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气候的关系问题，属于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语言、风俗等要素。地理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要素着眼来探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然而一直以来，人们讲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其所关注之地理环境往往多指人文环境，殊少涉及自然环境。本文即是从气候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明确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是法国19世纪的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8—1848）。她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1]

  斯达尔夫人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受了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之影响，例如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即已开始注意人与气候的关系。当然更有可能是受了她的前辈、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用了很多篇幅来探讨气候对法律的影响，指出人的精神气质和情感因不同的气候而有很大的差别，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国家之法律因此也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孟氏没有提到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基本观点可能启发了斯达尔夫人。

  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她只是点到为止。在接下来的文字里，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南、北方文学的差别，但是并没有从气候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差别形成的原因，更没有探讨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以及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

  正如孟德斯鸠之后，还有一些学者继续探讨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一样，^[2]斯达尔夫人之后，也有若干学者继续提到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例如比斯达尔夫人的时代稍晚的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1828—1893）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里，除了一再强调“精神的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提到过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3]

  与斯达尔夫人一样，丹纳也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他的重点一直放在时代、环境、种族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一方面。

  笔者认为，气候影响文学这一说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问题是，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机制是什么？主要表现有哪些？可以说直到今天，人们并没有就此进行必要的探索。由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因此“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就只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机制和主要表现，那么“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展开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本文的目的，即在试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机制和表现问题。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几个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有关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也就是说，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

  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以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身体，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长短等等），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或身体）这一方面而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气候对所有人的生老病死都能构成影响，并不因为某个人是文学家就有所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文学家和普通人是有明显不同的。

  正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1、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

  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那么人的生命只是长河中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摆脱时间的限制，无法获得生命的真正自由，人在内心深处是既无奈，又不甘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比普通人的更强烈，更敏感，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诚如索甲波仁切的《西藏生死书》所云：“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 [4]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即有关的物候现象。英国学者弗雷泽指出：“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5]

  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不可能游离于自然之外，更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众生平等，万物同体，天人合一。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是，一般人对人类自身（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种地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民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则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时间的流逝，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6]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这种体验一般人是很难有的。郁达夫的散文《杂谈七月》写到：“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发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缘故。”[7]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不仅能够由此而感知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黄宗羲《景州诗集序》：“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8]所谓“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细腻地、强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的律动；所谓“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诗化的形式（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质量，就是要大打折扣的。

  2、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9]气候这个概念，和气象、天气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通俗地讲，“气象，是指发生在天空里的风、云、雨、雪、霜、露、虹、晕、闪电、打雷等一切大气的物理现象。”“天气，是指影响人类活动瞬间气象特点的综合状况。”而“气候，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10]

  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

  所谓物候，按照《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就“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1]用我国物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12]“在温度表（发明于1593年）和气压表（发明于1643）发明以前，人们不知道如何量气温和气压。在那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要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叫物候。研究这类现象关系的就是物候学。”[13]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14]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它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竺先生在《物候学》一书里，把我国温带、亚热带地区的物候观测种类列了一个名单，[15]笔者根据这个名单，制成下表：

中国温带、亚热带地区物候观测种类简表

植物种类		动物种类		农作物	气象水文要素
木 本 植物	乔木	候 鸟	家燕、金腰燕、 楼燕、黄鹂、杜鹃、四声杜鹃、豆雁	禾本科粮食植物 棉花	霜 雪 严寒开始 土壤表面冻结 水面（湖泊、池塘） 结冰 河上薄冰出现 河流解冻 土壤表面解冻 水面（池塘、湖泊、 河流）春季解冻 河面春季流冰 雷声 闪电 虹 植物遭受自然灾害
	银杏、侧柏、桧柏、水杉、加拿大杨、小叶杨、垂柳、胡桃、板栗、栓皮栎、榆树、桑树、玉兰、苹果、毛桃、山桃、杏树、构树、合欢、洋槐、槐树、枣树、梧桐、白蜡、桂花、紫薇、苦楝、栾树、
		昆 虫	蜜蜂、蚱蝉、蟋蟀
	灌木
	牡丹、紫荆、紫藤、木槿、紫丁香
草 本 植物	芍药（白花的） 野菊花	两 栖 类	蛙

  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我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Ο，天子亲往……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16]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

  物候被称作是“大自然的语言”，它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物候观测的历史要比气候测量早得多。竺可桢先生讲：“在十六、七世纪温度表与气压表发明之前，世人不知有所谓‘大气’，所以无所谓‘气候’。”[17]人们对于气候和季节的了解，是通过对物候的观测来实现的。十六、七世纪以后，人们可以借助温度表、气压表，甚至是雷达、火箭、人造地球卫星等各种科学仪器来测量气候了，但是也没有放弃直接用眼睛和耳朵来观测物候，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是因为“各项气象仪器虽能比较精密地测量当时的气候要素，但对于季节的迟早尚无法直接表示出来。”[18]如果说，“观测气候是记录当时当地的天气，如某地某天刮风，某时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热等等。而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所以物候学和气候学虽是姊妹学科，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往来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19]

  3、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有一个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在我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并不是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左传》，也不是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管子》，而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秦风·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雱”，《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以此丰富生命的内容，提高生命的质量。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忧深而思远也” [20]。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一种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俗话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的生命，可以说是“异质同构”。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图示如下：

图一：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之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