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虞集在西夏灭亡后曾追述说：“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1]又说：“西夏强盛之时，宋人莫之能御也。学校列于都邑，设进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号，极于褒崇，则文风亦赫然昭著矣哉！”[2]可谓确论。史称“西夏”的王朝，先后历十代皇帝，享国祚一百九十年（1038-1227）[3]，从11世纪上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雄踞西北，先期与北宋、辽，后期与南宋、金对峙鼎立。

 西夏自称“白高大夏国”，是党项羌人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王朝。党项羌本是西羌的一支，源自青藏高原古羌族，故其又自称为“蕃”。党项则是唐朝史家对建立西夏的羌人及其祖先部落的称呼。[4]伴随着民族内徙、域内统治民族种属和分布范围的扩大，以及西夏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的跃迁，本以游牧为生产、生活方式的党项羌不断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相接触、碰撞，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两种文化排拒与融合的“涵化”过程中，发生了最初的文化转型，即由原先与“事畜牧”“不耕稼”“无法令”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模式，转型为以“蕃礼”为标榜形式而以“汉礼”为内容实质的新的文化模式。这种“外蕃内汉”的文化接受和建构模式，一方面意在强调党项羌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来充实“蕃礼”、“蕃学”的内涵。“这是一种既能保留党项羌民族文化形式又能大量吸收中华儒学内容的新文化”[5]，而随着西夏社会的制度形态和统治秩序向封建化跃迁，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常秉、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到了仁宗仁孝时期，已臻彬彬之盛，成为西夏境内各民族、包括党项羌族的共同精神信仰。振兴儒学的同时，自仁宗朝正式引进隋唐以来中原王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至西夏覆国止，前后约八十多年（1147-1227）里为西夏培养了大批饱学儒家经典的文人学士；而也正是在此“外蕃内汉”文化模式建构下，西夏文学的发展得以以华儒为其内在底蕴。

一、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的汉文文学

         从“文化建构文学”的文学史观念观照西夏文学，11世纪上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的西夏文学处于“近世文学”的初期阶段。雅、俗文学“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互渗”，是“近世文学”的基本特征，[6]西夏文学也体现出雅俗二维结构特征。大体上说，西夏汉文文学包括汉文俗文学和汉文文人文学两部分。

 早在西夏立国之初，西夏的汉文文人文学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由北宋入夏的汉族文人张元、吴昊等人的创作标志着西夏汉文文人文学的产生。如张元《雪》云：“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风卷满天飞。”[7]意境宏阔，想象雄奇，风格遒劲。西夏注意网罗中土人才，尤其对于那些失意场屋的不第举子，设法招徕归附，此后像毅宗谅祚时由宋入夏的苏立、景询等都加入到了西夏汉文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来，共同促进了西夏汉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而随着西夏“外蕃内汉”的文化接受、建构模式的确立以及教育、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大批饱学儒家经典的文人学士不断充实着西夏汉文文学的作家队伍，还出现了一些蕃汉兼通的文学家。

 至于西夏汉文俗文学，其发生虽然也是“外源性”的，但其传播、流行的载体更加丰富多元，往往是伴随着民间音乐、歌舞和各种市井技艺的交流而传播开来。实际上，汉文俗文学在11世纪至12世纪里的北方宋、辽、金、西夏“大中华”的范围内多向、频繁交流传播，乃是彼时文学存在发展的原本生态。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云：“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8]已道出后人无法想象的柳永词遍传西夏的情景。西夏民间不但从北宋和金朝传入了影戏、傀儡（戏）、“杂剧”，也从金朝传入了“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艺样式及其作品。[9]

诸宫调是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时期的一种以唱为主叙事性的套曲体制的民间词体文学形式。[10]今天流传下来的诸宫调作品有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本)、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三种。其中《刘知远诸宫调》由俄国柯茨洛夫探险队1907年至1908年间在发掘黑水故城时出土，1950年代赠还我国，现今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二十世纪50年代文物出版社曾以珂罗版影印，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和《中华再造善本》也都分别予以重新影印。

 《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是一件具有相当文学史意义的事情，不但为研究诸宫调艺术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丰富中国音乐文学史的认识开拓出新视野；更为今天人们了解以汉文写就的包括诸宫调在内的俗文学，在11世纪至12世纪里的北方宋、辽、金、西夏“大中华”的范围内多向、频繁交流传播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个案例证。现存《刘知远诸宫调》是辽代刊刻金代配补复流入西夏的作品。从避讳用字特征看，最晚1100年代故事已经产生，其“著作权”属辽代；而其最后实际“写定年代”则在金世宗朝的1157-1160年间。[11]《刘知远诸宫调》故事的主人公刘知远是个出身草莽的历史人物，即后汉高祖刘暠。他出身雇工，后投身行伍，最后靠武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刘知远诸宫调》的故事情节便是以他从穷困潦倒到发迹变泰作为主线展开的。刘知远事迹正史《新五代史》卷十八《汉家人传》有载记。如果说刘知远从草民到皇帝的“发迹变泰”尚且迎合着市民阶层的普遍心理的话，那么，从其重新整肃五代混乱秩序的“功业”来看，可以说《刘知远诸宫调》这个故事在底蕴上也分明打着儒家思想文化的印迹。

 不免令今人感到遗憾的是，西夏汉文诗歌存世极为有限。“今天所能见到的真正的汉文诗歌，都来自宁夏银川贺兰山西夏方塔废墟中出土的一部无名诗集。……集内存诗约六十首，但没有一首是完整的。诗集通篇不存款题，其书名和作者名均不得而知。”[12]同时据聂鸿音先生推断，“这部无名诗集应是公元1180至1193年间的作品”。兹引相对完整的《忠臣》一诗：

        披肝露胆尽勤诚，辅翼吾君道德□。□□□□忘隐□，□□陈善显真情。

     剖心不顾当时宠，决目宁□□□□。□□□□□□□，未尝阿与（谀）苟容身。

 诗中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从文体来看，今存西夏汉文遗文有序跋文、公牍文和碑志文等；而用于公文的骈体文约占十之七八。兹分别枚举论列如次。《番汉合时掌中珠序》是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骨勒茂才为其所编西夏文、汉文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写的自序。序文说：“今始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皆语言不通故也。”说明由于语言不通带来了文化交流的阻碍，而编写字典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阻碍、有利于夏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他才“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音分辨，语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 骨勒茂才的这种认识根植于他对文字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何则？先圣、后圣其揆未尝不一故也！”[13]所谓“仓颉造字鬼神哭”，西夏文字的发明虽然是步汉族“先圣”的后尘，但西夏“后圣”（此即指西夏文字的发明者野利仁荣）与汉族“先圣”所考量的“文化”之“文以教化”的意义又是一致的，这就是番、汉文字的共同之“本”。

 碑志文中《黑水建桥碑铭》（又称《黑河建桥敕碑》）出自仁宗仁孝皇帝亲敕。黑水河在西夏甘州（治今张掖）城西约十里处。传说黑水河暴涨危害人畜，有仙姑立誓建桥，曰：“桥成即我道成日。”国主得闻，尊为“贤觉圣光菩萨”；仁宗乾祐七年（1176）仁孝皇帝临桥告敕黑水河诸神，立碑于桥首。碑文云：

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祐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14]

 一国之君为“水患永息，桥道久长”、“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的“弘愿”而祭告一方诸神，这在中土似乎并不多见；虽是告敕之文，其中体现着执政为人父母的儒家仁者情怀。仁宗仁孝是崇宗乾顺的长子，生母曹氏是汉人。他仰慕中原汉文化，尊孔崇儒的热忱终其一生，在位五十五年（1139-1193）里成功将儒学制度化，在西夏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相应的科举制度，实现了以儒治国。

 今存西夏汉文公文中有不少是以皇帝的名义写给宋、辽、金的表章。对于“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身其文，且亦国华”（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的章表之体，西夏统治者一向高度重视，而为了强调和标榜与中原王朝等的“对等地位”，西夏的章表也以汉文骈体为定格。试读出自学士景询之手、惠宗秉常所上《贡宋乞绥州表》：

臣近承边报，仰荷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感戴诚深，忭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兹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俾登衽席，无伤累世之休和；载辑干戈，益见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族居岁久，悉怀恋土之私；积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乞施命令，早赐报移，得遂嗣袭之封，永奉严凝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为秉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稚，敢替先盟！翘企中宸，愿依旧约：贡珍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15]

 自北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同时元昊向宋称臣以来，实际就形成了“中华一体”内部的朝贡-册封体制关系。乾道元年（1068）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由母梁太后摄政。第二年即假秉常名义上表于北宋王朝，请以西夏恢复“蕃仪”、废除“汉礼”，并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允许。此后近十年间梁太后擅政的西夏连年与北宋战事不断，天赐礼盛国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更亲集三十万兵马大举攻宋，“陕右大震”。次年西夏取得罗兀城后主动休和，这就是此文的背景。

 表章之体的所谓“对扬王庭，昭明心曲”，就是一方面要向有关王朝表明对事情的态度，另一方面也需抒发己方的心曲通之以情；此表即以委婉顿挫的文辞表达了休和敦好、重继册贡的态度，也流露出厌倦连年战祸，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以小事大”的心情。表从己方主动休和说起，而言“仰荷睿慈”，一番摛铺后承叙宋廷一方，并势归于“天心之恻隐”，给足面子。“况此绥州……”一节转入正题，所谓“族居岁久，悉怀恋土之私；积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云云，情理兼具，柔中带刚。“乞施命令，早赐报移”以下又易以委婉，足见行文顿挫整饬之功。

二、西夏文诗歌、谚语里的儒家文化因子

 在由俄国柯茨洛夫探险队1907-1908年发掘原属西夏的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献中，有不少是以西夏文写就的世俗文献，如佚名宫廷诗集《西夏诗集》、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故事集《新集慈孝记》、谚语格言集《新集锦合辞》（又译《新集锦合道理》、《新对偶谚语集锦》）等。儒学文化的渗透使得西夏文学中以党项羌本民族的传统诗歌形式来表现儒家思想，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

 今存西夏文诗集有刻本和写本各一部，而且写本诗集就是抄写在刻本诗集的纸背面的。刻本诗集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由刻字司刊刻，计有《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五卷，每卷仅为一首长诗。文字多漫漶，有学者径称为“残本”。其中只有《大诗》、《月月乐诗》分别由前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译解，迄今尚无汉译。写本集内今存诗约30首，绝大部分未得到译解。前苏联学者称之为“宫廷诗集”。就这部佚名的西夏文宫廷诗集来看，集中收录了一首堪称小型西夏史诗的《夏圣根赞歌》。这是一首歌颂党项羌先祖事迹的英雄赞歌，堪比华夏民族诗歌经典《诗经》中“周族史诗”的《公刘》、《皇矣》、《生民》诸篇。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篇《新修太学歌》，这首诗赞美了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重修太学之事。兹引聂鸿音先生的汉译如下：

天遣文星国之宝，

              仁德国内化为福。

              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

              千黑头处为德师；

              听作贤策贤诗词。

              万赤面处取法则。

              无土以筑城，

无土以筑城，天长地久光耀耀；

除灰以养火，

除灰以养火，日积月累亮煌煌。

其时后，壬子年，迁自太庙旧址，

坐落儒王新殿。

天神欢喜，不日即遇大明堂；

人时和合，营造已成吉祥宫。

沿金内设窗，西方黑风萧瑟瑟；

顺木处开门，洫有泉源水澄清。

冬暖百树阁，装饰以宝，执缚狻猊□风□；

夏凉七级楼，图绘以彩，神祗交座与云同。

夜寐眼边岂恶梦，往卧灵台脚下，

未觉毁坏为守护；

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

有如释菜施福德。

所念者，天长地久，国运显现平静；

日积月累，宝座更告安宁。

因我辈，帝手赐酒，汤药已饮不患病；

御策坐华，美上增美老未知。

若是一圣恩而万人乐，后世何其多！[16]

 西夏太学类似于宋朝的太学，由重视儒学和科举的仁宗人庆二年（1145）七月建立。稍早时候这位仁宗仁孝皇帝已经着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各层次和类型的学校：人庆元年（1144）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全国子弟员增至三千人，比崇宗时期的“国学”学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同年又在宫中设立“小学”（即“宫学”），宗室子弟七岁至十五岁皆可入学，延聘名儒为师，仁宗自己和皇后罔氏也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1145）时仁宗又在京城仿效宋朝制度，建立最高学府“太学”，他多次亲自主持“释奠”（祭奠先圣先师）大礼，并给予学员赏赐。也正是这位仁宗皇帝首次给予孔子堪比帝王的“素王”地位，在建立太学后的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17]清人吴广成曾很感慨地说：“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18]从上引诗歌中所描述的明堂、灵台等推测，其形制也有似中原王朝的太学。

西夏文的《圣立义海》是一部小型类书，全书以诗注形式，由格言构成，其中颇多儒家说教，但细味其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中原汉民族又有不同侧重。如“父对子慈”条曰：“父于子常怀慈心，育身衣食，平安意存，令学智慧，当巧如他人，谓达正道。”“母爱惜子”条曰：“母切记怀子在腹，常生善念，行坐俱安，产子忘命，已生心悦，襁褓哺乳，昼夜勤护，如怜己根。为子求安，强难自承。”“西夏人不像汉人那样，强调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封建伦理关系，而是从‘和顺’的总原则出发，首先强调父母怜惜孩子”，“而且强调‘父母永怜爱子，直至衰老；父母在，则置子心上，爱心不绝。’正因为父母爱心不绝，子女也应以孝敬父母为回报”。[19]

           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又译《新集锦合道理》、《新对偶谚语集锦》）于乾祐七年（1176）由西夏学者梁德养（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收集，乾祐十八年（1187）由王仁持（晓切韵博士）编定刊印，是西夏“道理”（即谚语、格言）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收364条，广泛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伦理道德、风俗信仰等不乏儒家思想观念的折射。如：“水珠不染是体净，人身无祸是德忠”；“点燃旺火，拿着不会烧人手；律令森言，净人不会犯罪事”；“山中积雪者高，人中有德者尊”；“圣贤相近，日月相随”；“衣紫衣者皆受拜，坐下座者依序排”。[20]

结 语

  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看，自北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同时元昊向宋称臣以来，实际就形成了“中华一体”内部的朝贡-册封体制关系[21]，而空间上地处西北、走过一百九十年兴亡历程的西夏王朝，同时也保持着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向心力。西夏文学的华儒内蕴从一个侧面体现着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揭橥西夏文学这种文化认同的意义，也无疑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努力的一部分。[22]北宋的沈括曾作诗描绘云：“万里羌人尽汉歌”[23]，当我们今天审视这个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王朝近二百年里文学发展的历程时，视域融合于当下接受语境而取神遗貌，所谓“万里羌人尽汉歌”仍不啻是对西夏文学华儒内蕴的最精准、形象的概括。

                       （王昊，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