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它的书写者提供语言和经验。上海一直是功能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飞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势头不减，上海屹立于经济危机的余震中岿然不动，成为许多小说创作的现实背景。现居上海的作家郭敬明无疑是当今最具潜力与影响力的新一代年轻作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将空间观念无限放大，展现了年轻一代上海人的日常世俗生活，规避了线性时间观带来的宏大叙事。对于上海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郭敬明既有沉湎于其中的欣喜，又有着不同于上海籍作家的敏感体验———惶恐与焦灼。这些，都与他长久以来的地理经验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1 郭敬明文学书写中的时空观念

身居上海，用青春飞扬、细密绵柔的笔调，描绘当代上海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展现新一代上海人的生活，郭敬明毫无疑问地成为新时代青春文学的宠儿。除去《幻城》、《爵迹》等科幻类作品，郭敬明的现实题材作品《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梦里花落知多少》、《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三部曲等，都对上海城市有直接的描写，或以上海为背景展开故事。近年来，他的系列小说《小时代》讲述了几个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在声光化电、灯红酒绿的上海，经历了大学、工作、恋爱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将 21 世纪上海飞速发展的节奏和中高产阶级安于享乐、对高端高质量生活的渴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仅取得可观的发行量，更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在日新月异的银幕上占据一席之地，宣告着新上海时代的到来。郭敬明也因书写当代上海的故事，被看作是海派的继承者。

诚然，郭敬明的小说与早期海派有着相似的叙事系统。通常，小说叙事有两个系统，即叙事的逻辑系统与叙事的时间系统。早期海派回避关于时间的问题，因为时间状态所带来的历史感问题正是他们企图避而不谈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海派以新感觉派作家为代表，他们热衷于感官的刺激的写作，为光怪陆离、杂芜繁丽的上海大都市和殖民地画魂，展现出都市风景线上强烈的大众欲望和消费特征。在舞场、咖啡厅、街道的背景中，新感觉派解构时间，放大“现在”，演出一幕幕正在进行着的迅速聚合、快速分离的爱情故事。在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借文中女性之口，新感觉派表达了他们的时间观: “我应许你的时间早已过了呢……我还未曾跟一个 gentleman 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1: 16］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一改昔日小说叙事的线性时间，着重把握瞬间从而造成无限扩大的空间性，展开上海书写与想象。新感觉派作家把书写都市文化作为首要任务，他们的作品是“从审美的角度描述了现代化的都市设施以及由这些设施构成的都市空间，这是一个声、光、化、电的世界，是一个声色犬马的现代性的消费性空间，弥漫着机械化的速度、商业文化的魅力、异国情调的迷人以及色情的诱惑。”［2］同样，郭敬明对于时间的态度也是游移、暧昧的。青春期的年纪，敏感、多疑、细密，害怕孤独而又渴望独立，经常“听到时光断裂的声音”［3: 3］，“看到生命中凌乱的碎片从眼前缓慢地飞过，捕捉到每场繁华间短促的罅隙”［3: 96］，从而“在这些片段和罅隙间起舞”［3: 96］。在新近的作品《小时代》中，故事忽而发生在大学时代，忽而后退到高中，仅仅几十页就叙述完成了从刚进大学校园到大学毕业的所有事情。时间的不感带来的是空间的放大，具体表现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细刻画。《小时代 1． 0》开篇这样描绘当今上海: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梦想; 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都会———留下他们的眼泪。……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这是一个浩瀚的巨大时代。这是一个像是地下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城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4: 1］由此可见，“上海”在郭敬明那里不仅仅是展开故事的背景，它代表的丰厚的物质、精细生活方式、光鲜亮丽的贵族时尚，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成为作者和读者沉溺其中的物质圣地。

回避叙事线性时间，突出空间观念，着力描绘浸润着欧风美雨的现代都市上海，使得郭敬明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然而，本籍四川的作家郭敬明与上海籍作家对于上海的描述，终归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体现了区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2 郭敬明与异时代上海籍作家对“上海”的认识

作家创作一部作品，是不断将自身精神、观念固化为文本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作家长久以来形成的地理经验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有学者指出，“对于那些在出生地度过童年、少年时期的人们，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当地区域文化的影响，而且会对区域文化产生特殊的感情，这是十分普遍的文化心理。”［5］因此，作家无论迁徙到什么地方，受到怎样的外部环境影响，总是以自己已经形成的，既定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去解读新环境，接受新信息。同样是讲述上海故事，自幼生长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郭敬明，和生长于上海的作家张爱玲，使用的是不一样的口吻。

据《松江府志》记载，“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6］;上海居民“颇崇化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6］。由此可见，“上海性格”喜事功，尚奢华。孤傲清高的张爱玲理所当然地拥有上海气质，所以年纪轻轻就宣称“出名要趁早”，用“犯冲的色彩、苍凉的基调、荒诞的生活、传奇的故事、变态的人物、对照的结构，繁复的语象”［7］来讲述一段段华美而苍凉的上海故事。然而张爱玲不只是沉迷于物质的小女人，她同样有着上海人的理性与审慎，心仪浮华，却不沉溺于浮华，更不会倾心于都市生活中表浅的物质享受。因此她说: “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8］张爱玲对于人生虚无的认识，模糊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界限。她一边在小说中着力描绘色彩斑斓的浮华美，又一面不动声色地透视着这浮华美感的幻灭。上海这座城市塑造了张爱玲孤高冷峻的性格，也给予张爱玲无限灵感与思考，成为她创作的“福地”。

《小时代》中这样提到张爱玲: “顾里用一个盘丝洞里倒挂在墙上的妖精的姿势，半眯着眼，幽幽地从她白森森的獠牙里发出气音: ‘谁? 张爱玲? 这女人挺有钱的嘛，拍过什么电影啊?’”［9: 2］从中不难体会到，40 年代的张爱玲对上海都市生活的从容与适应，是当代客居上海的郭敬明不情愿承认，却又忍不住羡慕嫉妒的。上海之于郭敬明，难免有旅思牵绊。虽然郭敬明在上海得到了极大的物质回报，几年来一直居于中国作家富豪榜前列，但是身处瞬息万变的上海所带来的不适感与乡愁，在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对于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的景观，郭敬明小说的主公人旁观之，惊叹之。这是让他欣喜若狂的、高速运转的城市，却不是属于他的城市。《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中写道: “2002 年，我从四川离开，飞往上海，我独自背着沉重的行囊走出那个我生长了 19 年的盆地，那个黑色而温暖的盆地，过安检，登机，升空，脱离的痛苦，如同从身上撕裂下一块皮肤。”［3: 13］“我有我的现实，我生活在物质精致的上海……我曾经生长的散发着浓郁时光味道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那么想念我的城市。”［3: 17］在《小时代》中，郭敬明借主人公林萧之口表达出难以融入的没落之感: “我害怕成为她们里面最平庸的那一个，我害怕成为她们不再需要的人。我的自卑滋生了嫉妒，我的嫉妒升温成火舌。它最终将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焚烧成烫人的黑烟。”［9: 214］这种潜意识里的自卑感，与生长于上海的作家张爱玲直白地表示“我喜欢上海人”的自信，对比鲜明。上海的传统观念与文化，对于张爱玲是本籍文化，之于郭敬明却是客籍文化。自小耳濡目染的张爱玲便可以淡然而自信的评价上海道，“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10: 19］而郭敬明只能麻木地陈述着上海飞速隆起的一排排魁梧的建筑，鹦鹉学舌般念叨着种种品牌与高档品，悄悄嗫嚅着内心不适的焦灼感。

3 郭敬明与同时代上海籍作家对“上海”的认识

如果说客居上海的作家郭敬明与上海籍作家张爱玲的对比中，难免时代因素掺杂影响的话，那么与同时代的上海作家韩寒的对比，就更能说明地理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对上海城市的态度上。上海，这座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像上海一样点燃如此多的梦想，也带来如此多的失望。”［11: 19］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重获对外交流的契机，遥遥领先与中国其他城市，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代名词。可是，生长于上海的作家韩寒却不以为然。在韩寒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不屑: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大城市的人”［12: 103］、“如果说城市的建筑是美丽的、值得欣赏的话，我宁愿成天对着一只火柴盒看。钢筋水泥是最没人情味的”［13: 185］……作为地道的上海人，韩寒被上海深厚的地理经验浸润、滋养，居于其中; 然而作为新一代具有独立意识的青年作家，韩寒又出于其外，以敏锐的、批判的、质疑的文化精神，批判着纸迷金醉、醉生梦死的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与韩寒斥责上海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梦想不同，郭敬明所谴责的是不爱上海的上海人“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3: 210］由此可见，韩寒是以上海人的身份，批判着自己的城市，想让它改变日益冷漠的面容，更宜于人类生活。而郭敬明却是努力向上海这座城市靠拢，向它的繁华与苍凉靠拢，力图早日融于其中。郭敬明是诸多“海飘”者中成功的代表，却也无不心酸地写道: “就在那些无聊的上海人大谈上海的俗气并且一胜不屑的时候，我却在为虚无的明日黄花做困兽之斗。”［3: 210］

其次是对物质的态度。韩寒的作品以杂文为佳，其中多讨论当今社会问题，鲜有对物质论述。而郭敬明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梦里花落知多少》的顾小北、林岚等人，还是《悲伤逆流成河》中的齐铭，以及《小时代》中的顾里、顾源等，一律是家庭的宠儿、社会的骄子。他们做着海上繁华梦，沉醉在一系列国际品牌与豪宅带来的物质迷幻之中。这些作品展现了当代上海中高产阶层青年一代的成长与生活，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难掩“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小资气息，掺杂着某些金钱至上的腐败观念，其价值观为人诟病。但是客居上海的郭敬明，在表现追求时尚与享乐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者的同情与尊重，通过“外地人”的视角，见证了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悬殊，以及这种悬殊对“外地人”内心深处的震撼。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张爱玲是安于其中的，当今的韩寒是出于其外进行批判的，而郭敬明却抒发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伤情怀: “很多次我路过被脚手架包围起来的外滩时，都会透过绿网的破洞，看到里面裹着破旧棉袄席地而睡的工人。他们的胡子上经常凝着一层看起来又像是灰尘，又像是白霜的东西。在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些工人就会从外滩彻底消失，他们会前往另一个需要他们的废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造起新的长城———用来隔绝穷人的看不见的透明的砖墙。”［9: 21］他和这些打者一样，都是大都市的外来者，面对蒸蒸日上的上海和灯红酒绿的生活，有着难以融入的陌生感与焦灼感。

上海对郭敬明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是这些影响却不能取代作家本土文化底蕴的积淀。四川，这个有着明山秀水的地方给予了郭敬明纯净的心，使他在日后的创作中用孩子般真诚的眼光来审视光怪陆离的世界。然而也正因为是孩子，价值观念尚未成熟，所以在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容易迷失方向，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过分描摹荣华富贵，突显感官享受，宣扬金钱至上，对于心智不成熟的年轻读者是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的。但是，作品中描写外来建筑工人辛苦劳作时流露出的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却难掩人性的熠熠光辉。现代不少评论者认为，《小时代》是现代物质社会焦灼的产物，盛开着妖娆而又糜烂的美丽，毫无自然、真诚的美感: “那些阴谋与斗争、那些爱恨情仇，都是发生在上流社会某几个富人之间充满戏剧性、‘闲得无聊’的‘勾心斗角’，与真正的苦难、与时代夹缝中的痛楚、与灵魂内部痛苦的挣扎，有着太遥远的距离……这一切说穿了，既造作又拙劣。”［14］批判郭敬明的作品是时代的浮躁，是当代城市堕落的标志，难免有失偏颇。作家的创作，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对于年轻作家，他们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他们的作品更不可过早的盖棺定论，用简单的“时代性”、有无“价值”来评定。

郭敬明的文学书写中表现出的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渴望和客居上海的深深的焦灼感，是各个区域地理经验激烈冲突的体现。作家越想摆脱原有文化传统的束缚，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之中，这种不适感便越强烈、越令人焦灼。如果作家郭敬明能够更好的以原有文化中朴素、真诚的视点来审视上海的城市文化，吸收其中积极向上、敢于拼搏、刻苦认真的优良品格，淘汰其中攀比、虚荣、冷酷等等缺点，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观，便能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属于我们青年人的世界。在“小时代”中，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给作家的创作打上鲜明的标记，引人注目;在“大时代”中，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积极的状态迎接新生活，感悟新生命，令人期待。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张文诺上海都市空间的现代性想象———论新感觉派作家的上海空间想象［J］．中州大学学报，2011( 6) : 41-45．

［3］ 郭敬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 郭敬明．小时代 1． 0［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5］ 潘付云．浅论越地自然文化环境对周作人思想性格的影响［J］． 名作欣赏，2008( 3) :41 －43．

［6］ 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卷四)［M］．明正德七年刊本．

［7］ 刘川鄂．多姿的结构繁复的语象———张爱玲前期小说艺术片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 4) : 175－188．

［8］ 张爱玲．流言［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9］ 郭敬明．小时代 3． 0［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10］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1］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

［12］ 韩寒．青春［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3］ 韩寒.韩寒五年文集( 下) ［M]．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08．

［14］ 曾于里．虚伪的抒情——论郭敬明“小时代三步曲”［N］．文学报，2012 -2-2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