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 201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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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曽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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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什么要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实际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后期就开始了。《诗三百》中“十五国风”的采集和按地域分类,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实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国公子季札观周乐时对“国风”的评价,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季札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大25岁。季札之后,这一类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例如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唐代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明代胡应麟的《诗薮·外编》和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序例》等等,都有很精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也在继续。例如历代文人对各地民歌、竹枝词、地方戏等的收集和整理,大量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总集的编纂,等等,都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践。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里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里,则用了不少篇幅讲文学地理。从此以后,我国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片断的言论发展为较有条理的论文,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8)、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最早的三篇较有条理的论文。1949年以后,由于受前苏联学术的影响,以及国内“左”的思潮的影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20世纪80年以后,由于学术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得到恢复,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我做过一个统计,从1905年到1980年这75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只有26篇;从1981年到2011年这30年间,这方面的论文达到1100篇。1981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出版的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著作只有3种;从1981年到2011年,这方面的著作达到245种。首都师范大学的陶礼天教授讲,1992年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已渐成显学”。[①]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前两年,笔者曾与门下弟子李伟煌合作,辑录整理了一份《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②]。就这份《索引》来看,近30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应该说是很丰硕的。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成果属于实证研究,少数属于印象式的评论,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少见。

由于实证研究的成果占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例如,“地域文学”应该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作者除了本地作者,是否还包括流寓本地的外地作者?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是否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直接?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具有地域性,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国家统一之后的文学为什么还具有地域性?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回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开始倡导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且就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可以说,正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对理论研究形成了某种“倒逼”之势,促使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理论研究不得不开始回答实证研究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但是就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理论研究文章来看,可以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很零碎、很初步的,既缺乏系统性,也缺乏应有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或者较好地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

所以我认为,必须站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高度,从整体上规划和设计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下力气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具有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特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种研究多是自发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缺乏整体关联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当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缺乏一个较好的顶层设计,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想到哪说到哪,甚至自说自话,自相矛盾,或者众说纷纭,聚讼不已,缺乏整体关联性。文学地理学不能这样。如何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整体规划它、设计它,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使它成为一个有自己的学科定位、学科规范、知识体系,理论色彩与实践功能并重的新兴学科。这应该是我们倡导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

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位问题。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形象就不明晰。

在正式说明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学术界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界的学者普遍持有这一观点,文学地理学界也有学者持这一观点。例如陶礼天就在《北“风”与南“骚”》(1997)一书中说:“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这个观点以杨义为代表。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2012)“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在这本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杨义的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事实上,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他已经在有关文章和演讲中讲过多次了。[④]

第三种观点,是把文学地理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这个观点以梅新林为代表。梅新林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一书的“导论”中说,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初看起来,他对文学地理学有三个定位:新兴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最后目的,是“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而“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就是忽视了“文学空间”,因此必须进行“反思与补救”。文学地理学的三个定位最后变成了一个:即对文学史的明显缺失进行“补救”,使之成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⑤]很显然,梅新林所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史创新的作用,而不是它对于整个文学学科格局调整的意义。

最后说到我的观点,也可以说是第四种观点,就是明确主张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也就是隶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我在2011年4月19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后来又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以及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多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青年学者李仲凡指出:在学科属性上,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应该把它看作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文学与地理学各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在中外文学地理与批评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而相关的论述在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上却极为罕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地理学视角会给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与突变,而文学视角的引入却不会给地理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地理,或研究地理学中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十分有限。因而,我觉得不宜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或者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看待。[⑥]

我赞同李仲凡的说法。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既然以文学为本位,那它就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文学地理学之所以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思维特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文学的地理分布与地域特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文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特征;文学地理学的思维主要是空间思维,文学史的思维主要是时间思维。当然,地理和时代、空间和时间是有联系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也是有联系的。一个地域的文学是由不同时代的文学所累积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学所组成的。在考察一个地域的文学时不能没有时代的眼光,在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也不能没有地域的眼光。因此,文学史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文学地理学也可以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但是,文学地理学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如文学史也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它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文学地理学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它只是为了文学史而存在,这样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文学史的思维惯性与研究模式的诸多限制,它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文学地理学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通常大家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方法,其实就是借用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方法迄今并未形成。如上所述,用地理学的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实际上古已有之,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的。如果从周人编辑《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对“国风”的评价算起,这样的方法在中国,至少也用了2500年。250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没少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迄今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所使用的,只是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迄今没有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做支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文艺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

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等还不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法形成,只能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一个学科在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总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更不能满足于只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终究要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法的形成,有待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建设。所以我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因为有关学者所说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成了,文学地理学才会有自己的方法。

有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有它成立的理由,但能不能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则是一个问题。如果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平分秋色,那么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其他二级学科,例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又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特点;文学史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演变。一个是空间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只有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才有可能双峰并峙,但不是平分秋色。虽然文学地理学在今天还只是一个新兴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还比较矮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了。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史的批评;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学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学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图示如下:

文学学科结构简图

                        文学(一级学科)

文学理论(二级学科)

文学史(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二级学科)

文学批评(二级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幅结构简图里没有列出所有的文学二级学科,例如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等等,我不过是举一反三,借以说明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学科中的地位而已。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是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现有的其他二级学科不能解答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别的二级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了解,增添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又丰富和完善了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推动了这个一级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可以对文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形成某种“倒逼”之势,促使它正视并吸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提升自己的实践品质,用杨义教授的话来讲,就是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文学地理学既不是可有可无的,也没有“侵占”别的二级学科的地盘,更没有取代或囊括别的二级学科。因此,希望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都能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支持文学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三、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任何一门为人们所广泛认可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这个学科是有自己的丰富内容的,不是一个空架子。那么在您看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我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一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二是文学地理学原理,三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四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五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第一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本学科的文献根基与思想根基。没有学术史的学科是根基肤浅的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它的根基是深厚的,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任务,就是要对21世纪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各种文学文献、地理学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的文学地理学资源,进行全面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要遗漏。包括辑录有关资料,编辑有关目录,整理、校勘、笺注和翻译有关著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研究,最后形成系统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工作,需要学术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李伟煌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辑录整理了一份《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1905—2011)》,收录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里。这份《目录索引》给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这份《目录索引》的收录时间和收录范围都有限,只能说是为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料的整理开了一个头,更多的工作还要靠大家。

第二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原理。这是本学科的知识主体,包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目标,文学地理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地理学的定位与学科属性,文学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文学反作用于地理环境的表现;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活动中心,地域性文学流派,地域性文学社团,地域性文学群体,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家的地理基因与童年记忆,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地域文学,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与方言,文学与民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文学空间,文学的地域分异,文学版图,文学传播的空间与路径,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的地域性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原理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具体言之,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文学地理学原理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实体文学景观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原理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

第三个板块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是本学科的工具系列。广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也就是特殊方法。如上所述,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特别值得借鉴。

第四个板块,文学地理学批评。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包括大大小小的实体性文学景观,如黄鹤楼文学景观、西湖文学景观、敬亭山文学景观等等,都属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解读、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解读、评价有关的文学地理景观,二是为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的写作积累个案材料。

第五个板块,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如果按地域来分,最大规模的文学地理是世界文学地理,其次是洲别文学地理,如亚洲文学地理、欧洲文学地理等等;再其次是国别文学地理,如中国文学地理,法国文学地理等等;再往下分,则有各个国家的分省文学地理,如陕西文学地理,湖北文学地理等等。如果按文化区来划分,则可以有基督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伊斯兰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佛教文化区文学地理等等,或闽台文学地理、吴越文学地理、燕赵文学地理等等。当然还可以按语言分为大大小小的文学地理,如英语文学地理,法语文学地理,葡语文学地理,华文文学地理,或者吴语文学地理,粤语文学地理等等。也可以按文体分为小说地理、诗歌地理、戏剧地理等等。另外还有文学传播地理,也可以有多种层次。总之,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各种各样的文学地理,包括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文学地理,不仅仅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或重要内容,而且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就像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一样。为了写作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有关材料和思想;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一套概念;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实验,需要有自己的方法;我们还需要针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我们既然做了这么多的前期工作,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我们:我们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很显然,我们的最终成果,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因此在我的设计方案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一个板块。

这五个板块之间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是这门学科的学术根基,文学地理学原理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操作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是这门学科的终端成果。五个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可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知识,它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今天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知识体系,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而言,并且只能言其大概。相信今后会有人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

 

作者简介:曾大兴,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以来,一直坚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创设“中国文学地理”课程,倡导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发表50多篇文学地理学论文。文学地理学专著主要有:《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再版)、《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文学与气候之关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等。

 



[①] 陶礼天《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②] 李伟煌、曾大兴《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433页。

[③]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④]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第55页。

[⑤]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⑥] 参见李仲凡《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