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域主要以河西、陇右、关中为核心。河西先秦时期主要为羌戎活动地区，陇右关中自古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汉代开发河西，大力促进了西北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至东晋十六国天下大乱时，中原文化遭受巨大破坏，河陇相对稳定，为承传中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西北的文化传承的主要功臣乃是世居西北的一些文化世家大族，他们对保护中原文化传统，促进西北地域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细究西北文学地理学，须首先探讨西北地域的民族文化传承。

一、河西陇右关中史地概况

  1、河西与关陇不同的民族环境

  河西古代羌戎活动之地。河西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因它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等走廊北山之间，形成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百公里或仅数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故又称河西走廊。战国以前的河西，是羌戎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到战国、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塞种和匈奴人是河西的主人，后来月氏强大赶走乌孙，成为河西的统治者。至秦末汉初匈奴逐渐强大，东灭东胡，西灭月氏，南破楼兰、白羊，北服浑庾、丁零，建立起东起东北，西达西域（今新疆）的强大的游牧国家，时常侵扰汉朝边境。尤其匈奴占有河西以后实力大增，直接威胁着汉朝腹心关陇地区。汉武帝时开始对匈奴大规模反击，汉军大胜，匈奴内部分裂，右贤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部众入塞，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境内，号为“五属国”。汉王朝在河西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辖二十五县。汉王朝为经营河西先后组织多次大规模移民，据《汉书·地理志》载，河西四郡当时有户六万一千余，口二十八万余。如果再加上屯田士卒，河西大约达四十万人口。大量劳力进入同时带来中原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又汉代开发河西将移民、设郡、设防、屯田四者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关陇一带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甘肃陇东地区的泾河流域是夏商周三代的周民族发祥地，相传古代周族始祖后稷善种粮食，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继任农官，夏太康时不窋失官，西迁戎狄间隐居，隐居地即今甘肃庆阳城。在庆阳城北约三十里有周祖公刘庄，公刘为后稷曾孙，夏代率周族迁到豳地，《诗经·大雅·公刘》叙述了公刘自邰迁豳，定居发展的历史过程。新修《庆阳县志》载：公刘庄确址“在庆阳县东北五十里”。庆阳县治所本义渠戎地，《后汉书·西羌传》载：“秦伐义渠，取郁郅”，郁郅地即在庆阳县治所。春秋时期开始崛起的秦人和秦国，据《史记·秦本纪》及考古发现证实发起于今甘肃清水、天水一带。“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余某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载：“秦献公初立三十七年（前384年），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豲）戎。”又载：秦昭公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义渠戎，“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秦灭六国后继续被逐戎狄，筑长城以拒胡。西汉王朝建立（前206年）陇西郡辖十一县，至汉武帝元鼎三年，从陇西郡分置天水郡，北地郡分置安定郡，元鼎六年增置武都郡。关陇地区自上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文化与氐羌戎狄文化交织地带，文化开发早于河西。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相对稳定，窦融举为河西五郡（包括汉昭帝时增置的金城郡）首领，治理有方，河西成为“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1]的地域。到东汉明帝（58——76年）以后，开始是北匈奴侵扰，继之东汉王朝镇压羌人反抗斗争的十余次战争，使河西经济文化受到严重创伤。据《后汉书·地理志》载顺帝时河西仅四万余户，十六万余人口，比西汉时减少了三分之一。东汉晚期战乱不休，各地豪强地主乘机兼并土地，攫取劳动力，迫使他们变成具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私附和部曲，建立起所谓壁、坞、堡、垒的地主庄园，割据一方。

 到曹魏初年，河西先后又有张进、黄华、鞠演、伊健妓妾、元治多等的叛乱。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仓慈为敦煌太守，史称：“郡在西垂，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年，大姓雄张，遂以为俗”[2]，人口更是急剧下降，《三国志》无河西户口记载，以金城郡为例，东汉顺帝时三千八百余户，至曹丕称帝则是“户不满五百了”，可推知河西户口的凋敝。西晋建立全国出现暂短统一，西北地区得以相对稳定，经济文化有所回复和发展。但很快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时期，先后出现五个称“凉”的政权。在前凉和前秦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在张氏统治凉州时有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3]社会相对安定，招来了中原大量的流民。到前秦灭掉前凉，苻坚曾将河西七千户“豪右”迁往关中，又从江淮及中原地区迁来一万七千余户，这时中西交往比前更频繁，西域各国都曾遣使者往长安朝贡。淝水战后前秦崩溃，征讨西域的前秦大将吕光占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后凉亡河西出现了南凉、北凉和西凉三个并列割据政权。此期战乱不休，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河西、陇右等西北地域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

 2、河西陇右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

 河西陇右关中地区，是西北地区，即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包括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甘肃东部的陇右地区及陕西关中的部分地域，古称“秦凉之地”。西北地区在中国古代占据重要的地位，首先是河西本身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走廊南边的祁连山拥有丰富的冰川积雪，每年夏天，融化的雪水都从山北麓流入走廊，网织成了三个较大面积的平原，就是石羊河流域——武威，永昌平原；黑河流域——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玉门、敦煌平原。由于这三块平原自古以来就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草肥美，可耕可牧的区域。早在秦汉之时，匈奴因为失去河西，就曾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汉书·地理志》也说到，河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因此，历代都把河西作为重要的屯垦地区。两汉、隋唐、明清三个时期，中原都是大一统时期，国力强盛，所以，河西地区也受到荫泽，统治者对河西多采取积极的政策，如设郡驻军，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等措施，不仅给河西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给河西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当然，河陇地区的发展与其身处亚欧大陆桥，古丝绸之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原和西域的精神文明都是通过这条走廊进行交流，所以商业一直比较兴盛，敦煌和武威很早就是较繁华的城市。河西各地自汉魏六朝以来就出现过众多的胡商、胡僧，史不绝书。如著名的僧侣就有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师贤、昙无谶，昙耀、智猛等等。同样，河西地区在古代军事设防上的重要地位也大大地促进了其发展。汉建都长安，为解除西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威胁，河西是确保秦陇一带安全的天然屏障。顾祖禹曾说：“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4]汉唐以来河西一直是边防重要阵地，唐代时的军事重心虽然已移至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唐防突厥、吐蕃的重要阵地。唐代也曾在河西先后设立了凉州都督府、河西节度使等重要军事机构。

 3、关陇地区与中华民族文化关系

 有证可考的大地湾文化。1978-1983年的五六年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秦安县五营乡发掘了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彩陶和其他文物共7700件。根据碳14测定，出土文物最早的（第一文化层）距今7800年，最晚的（第四文化层）距今6000年，比仰韶文化还早。在距今7800-7000年的第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谷子两种：一种是稷（糜子），这是我们祖先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另一种是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说明陇西黄土高原是我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源地。《春秋·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伏羲、女娲氏兄妹，神农生于姜水“始制耒耜，教民稼穑”。姜水，即今岐山县境内渭河北岸的支流岐水。大地湾在渭河支流葫芦河的支流清水河旁，即原来的略阳水旁，汉魏略阳郡治即今秦安陇城镇。由大地湾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原属清水县）翻越陇山山口（今叫关山）即到陇西陇县、千阳、岐山一带。我们出土的文物和古史传说相印证，伏羲、神农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了。他们都是出生在黄土高原的渭河流域，应是原始社会两个部落首领。他们在黄土高原的渭河流域孕育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明。泾河上游已有旧石器晚期的多种类型的石器出土，则预示着关陇历史还可推到比大地湾文化更早的时期。

 进入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河陇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址罕见。但是大量史料记载，如《诗经·商颂·殷武》就有“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甲骨文当中也有“羌方”的记载，而氐羌是我国古老的西部民族之一。周朝的发祥地在今甘肃省陇东地区的泾河流域。春秋时建立的秦国，后来统一全国的秦人，亦是起家于今清水、天水一带，都是在今关陇地区。周朝的祖先后稷，据《史记·周本纪》，名弃，他的母亲姜原，是姜部落的女儿，姜与羌本是一字，周朝的王族姬姓，本也是西羌部落的姓氏。《尚书·牧誓》即是讲武王伐商纣，在商郊牧野（今河南安阳县殷墟之南）誓师的誓词。1978年3月，在陕西省临潼县境内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名利簋，上有铭文30余个，其中，第一句是“珷征商，维甲子朝……”时间与《牧誓》所载一致，据金文专家考证，是武王克商后的第七天，武王赏赐给他的名臣利的，利铸铜器以作纪念。有人认为武王的统帅姜太公就是羌族的首领[5]。西周统治两三百年，到公元770年进入春秋时期。秦的先人，史书上记载很早，据《史记·秦本纪》，秦的先人是伯益，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后来其子孙辅佐商朝。周穆王时，秦的先人造父，给周穆王驾八骏马御车，西访西王母，赐姓赵氏。到周孝王时，秦的先人秦非子居犬丘，善养马，给周孝王牧马于千、渭之间，马大蕃息。可见秦人是以畜牧起家的部族。秦非子牧马之地，包括今清水、天水一带。《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墓在西山，《大元一统志》说在今麦积山下，麦积山石窟对面的西山阳坡上确有秦文公墓。秦非子在此地牧马。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又以兵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秦遂有西岐之地（即今天的天水地区）。

 进入战国，秦国又向西开拓。秦献公元年（前384年），“兵临渭首，灭狄獂戎”。渭首即渭源，狄戎在狄道（今临洮），獂戎在今陇西、武山之间。到了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义渠戎，始置陇西、北地、上郡“（《后汉书·西羌传》），并“筑长城以拒胡”。陇西，是指陇山以西，秦陇西郡郡县在今临洮县城关，北地郡即今庆阳地区，包括宁夏固原地区，郡治宁县北，在庆阳地区境内。上郡在今陕北，郡治在榆林附近。另据《水经注》卷二：“汉陇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置。”比《后汉书·西羌传》记早了7年。两种记载并行于世。

 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统一全国。公元前207年，汉高祖始占有陇西、北地、上郡[6]，汉陇西郡辖11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分置天水郡，辖16县，郡治平襄，即今通渭县城。由从北地郡分置安定郡，郡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城。元鼎六年增置武都郡，郡治在今西和境内。元封六年（前106年）始建凉州郡。凉州之名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通典》说：“汉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西汉时，凉州的范围，大概包括现在甘肃的全部及宁夏、青海、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东汉循而不改。至汉献帝时，曾一度复设幽州，“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曹魏时，又“分河西为凉州”[7]西晋因之，为当时全国十九州之一。西晋时的凉州比之两汉时期的凉州地域面积要小，仅包括今甘肃省兰州以西河西走廊的全部及青海和宁夏的一部分。汉武帝开发河西，目的在于切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断匈奴之右臂。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玉门市清泉乡乡政府所在地东侧300米处的火烧沟（红土山沟），发掘出距今3700年左右的一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彩陶器，还有铜器及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的北方装饰品。最大的特征是陶器上雕有羊头为饰，墓葬中陈列有羊头骨，羊头骨上的羊角粗大。以羊为饰，就和“羌，西方牧羊人也”联系了起来。还出土有一件陶纺轮上刻有“犬”字和干支“壬癸”的双钩“癸”字和甲骨文的写法一致。证明河西早先曾居住过羌族人，并和商朝有联系。秦朝统一以后，河西又有月氏和乌孙人居住过。后来，乌孙被大月氏人逼迫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汉初，北方强大的匈奴人进入河西，又逼迫大月氏西迁，没有迁走的保聚南山，称小月氏。以后的匈奴卢水胡沮渠氏即是小月氏的遗种。而在匈奴人据河西之后，匈奴经常向汉朝的陇西、北地等郡骚扰，掠夺人、畜和财物。汉武帝时，驻牧河西的是休屠王和浑邪王，武帝正式向匈奴进攻。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又两度深入河西。匈奴战败，浑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人降汉。被汉王朝安置于陇西、北地等五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增置金城郡（郡治在今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黄河北岸的汉城遗址，史称河西五郡。到汉宣帝时，金城境内无不田作，于是河西的经济文化上升为先进地区，凉州水草畜牧为天下饶，富庶甲于内郡。《汉书·地理志》对当时河西社会经济状况给予了中肯的评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设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绕。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贼盗，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王莽篡汉改制，引起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隗嚣趁乱割据，保河西，后被光武帝讨平。窦融保聚河西，东汉统一的过程中窦融主动献地内附，河西未受战争兵役制苦。东汉的凉州刺史部比西汉时的地域面积要广。除东汉明帝时将天水郡改为汉阳郡，郡治徙为翼县，今甘谷县城，安定郡治迁至临泾（今泾川县），其余皆沿袭了西汉的郡制。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曹魏集团占有河陇的大部分地域，只有东南部的武都、阴平两郡属蜀汉。时河西有敦煌、酒泉、西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张掖、武威、金城、西平 （今青海省西宁市）七郡，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以河西为凉州，陇右为秦州。西晋统一以后河西地区为凉州，又增设西郡（今山丹以东，永昌以西），其余仍为曹魏之旧。东部地区为秦州，下辖陇西、武都、阴平（文县、迭部、舟曲等地）、南安、天水、略阳（改曹魏时广魏郡为略阳郡，治今秦安陇城镇）六郡，安定郡归属雍州。后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安定张轨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自请为凉州牧，保据河西，开启了河陇地区发展的崭新的一页。虽然在北魏统一河陇之前，这里曾是几易其主，但是这些并没有阻碍文化的进步。在十六国时期，河西关陇之地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北凉、西秦、西凉等十二个割据政权。

 直至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后，河陇地区分为敦煌镇，包括今酒泉地区、新疆哈密地区；凉州，包括今内蒙额济纳旗、张掖、武威、河州（今兰州地区）。东部地区分为秦州，包括今陇西至天水的渭河流域。梁州，包括今陇南西和县、礼县、文县。泾州，即今平凉地区。豳州，即今庆阳地区。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被高欢北齐政权所取代，西魏为北周政权所替。北周时期的河陇地区见王仲荦著的《北周地理志》，开启了以后隋唐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高潮。

二、河西陇右关中的儒学传承

 汉代儒学为中心，汉王朝在移民、设郡、设防、屯垦大力开发河西的同时，汉文化尤其汉文化的核心思想儒学也带到了河西。当然在移民实边的过程中，有贫民、普通罪犯，还有的是“忤旨”或犯“科条”的官吏及其家属，其中包括一些有着良好的儒学和仕宦背景的家族，这也为后来河西地区出现儒学昌明的文学盛世提供了有利因素。

 在河西地区，西汉的墓葬群很多。张掖黑水国附近及武威乱墩子滩等地都有上千个西汉墓。在河西大量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汉简、丝织品、陶、木器等物品。武威磨咀汉墓群曾出土了大批木简，其中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六十九枚木简，共二万七千多字，是完整的九篇《仪礼》，为我国古文字及古籍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  诸如东汉初年河西五郡首领窦融去洛阳，任延为武威太守，在武威建立学校，奖励耕垦，兴修水利，整修武备，大力推行儒家文化。

      《汉书·地理志》对当时河西社会经济状况给予了中肯的评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设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绕。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贼盗，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虽然在不断出土的大量实证面前，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佛教及道教思想以及艺术品，如石窟及岩画等等，但是，魏晋时期佛教虽在河西广泛传播，但占河西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却还是儒学。自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关陇学者多来河西避难，司马光就说：“永嘉之乱，中州人之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8]前凉张氏和后凉李氏本是汉族，重视儒学自不待言。在这种儒学氛围下，就是建立南凉的秃发乌孤、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重视儒学。这批河西学者不仅为保留中原传统的儒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反过来还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如前秦时，洛阳、关中的千余生徒就是跟着河西学者胡辩学习的。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学者如赵逸、刘昃、胡臾、江式、阚骃、程骏、常爽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河西的儒学一直到隋唐时期还有影响。

 历数从东汉末年至隋唐盛世之时的儒学大家，我们又不难发现，在河西关陇地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群体，那就是世家大族。他们作为河陇地区儒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始终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东汉末年，儒学式微，几乎到了难以维继的地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在儒学衰退大潮中艰难地维持着局面，因此被称为儒宗。其中就有一位来自陇上，即天水的薛夏”[9]。又史籍记载，至西汉末年，河西人士的文化素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如《后汉书·文苑传》载敦煌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则燃柴以读书。常以礼自牧，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讽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事，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按《汉纪》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成为侯君云。

     《太平御览》引侯瑾《筝赋》[10]云：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缛。散请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读。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练其声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薤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既上阕，《郑》、《卫》仍修。新声顺变，妙弄优游。微风飘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怆颦悴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西安动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隋书·经籍志》：侯瑾作《汉皇德传》，起光武至冲帝，三十篇。《宋书》作二十五卷，《七录》、《侯瑾集》二卷。再如《后汉书·皇甫张段传》合传的皇甫规、张奂、段熲三人，均为凉州人士，他们在京师以才学知名显达，被誉为“凉州三明”，后在平定西羌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皇甫规[11]不仅为敦煌的世家大族，而且是河西儒学大家。

 以上所所述的这些内容说明，西汉末年的河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文化氛围和良好的风气，并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和书法家等文化人才。除此之外，地下的考古发现也说明了当时的河西地区对文化要求的多元性，如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和旱滩坡汉墓中发现的《礼仪》简、“王杖”简和医药简牍，以及“汉滩坡纸”、“丝纺织品”，“考工”漆器的挖掘。

 魏初敦煌周生烈：《魏志·王朗传》：“魏初征士敦煌周胜烈，历著经传，颇传于世。”裴松之曰：“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葛洪《抱朴子》曰：“周生烈学精而不仕。”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周生烈，敦煌人。《七录》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陆氏又云：征士敦煌周生烈，注解《左氏传》。”《晋中兴书》：“周生，复姓，名烈。”《七录》：“《周生子要论》一卷。”亦见《隋·经籍志》有《周生烈子》五卷。

 自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河陇学者多来河西避难，河西本土文化方面因为中原战乱，不少学者流寓河西，与当地学者一起倡导儒学，加以四凉统治者的提倡，河陇逐渐成为北方儒学的中心。著名学者讲经授徒，弟子动辄几千人。其后，河西儒学投入中原，对重整战乱后的中原儒学亦有不少贡献。中原的音乐，也是凭河西保存下来的，清乐原是“华夏正声”，在西晋被少数民族灭亡后，曾一度失传，原来懂得清乐的人都流寓河西，前秦统一，才再将清乐由河西带回中原。另外，河西的其他学术亦有所发展，北凉赵（匪+文）的《玄始历》和敦煌阚骃的《十三州志》等天文、地理著作面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北朝时期是个多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北朝以前，十六国中除四燕以外，其他十二个政权（二赵、三秦、五凉和夏、魏等十二国，新昂成汉和武都仇池不计）都先后统治过河西关陇的全部或部分。其中以前凉时期最为安定。淝水之战后，河陇地区渐成动荡，最纷乱的时候（如公元400-403）曾被四凉和二秦六个政权同时分割。这情况下，河西关陇地区呈现出一种关系复杂，民族融合和交流最活跃的景象。在十二个政权中，只有前凉和西凉是汉人政权，其他都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前赵是匈奴族，后赵是羯族，前秦是氐族，所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都曾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分裂，河陇地区曾被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然而与中原相比，河陇仍然相对稳定。所以河陇文化在安定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并孕育出一些日后影响中原发展的文化元素。河陇的世家大族受政治文化的历代传承与熏染，是河陇儒学文化渊源之传承不息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