走,青春在一天一天地虚耗。于是在心理上就显得很焦虑,很失落,甚至很伤感,由于这种伤感是因春天的物候而起的,所以就名之为“伤春”。《诗经·豳风·七月》有句云:“女心伤悲。”郑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22]此处所谓“阳气”、“阴气”,实际上就是春、秋两季的气候;所谓“物化”,实际上就是两季的物候对女人和男人的生命意识的触发和影响。某些男士的“伤春”之作,往往借女子在爱情上的失意来写男士在政治上的失意,实际上也还是缘于女士“伤春”与春天的物候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伤春”之作的生成机制。
“悲秋”之作,也是早在《诗经》中就有了。上文所引《唐风·蟋蟀》即是。《唐风·蟋蟀》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悲秋之作,应该是战国后期楚国文学家宋玉所作的《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23]
《九辩》是宋玉晚期的作品。宋玉曾是楚襄王身边的一个“小臣”,“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24]至楚考烈王时,竟遭斥逐而流落异乡。“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政治上的失意(贫士失职、淹留无成)与旅途上的孤独(去故就新、羁旅无友),使他倍感生命的贬值、人世的冷漠和时间的严酷无情,他在“惆怅”、“不平”、“寂寞”、“自怜”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一再地预感到死神的逼近。他这种深入骨髓的个体生命的漂泊、孤独之感与坎坷、失意之怀,在中国古代文士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的遭遇、心态和创作在无数的文士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种深入骨髓的个体生命的漂泊、孤独之感与坎坷、失意之怀,是因为什么而引起的呢?显然,是秋天的物候,是“草木摇落而变衰”、“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鹍鸡啁哳而悲鸣”以及“蟋蟀之宵征”等一系列具有长江、汉水流域之特点的物候。宋玉由此被奉为“千古悲秋之祖”,《九辩》的抒情模式,也成了历代悲秋之作的一个范本。
宋玉之后,几乎所有的悲秋之作,都会写到抒情主体对于个体生命的种种慨叹,诸如漂泊之感、家园之思、老病之怀、迁谪之恨等等,而所有这些关于个体生命的慨叹,又都是由秋天的物候引起的,例如草木之零落,候鸟之迁徙,秋虫之鸣叫,霜雪之降临等等。
秋天的物候为什么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或者说,悲秋作品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要明白这一问题,必须了解秋天的性质。《说文解字》:“秋,从禾肖声,禾谷熟也。”段注:“其时万物皆老,而莫贵于禾谷。故从禾。言禾复言谷者,该百谷也。《礼记》曰:‘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25]在《辞源》里,秋这个字的义项有六,基本义项有二:一是禾谷成熟。二是指季节、时令。秋天是一个萧条、肃杀的季节,[26]西风起,秋花谢,草木零落,大雁南飞。昆虫完成了一冬的储蓄,准备蛰眠。大地开始收敛它的生机;秋天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农民收获了自己的粮食,读书人也开始收获自己的功名。科举时代,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专用名词,叫“秋试”,又叫“秋帏”,即每年八月举行的乡试。所以秋天对于一个士人来讲,乃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对于没有科举功名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令他们向往的季节;对于一个有科举功名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令他们回忆的季节。秋天萧条、衰飒的物候,提醒人们一年好景将成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秋天的收获与考试,又让那些士人想到自己的功名、仕途和前程。尤其是那些尚在蒙冤、遭谴、征戍、行旅、冻馁、老病之中的士人,看到落叶飘零、大雁南飞等物候,自然会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与未知的命运,觉得生命在浪费,在贬值,甚至在遭受践踏。于是种种失落感、挫败感和屈辱感便涌上心头,感叹嘘唏,悲不自胜,乃至诉诸吟咏,化为文学作品。由于这种悲情是因秋天的物候而起的,于是其作品就以“悲秋”名之。这就是“悲秋”之作的生成机制。
当然,秋天的功名之想,乃是一种人文附加。秋天的自然本性,则是萧条和肃杀。那些不求功名的人,例如普通的思妇,同样也会有悲秋之思,这完全是因为秋天的物候,引发了他们对于有限生命的感叹。
[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694页。
[2]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30页。
[3]曾大兴:《中外学者谈气候与文学之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4]崔骃:《四巡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册,第420页。
[5]宋荦:《明遗民诗序》,卓尔堪:《明遗民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页。
[6]苏浚:《气候论》,汪森辑:《粤西文载》(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7]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6页。
[8]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第14页。
[9]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第45页。
[10]《大戴礼记·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驹贲。玄驹也者,蚁也。贲者何也?走于地中也。八月,丹鸟羞白鸟。丹鸟也者,谓丹良也。白鸟也者,谓蚊蚋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这两句的来源。
[11]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5页。
[12]刘希夷:《白头吟》,《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卷,第247页。
[13]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转引自詹瑛:《文心雕龙义证》,第1732页。
[14]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转引自詹瑛:《文心雕龙义证》,第1732页。
[15]钟嵘:《诗品序》,曹旭:《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6]《礼记·乐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3310—3327页。
[1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册,第312页。
[18]钟嵘:《诗品序》,曹旭:《诗品笺注》,第1页。
[19]《诗经·豳风·七月》,朱熹:《诗集传》,第90—91页。
[20]王昌龄:《闺怨》,《全唐诗》,第143卷,第1446页。
[2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22]《毛诗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一),第831页。
[23]宋玉:《九辩》,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册,第133页。
[24]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2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27页。
[26]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一:“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又云:“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凌曙:《春秋繁露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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