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景观的定义与类型

所谓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

19世纪晚期以前，“景观定义的根据就是将其形态看成是‘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包括所有可视物体，尤其是其形象化的侧面。’”20世纪初期以后，“景观被定义为‘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由于很少有可能重建自然景观的外貌，“实际上，所有的景观都变为文化景观。”[1]可见地理学所讲的景观，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土地上的可视性物体，二是形象化，即具有某种观赏性，三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统一。

一个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还有人文属性；同理，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和人文属性，还有文学属性。

文学景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文学景观，这是文学家在作品中描写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一亭一阁，小到一草一木，一虫一鸟。孙悟空住过的花果山、水帘洞是文学景观，林黛玉吟咏过的桃花也是文学景观；苏轼登临过的燕子楼是文学景观，刘禹锡笔下的“堂前燕”同样是文学景观。内部文学景观有植物类，动物类，地理类，天文类，也有人文类。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景、物和建筑，都可以称为内部文学景观，简称内部景观，也可称为虚拟景观。

一种是外部文学景观，这是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的景观，包括他们光临题咏过的山、水、石、泉、亭、台、楼、阁，他们的故居，后人为他们修的墓地、纪念馆等等，例如李白题咏过的庐山瀑布，淮安古城的吴承恩故居，洛阳琵琶峰下的白居易墓，等等。总之，大凡在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可以称为外部文学景观，简称外部景观，也可称为实体景观。

内部景观（虚拟景观）和外部景观（实体景观）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内部景观（虚拟景观）可以变成外部景观（实体景观），外部景观（实体景观）也可以变成内部景观（虚拟景观）。例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本是一个内部景观（虚拟景观），后人因为喜欢这篇《桃花源记》，向往那种优美、和谐、没有污染与邪恶的生活环境，于是就在东晋时的武陵郡故地（今湖南常德市）修了一处桃花源，由于有许多人都去观光、游览、体验，于是这个内部景观（虚拟景观）就成了一个外部景观（实体景观）。又如庾亮南楼（原址在今湖北鄂州市境内），原是一处外部景观（实体景观）。《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2]从此，这南楼就成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外部景观（实体景观），唐宋诗人词人多有吟咏。但元代似乎就毁了，元人黄庚《题东山玩月图》一诗，即有“庚亮南楼今在不”一问。明、清诗词中的庾亮南楼，就成了一个内部景观（虚拟景观）。

外部景观与内部景观之间的转换，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首先是作为一种自然景观被文学家书写，成为一种文学景观。这种文学景观既可以在现实中观赏，又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欣赏，因而既是外部文学景观（实体景观），又是内部文学景观（虚拟景观）。后来由于自然或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个景观遭到破坏，人们只能对着它的遗址发思古之幽情，于是这个景观作为外部文学景观就不存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在文学作品中随时欣赏到它的风采，作为一个内部文学景观，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例如李白书写过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苏轼书写过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黄州赤壁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形。其转换轨迹是：自然景观→内部文学景观与外部文学景观→内部文学景观。

其二，首先是作为一种人文景观被文学家书写，成为一种文学景观。这种文学景观同样既可以在现实中观赏，又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欣赏，同样既是外部景观（实体景观），又是内部景观（虚拟景观）。后来由于自然或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个景观遭到破坏，人们在许多时候只能对着它的遗址发思古之幽情，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却可以随时欣赏到它的风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内部文学景观，它也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例如王维书写过的阳关，王昌龄书写过的玉门关、苏轼书写过的燕子楼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形。需要强调的是，自然景观不可以重建，而人文景观却是可以重建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人文类的文学景观，在历史上就经历过多次的损毁和重建。重建之后的这类景观，又成了外部文学景观。例如崔颢书写过的黄鹤楼，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书写过的岳阳楼，王勃书写过的滕王阁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形。其转换轨迹是：人文景观→内部文学景观与外部文学景观→内部文学景观→内部文学景观与外部文学景观。

关于内部文学景观，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本文只讲外部文学景观。

外部文学景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人文类文学景观，这类景观大多是以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如文学家的故居、墓地、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曾经工作过的场所、曾经书写过的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物等等；

二是自然类文学景观，这类景观大多是以自然风景为载体的，但是都经过文学家的书写；

三是人文和自然类文学景观，这类景观既有自然风景，又有历史建筑，是上述两种载体的综合体。

判断一个景观是不是外部文学景观，可以有以下六个标准：

第一，是否经过著名文学家的书写？包括诗、赋、文、联、题字等等；

第二，是否留下一件以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一个流传久远的文学掌故？

第三，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或普世价值？

第四，是否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具有一定的审美或艺术价值？

第五，是否在古今游人或读者中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遭到自然或人为的损毁之后，是否还具有重建的必要？

总之，外部文学景观以历史建筑和自然风景为基本载体，同时又赋予了这两种载体以文学的内涵和审美的价值。外部文学景观与内部文学景观一样，都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是，外部文学景观同时还是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甚至建筑史的研究对象，而内部文学景观则不是，至少不全是。

二，从名人故里之争看外部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

说到外部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我们先看看2010年上半年的两条新闻：

甘肃天水等地与吉尔吉斯斯坦争夺李白故里

去年，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朱萨耶夫·古邦访问安陆，称李白故里在吉国的托克马克市。今年，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纷纷自称是李白的故乡，点燃了李白故里争夺战。[3]

赵云故里争夺战：富县的“石”，穷县的“宝”

近期河北临城、正定两县均称当地为赵云故里,引起社会关注。记者赴两地调查发现,在争夺名人故里背后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其一,《三国志》记录赵云故里为正定，而临城则以当地所流传的“赵云传说”为依据,称赵云为临城人,实为打造城市名片,提升知名度,为所兴建的赵云主题公园做宣传。其二,省文化厅将临城“赵云故里传说”列为省级非遗名录,被学者质疑,赵云故里不在临城,故里传说怎会在临城?其三,正定县赵云庙负责人表示,早先有人提议开发赵云文化,未被县领导重视。这才会被谋求经济转型的贫困县临城捷足先登,公开宣传赵云故里文化,并以“赵云故里”自居。[4]

李白是唐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他的故里，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外部文学景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都在争夺李白故里，那么，真正的李白故里究竟在哪里呢？

多数学者认为，今甘肃省天水市的秦安县，唐时为陇西成纪县，是李白的祖籍所在地。李白的九世祖于隋末被流放到中亚碎叶城（初盛唐时属于陇右道），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市，这是李白的出生地，也就是他的籍贯所在地。唐中宗神龙初年，李白五岁时，其父由碎叶城潜回内地，居绵州彰明县之青莲乡，即今之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县青莲乡。李白的父亲在这里隐姓埋名，自称李客。所谓客，就是指客居，相对于土著而言。李白在这里生活了20年左右。可见这里乃是李白的客居之地。李白25岁左右离开江油，出蜀漫游。先到湖北的安陆，娶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在这里前后生活了12年（其中有两年在长安）。这里也是李白的客居地。

在古代，一个人往往有郡望，有祖籍，有籍贯，也有户籍。所谓郡望，原指东汉末至隋唐时期，每个郡的世家大族。一个家族世居某郡而为当地所仰望，即为郡望，如陇西李氏、山东李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等。所谓祖籍，是指三代以上的祖先（包括祖父）居住的地方，一般有祖墓，有宗祠，有族谱记载。甘肃省天水市的秦安县，可以说是李白的祖籍，也可以说是他的郡望。所谓籍贯，是指本人的出生地。李白出生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城，这里才是他的籍贯。

籍贯和户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籍贯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户籍是他的户口所在地。李白的籍贯是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而四川江油、湖北安陆，都是他曾经的户籍所在地。

就户籍来讲，还有“土著”和“客籍”之分。“土著”是当地人，“客籍”是寄居本地的外地人。李白的父亲李客在江油，是个“客籍”人士；李白本人在安陆，也是个“客籍”人士。

所谓故里，就是故乡，也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托克马克是李白的故乡，江油也可以说是李白的故乡。因为他虽然不在江油出生，却是在江油长大。而李白在安陆，只是一个客居本地的外地人。按照传统的观念，在“李白故里”的所有权方面，四川江油比湖北安陆更强势。

但是，如果湖北安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联起手来，这个力量就大了。因为托克马克是李白的出生地，比四川江油还要权威。这就有点像“赤壁之战”了。刘备打不过曹操，但是刘备和孙权联起手来打曹操，又将如何？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一个人是可以有几个故乡的。例如大家熟悉的白求恩，他的第一故乡是加拿大，第二故乡是中国。关于这一点，一般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湖北安陆，也可以说是李白的故乡。

至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可能只是李白的郡望，不一定是祖籍，因为这里既没有他的祖墓、宗祠，也没有相关的族谱记载，在唐代就没有。而郡望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比较虚的，一般只是一个旗号，用以提高自己这个家族的地位。例如生活在广东的苏姓人氏，都说自己是“眉山苏氏”，是苏东坡的后人，这是很令人怀疑的。所以在甘肃天水那边，除了民间人士搞点网上签名活动，称当地是李白故里之外，官方并无动静。

赵云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文学人物。《三国志》关于赵云的记载，只有400字左右，加上裴松之的注，也只有1800字左右。赵云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三国演义》，尤其是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这两回书，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例如关于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三国志》只有41个字，而《三国演义》则演绎为2800多个字；关于赵子龙“截江夺阿斗”的故事，《三国志》没有记载，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只有13个字，而《三国演义》则演绎为1200多个字。两回书，前后4000多字，把赵云的忠勇之概，写的惊心动魄，脍炙人口。

中国的老百姓，真正看史书的人是很少的，看历史演义小说的则大有人在。赵云这个忠勇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传播的。所以我认为，赵云这个人物，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文学人物。赵云故里，既是一个历史景观，更是一个文学景观。

关于赵云故里的认定，当以陈寿《三国志》为准。陈寿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三国志》是一部信史。《三国志》卷三十六“关张马黄赵传”：“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真定”，即今之正定。东汉时属常山国管辖，今属石家庄市管辖。临城，当时叫房子，属常山国管辖，今属邢台市管辖。两地相距百里左右。

临城的“赵云故里传说”，属于民间传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赵云别传》，均无此说。民间传说属于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省文化厅把“赵云故里传说”列入“非遗”名录，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临城县把这个民间传说当作是“赵云故里”的依据，这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把省文化厅认定的“非遗”项目“赵云故里传说”，擅自改为“赵云故里”，更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违法的。违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李白故里和赵云故里之争，既是一个文学景观之争，更是一个旅游景观之争。这两场争论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新闻：

“李白故里、华夏诗城”是江油城市旅游形象的定位。其重点措施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快李白文化体系硬件建设步伐，以李白故居为核心，以城区李白纪念馆、大小匡山、戴天山、乾元山、佛爷洞为重点，打造“李白之旅”旅游线路，并在李白故居修建了360亩的太白碑林。2003年，江油在国家工商总局把“李白故里”注册为商标，由此，江油认定自己是全国“唯一一个”李白故里。正是有了“唯一一个”做底气，江油启动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在7亿元以上。江油寄望通过李白故里撑起当地旅游产业的苦心可窥知一般，此时，安陆充当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江油之恼怒，可想而知。

安陆敢于向江油公开叫板，根子亦在安陆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安陆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安陆初步建设成李白文化展示传播基地”，且规划背后同样有着大项目的身影──白兆山旅游风景区项目。白兆山是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之地，该项目2002年启动，总面积804公顷。具体内容包括：接待别墅、唐诗园、诗碑林、桃花园、仿古一条街、白兆寺、李白茶社等，总投资8000万元。按照规划建成后，年接待收入2000万元，4年即可收回投资。该项目亦是安陆所在的湖北孝感地区投资最大的旅游发展项目。预计今年，白兆山年接待游客达到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5000万元。[5]

可见“李白故里”之争的经济目的，原是非常明确的。“赵云故里”之争的实质也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近来年，我国境内的所有名人故里之争（包括文学名人故里之争），例如“三曹故里”之争，“诸葛亮故里”之争，“朱熹故里”之争，乃至所谓的“观音菩萨故里”之争，“孙悟空故里”之争，“西门庆故里”之争等等，无不是由巨大的经济利益所推动的。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文学名人故里在内的外部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是无由彰显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它只是人们的一个登临游览之所，一个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一个引发文学的灵感与才情的地方；在现代商业社会或市场经济时代，当一切都成为商品的时候，包括文学名人故里在内的外部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被高度彰显，被一再放大，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三，外部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源于其文学价值

外部文学景观的巨大的经济价值，源于它的巨大的文学价值。外部文学景观如果没有丰富的、永久的文学价值，那么它的经济价值就无从谈起。

许多景观之所以成为景观，或者由一个普通的景观成为著名的景观，就是因为具备了文学的要素，就是因为具备了文学的价值。

     [宋]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云：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6]

这是当年滕子京为了求得范仲淹的那篇《岳阳楼记》而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讲了郡国→山水→楼观→文学景观→著名文学景观的关系。一个郡国（地方），如果没有瑰丽奇异的山水，不能称为胜地（风景优异之地），这是讲自然景观；有胜地，如果没有楼观（亭台楼阁）可供登览，则不能彰显，即不为人所知，这是讲人文景观；有楼观可供登览，如果没有文字（诗词、文、赋、联等），则不能传之久远，这是讲文学景观；有诗、词、文、赋、联等，如果不是出自雄才巨卿（大家、名家）之手，则不能成为著名的文学景观。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景观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一是自然景观，即“山水瑰异者”；二是人文景观，即“有楼观登览者”；三是文学景观，即“有文字称记者”；四是著名文学景观，即文字“出于雄才巨卿”者。四个层级的景观，一个比一个高级。只有自然山水而没有人文内涵的景观，是初级水平的景观；有人文内涵而没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是中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内涵，更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才是高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和文学内涵，更有优质的文学内涵，则是最高级的文学景观。

滕子京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类似这样的话，后人还讲了很多。例如[元]刘仁本《东湖唱和集序》：

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太白之诗，天台见于兴公之赋，而武夷九曲，见于朱紫阳之棹歌也。盖其胜处，多在深僻遐旷寂寞之滨，非得好事者杖履之追游，觚翰之赏识，则夫仙踪佛迹，巨灵幽秘，亦何由而得传闻于世耶？[7]

山水林泉之类的自然景观，多在“深僻遐旷”人迹罕至之处，鲜有人知，必待游客的光临，尤其是文学家的品题赋咏，其名声才能彰显。例如庐山、天台山、武夷山等，虽是山水绝佳之处，但是在文学名家光顾之前，知之者少。庐山之扬名，主要得益于[唐]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天台山之扬名，主要得益于[晋]孙绰的《天台山赋》；而武夷山九溪曲之扬名，则主要得益于[宋]朱熹的《武夷棹歌》。

又如[明]钟惺《蜀中名胜记序》：

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8]

所谓“有待”，是说山水本身还不能称为名胜，它要成为名胜，有待于两个条件：一是文人黑客的流风余韵或者掌故（即“事”）；一是文人墨客之品题赋咏山水的作品（即“诗”和“文”）。

这些话都是非常正确的。它们揭示了自然山水成名的原因，揭示了文学作品在景观价值的提升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国外学者也讲过类似的话。如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就曾指出：“大湖区因华兹华斯而闻名，许多人到那里去感受他所描述的那种美。所以他的诗所唤起的地区情感影响了当地旅游地理景观，以及后来的国家公园，直至农业生产。”[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自然景观，本来并不是山水绝佳之处，看上去并不美，但是由于有了著名文学家的品题赋咏，很快就声名鹊起，由平庸之景变成了名胜之地。[唐]刘禹锡《九华山歌》云：

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寞，

兀如断岸无棱角，

宣城谢守一首诗，

遂使声名齐五岳。[10]

安徽省宣城市境内的敬亭山，不过是黄山的一个支脉，东西绵延百余里，大小山峰60

座，其最高峰也不过317米。这样的山在中国境内不知有多少，原不足奇。可是一经南朝著名诗人谢脁的题咏，这座山就出名了。谢脁《游敬亭山》诗云：“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11]”海拔317米的一座平庸无奇的小山，居然被描述为“与云齐”的高山，不仅有隐士幽居于此，还有许多灵异之物在此栖息。这就为敬亭山做了一个很雷人的广告。谢脁的这首诗直接影响了李白，李白曾先后七次登临此山，写过许多诗。其中有一首非常有名，叫做《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12]”由于有了谢脁、李白的题咏，敬亭山声名鹊起，直追五岳。来此登临和题咏的著名诗人，唐代有孟浩然、王维、韦应物、颜真卿、刘禹锡、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陆龟蒙，宋代有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吴潜、文天祥，元代有贡奎、贡师泰，明代有李东阳、汤显祖、袁中道、文征明，清代施闰章、石涛、梅清、梅庚、姚鼐等。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品题赋咏敬亭山的诗歌数以千计，敬亭山由此被称为“江南诗山”，饮誉海内外，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这座山为当地创下的旅游收入，以及由旅游所带动的其他相关产业的收入，可想而知。

这个例子可以称之为“敬亭山现象”。在我国境内，这一类的现象不胜枚举。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景观，一经著名文学家的品题赋咏，就很快声名鹊起，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呢？这是因为文学的形象性，容易唤起人们对相关景观的向往。例如说到杭州西湖，人们就会想到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想到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初晴遇雨》），想到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于是油然产生“何日一游”的愿望，或者尽快一游的打算。又如说到黄鹤楼，人们会想到崔灏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崔灏《黄鹤楼》）；说到滕王阁，人们会想到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说到岳阳楼，人们会想到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或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登岳阳楼》），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柳永、苏轼、林逋、崔灏、王勃、孟浩然、杜甫、范仲淹的上述名作，才去游览杭州西湖、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这些天下闻名的文学景观的。

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大多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多数人对西撒克斯的了解是通过哈代的小说而非亲身经历。文学与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13]

景观的形象，在未曾光顾或者登临的人们心里，原是很抽象，或者很模糊的。但是凭借文学的描写，人们会由此而生出丰富的联想或者想象，于是这些景观的形象便在脑海里浮现，变得具体可感。这样就会产生游览的愿望或者打算。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广告效应，超过了世界上任何职业广告人所做的任何广告。

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文化内涵，更会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现实、自然和人生的某些感悟，或者追寻。例如说到南京，人们会想到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金陵五题》之二），从而产生游览六朝古都的愿望，感受一下历史的沧桑与人世的变幻。说到泰山，人们会想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从而产生东游泰山的愿望，体会一下登高一望、众山皆小的博大境界与情怀。景观的思想内涵或文化意蕴，往往是由文学赋予的。人们游览文学景观所得到的人生感悟或者启示，往往比读那些枯燥的历史著作来得更真实，更丰富，也更深刻。迈克·克朗指出“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我们已经看到描写乡村景观的作品如何广泛运用了关于社会衰退和社会变化的思想，它们表现在人们如何谈论地理景观，乡村生活如何被看作是象征一种社会理想秩序的田园诗，以及写作如何揭示了社会生活和行为举止的道德理想。”[14]

我国境内究竟有多少个外部文学景观？这些景观具体分布在哪些地方？它们各自有些什么地理特征和文化内涵？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工作量很大的课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我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同仁和读者的兴趣。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