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地理学风生水起，文学与地理的结合之处便是文学景观。当今，学界对于文学景观的研究多偏重实体性研究，即通过调研、考察、统计与文学活动、作家生活、作品描写有关的遗迹，试图还原文学发生、传播的全过程，给予文学景观以直观的表现。然而文学景观中不仅有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实体景观，还包括依托人类旖旎想象、与现实地理元素交织融合的偏重于虚构的文学景观。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虚构性景观，引发读者无限神往，启示着文学欣赏与研究的新方向。

一、虚构性景观的生成模式

文学景观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发展的，最初由“景观”一词衍化而来。景观是一个具有时间属性的动态整体系统，目前，它的概念已经涉及到地理、旅游、建筑、文学等多个方面。在地理学中，景观主要指一种地表景象，是一定区域内由地形、地貌、水体、植物和动物等所构成的综合体。旅游学家把景观当作资源，建筑师则把景观作为建筑物的背景或配景。在文学家那里，景观是自然风景与人文风俗交融的产物，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风景，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景观一词在文学领域的应用，使其自身增添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人文气息和文艺色彩，文学中关于景观的界定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19 世纪晚期以前，景观指“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包括所有可视物体，尤其是其形象化的侧面。”[1]这时的文学景观强调可视性和观赏性，是具体存在的，是自然和人文属性的统一。到 20 世纪初期以后，景观的概念扩大到“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实际上‘所有的景观都变为文化景观’。”[1]文化景观、文学景观的提法从景观的概念中衍生而来。1992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它具有广泛的内涵，是某一地域环境下各种文化要素的整体体现，文化景观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特征。”[2]国内学者对于文学景观有这样的认识“：‘景观’是指具有审美特征的自然风光等风景画面，是人类希望和理想所寄托的精神空间。”[3] “文化景观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物质文化景观主要涉及土地、生存区域和建筑等；非物质文化景观是一种内在体现，包括思想、语言、风俗、艺术、文学、信仰等”。[4]从中可以看出，文学景观的含义从最初的偏重于自然属性，逐渐扩展到了人文属性和文学属性。曾大兴教授是这样界定文学景观的：“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5]他的研究推进了学界对于文学景观的认识，实地景观的考察如火如荼，虚构性景观的意义和研究价值也逐渐被学术界发现和重视。

虚构性景观，强调的是“虚构”。一切艺术特别是文学创造的共同规律，就是以假定性的艺术情境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虚构不仅仅是“文艺创作中为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突出主题所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法。即作者在塑造形象时，不是简单地摹写社会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而是对生活素材进行集中、概括，并运用丰富的想象，补充人物、事件中不足的和没有发现的环节，以构成情节、塑造形象”[6]，而更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本质特征。正如雷·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写道：“将一部伟大的、有影响的著作归属于修辞学、哲学或政治论说文中，并不损失这部作品的价值，因为所有这些门类的著作也都可能引起美感分析，也都具有近似或等同于文学作品的风格和章法等问题，只是其中没有文学的核心性质———虚构性。这一概念可以将所有虚构性的作品，甚至最差的小说、最差的诗和最差的戏剧，都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7]虚构的文学世界，即便有相似于现实世界的人物、故事，也与真实世界截然不同：“文学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一个想象的虚拟的创造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真实、怎样的逼真、怎样的像模像样，说到底也是一种虚拟的真实，它充其量只可能与现实世界相当，却不可能与真实的现实世界等同。”[8]所以，“文学既然不是对生活的真实的照抄照搬，作家就必然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感悟，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提炼、发掘、补充、集中、概括，通过想象与虚构予以重现、变形和再造。”[9]虚构，是作家进行创造、想象的威力无限的法宝。

虚构性景观的生成模式多种多样。第一种是基于作家潜意识中的地理信息，通过想象营造奇妙多姿的地理景观。中国青年作家郭敬明的《幻城》是青春文学的力作，它虚构了一个纯净空灵的幻雪帝国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生活在刃雪城的二皇子樱空释为了让哥哥卡索自由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最终被卡索亲手杀掉。后来卡索知晓弟弟的真实意图，悔恨不已，便通过雪雾森林进入幻雪神山寻找可以让所有死去的人复活的隐莲，企图复活樱空释以及所有枉死的人。终年被白雪覆盖的纯净秀丽的刃雪城，弥漫着神秘气氛的雪雾森林、幻雪神山，小人鱼欢快歌唱的深海宫等，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地理元素，用以渲染气氛或人物心理，推动故事的开展。此类作品不胜枚举，其中的虚构性景观多姿多彩，在现实中着实无踪迹可循。

第二种是取材于实在的地理环境，又在现实基础上通过主动想象、嫁接，或者是无意识的错乱、拼合而形成的虚构性景观，这是更常见的生成方式。有的作品中，真实的地理信息有迹可循，甚至是可以按图索骥的。最典型的就是希腊神话。它作为希腊文学的最初样式，是希腊人对于周边熟悉的地理环境的最初想象。希腊神话中众神生活的奥林匹斯山坐落在希腊北部，靠近萨洛尼卡湾，东北部与希腊北部名城塞萨洛尼基遥对，海拔高度 2917 米，是塞萨利区与马其顿区间的分水岭。古希腊人认为主神宙斯、天后赫拉、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亮与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战神阿雷斯等神祗都居住在雄伟的奥林匹斯山中，他们在这里饮宴狂欢、主宰地球，上演着一幕幕神人同形同性的美丽传说。有的作品中，地理信息几乎被完全抹灭，难以辨认。在英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代表作《黑质三部曲之一黄金罗盘》中，女主角莱拉成长的地方就是牛津乔丹学院。乔丹学院原型的灵感来自于牛津大学，却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牛津大学。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幻化多样的灵魂陪伴，可以随主人心情或要求随时变换造型，等到成年的时候灵魂才固定成某一种动物，代表着主人的职业和性格。

虚构性景观的生成方式是多样的，但归根结底都源自想象。这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熔铸文学景观的过程，是作者将地方场所的深厚情感杂糅进文学作品之中的过程，因此形成了虚构性景观迥异于实地景观的独特之处。

二、虚构性景观的特点

文学作品中的景观，不只是故事展开的场所，更饱含了作家对土地的深深眷恋，是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和价值后，人与地的“合一”。它们构成了人们想象的共同体。作家总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起理想的文学景观，赋予文学景观不同的文化内涵，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记忆库。虚构性景观是形而上的，无论是哪种生成方式，都有显著的想象因素掺杂其中，因而形成了虚构性景观有别于实地景观的显著特点。

首先，在作家潜意识的地理信息基础上变形、嫁接而产生的虚构性景观具有独立的审美特点，不需要依托现实地点而存在。作家往往是在已有的生命体验基础之上，构建起自己内心的文学圣殿。这些殿堂或富饶安逸，或奇怪诡谲，充满了浪漫的神秘气息。西方文学作品中不乏这类想象，无论是《十日谈》中的佛罗伦萨年轻人躲避瘟疫的景色怡人的别墅，还是托马斯·莫尔想象中的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在公共餐厅就餐的乌托邦，到后来爱丽丝梦游其中的奇幻仙境，甚至是近些年来美国漫威电影工作室出品的动作玄幻片《雷神》系列中的神域故乡阿斯嘉，这些虚构的景观都是创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他们描摹、刻画出具有魔幻色彩的神奇之地，激起人们的无限神思。在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永无乡（Never Land）是一个远离英国本土的海岛，小飞侠彼得·潘和许许多多长不大的孩子快乐地生活在那里，玩闹、拌嘴，和精灵仙子游戏，邀请小女孩来当妈妈照顾他们，与前来骚扰的“海盗”英勇作战……小飞侠的永无乡是一个可以保持年轻纯洁的地方，隐喻着永恒的童年、不朽的纯净以及远离世俗纷争的淡然。它建筑在人类共同的童年记忆之上，并非某一确定地点，无实迹可寻。

其次，虚构性景观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不求实地的访寻与考察。文学不同于现实世界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我们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景观，目的不仅仅是要明确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从而开发那里的旅游资源。景观的魅力更多的是在于抒发作者心境，为故事的展开和人物塑造营造适当的环境，成为引起读者共鸣与神往的“境”。可悲的是，近年来关于名人故居的纠纷层出不穷，各地纷纷扛起支持第三产业发展的大旗，竭力挖掘，甚至无中生有，批量炮制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所谓旅游景点。这些低水平的新建景点，当然不具有充沛的想象力与鲜明的文学性。当各地纷纷涌现“水浒城”、“武松故居”、“西门庆故居”时，水浒的义气与豪迈逐渐被潘金莲的香艳所取代，整部《水浒传》在人们心里被自动剪辑成了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视觉上的愉悦与精神的意淫代替了更深层次的心灵共鸣，是一种舍本逐末、买椟还珠的做法，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印象。进而言之，对虚构性景观的实地考察，会导致景观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不可救药的降低。法国“情境主义者”德波认为，人们对事物影像价值的重视高于对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考虑，事物景观化的程度决定着它能产生多大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景观的文化价值，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觉直观。想象中的事物总是美好的，有些景观经文学家的神来之笔描摹之后变得精致完美，实地考察反而将人们从梦境中抛入现实，适得其反。晋太元中武陵人的桃花源为后人神往，可是当“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中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小商品———塑料袋时，人们的幻想便大打折扣了。

再次，虚构性景观具有主观创造性，不同作家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甚至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看法都有差异。正如同为山东作家，莫言和张炜的创作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各具特色。在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精心营造了故事开展的地理空间———高密东北乡。那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0]，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萦绕在物产丰饶的黑土地上。永无尽头的高粱一穂连着一穗，如潺潺的河流一般。在那土地肥沃、农民自给自足的美好家园中，以“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为代表的淳厚血性的人们，纵情地相爱、生活、战斗，甚至在军备优良的日军侵略之时，毫不畏惧地拿起日常劳作用的农具与之抗争。“用喷薄的生命强力演绎出一场场可歌可泣的生命传奇。”[11]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成为读者神往之地，固化为特定的文学景观。然而在张炜的《九月寓言》里，“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烈火。满泊野物吱吱叫唤，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兔子、草獾、刺猬、鼹鼠，刷刷刷奔来奔去……”[12]贫穷的蜓鲅村里，人们住着小土屋，吃完地瓜后胃部或轻或重的灼痛感，成为每个村民都习以为常的感觉。

同样是当代作家，同样取材于山东，莫言笔下丰饶的“高粱地”和张炜描绘的贫穷的“地瓜田”却展示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山东以农田种植为主的自然环境，高拔健迈的民风，以及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民俗，构成了作家创作的民间文化素材，情感的逐渐发酵唤醒了读者沉睡的遥远记忆。但不同作家潜意识中的记忆是不同的，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塑造作品中气象万千的虚构景观。于是，在莫言的笔下，火红的高粱地和隐秘了美好的民间世界，展现出诗意般的祥和状态，既具有鲜明的山东生态地域特征，又呈现出民间雄健豪迈的精神，成为读者共同的精神家园。而在张炜那里，藤蔓繁绕的地瓜田则充分展现着民间社会风貌和真实的底层文化形态，苦难意识的书写令人嗟叹，一种源自苦难与贫穷的不屈精神打动着读者的心灵。

文学景观产自文学，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虚构性景观如果可以为读者所接受，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读者再创造的潜力，使文学的生命力张扬，让思考的责任由作者与读者共同承担，更好地相互理解，共同建筑宏伟壮丽的文学殿堂。

三、虚构性景观的价值

文学殿堂固然宏伟壮丽，但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却难掩英雄暮年之势。在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行色匆匆的人们更多的是去练就一门熟练的技艺，取得某项任务的胜利，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非追求内心的升华与安宁。加之长久以来的地域差异，和逐渐覆盖人们交流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发展前景堪忧。在此背景下，虚构性景观从地理的视角来关注文学，可以发现隐藏在人心、地域、传媒等外界因素下的独特审美，关乎人的道德、信仰和情操，具有更加丰富的人文性。

第一，虚构性景观中寄托了作者与读者相通的情感体验，这在纷繁忙碌、人心隔膜的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它能够把作家在作品中寄寓的精神追求自然地传达给读者，为读者所接受。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望，都有渴望被他人理解和接纳的愿望。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人们写书，是因为周围最亲密的人不想听他的倾诉，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陌生的有同样情感的其他人。他用讽刺又无奈的口吻写道：“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13]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而非“写作癖患者”，创作出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作家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为读者所接受，作品中虚构的文学景观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人心，成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之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14]虚构性景观可以弥补当代作家想象力的缺失，让作家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联想告诉读者，或者如常言所说的，传达给读者，使之产生类似的联想。”[15]共同的心理体验能使作者与读者共同感受文学的美，在理性、务实的脑海中留一抹想象的色彩。

第二，虚构性景观具有超地域性。与其说它是某一作家想象的产物，不如说是一场凝合了人们共同记忆的集体性回忆。文学作品中的每一处虚构性景观都有自身的独特魅力，散发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但是，这种凝聚了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地域特色，往往能引发读者共同的审美体验。以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为例，他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其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和《燃烧的原野》一向被视作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这两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并存共生的，共同描绘了 1901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哈利斯科州的乡土世界。在常年大风、干旱的热带土地上，乡民的贫富差距有如天壤之别。在那里，富人吃着玉米饼蘸着鳄梨酱，思考着往潘趣酒中加石榴汁还是菠萝汁，穷人则吃着木槿花充饥，为自家的小奶牛喝不到奶而掉眼泪。1901 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被后人戏讽为“墨西哥大造反”，在此背景下，胡安·鲁尔福描绘的哈利斯科州没有以往乡村书写中的那种田园诗性的生活方式，反而饱含着农民的血泪与苦难。哈利斯科州逐渐固化为拉美文学发生的场景，成为区别于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那座现实的城市的独特文学审美空间。它的炎热干燥让人难忍，它的苦难令人落泪，牵引着相距千万里的读者的共同心跳。

第三，虚构性景观建筑在人的心灵和想象力之上，提醒人们在纷乱的信息时代中，不忘初心。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指日可待，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表达的那样，当今的传媒看似透明公正，其实它传达的信息只是它想让你获取的信息———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信息的奴隶。以往的情感体验、历史经验“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得可有可无”。[16]文学也被压缩到学科的象牙塔，被戏仿和消遣取代。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逐渐忘掉自己来时的方向，而虚构性景观的独立性、文学性和主观创造性则令人们回忆起土地的味道和回家的路，引起深藏于内心的对土地的眷恋。

虚构性景观是萃取文学情思与地域特性相熔铸的产物，寄寓着人的心性、信仰、情操，具有丰富的人文性。虚构性景观的价值和前景显而易见，却也难免遗憾之处。最鲜明的遗憾就是，作为文明程度极高的中国，很少有被世界认可的虚构性景观，更不用说所谓的家园意象了。在当今社会，诸多打着“中国制造”旗号的虚构性景观不被更大范围的世界接受，至今占据银幕、荧屏、文本的诸多文学想象，不论是《魔戒》中霍比特人幸福生活的夏尔家园，还是《奥特朗托堡》中吸血鬼疯狂捕食、厮杀、恋爱的哥特城堡，或者是英国儿童畅销书《黄金罗盘》中切割儿童灵魂的邪恶之地伯尔凡加，一律为欧美制造。

所以，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呼唤具有东方气质又有世界眼光的作家。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希望能出现具有中国气质的城市写真。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栖息地，不再客居在仿照欧美城市批量建造的假冒伪劣的“时尚家园”中。同时，在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的繁荣日渐提上日程，中国的文化景观在多大程度上为世界读者接受，值得文学创作和研究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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