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即当今江西吉安的古称。东汉初年设庐陵郡，隋唐改称吉州，宋承唐制，或称庐陵郡，如欧阳修、杨万里诗文中最为典型，元改称吉安路，明清称吉安府。管辖区域尽管千年来有所分析增并，然而大致范围与当今的吉安市相差不大。庐陵地处赣中西部地区，沿赣江水道，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向四周丘陵山区散布。庐陵由于得益于赣江水道的穿境而过，使得该地域在古代交通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成了沟通南北出赣入粤的要冲之途。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儒者先贤，或为官、或游历、或寓居的骚人墨客，目染山水胜景，耳濡韵事风流，不禁激情荡漾、感兴流连，从而吟诗填词、咏之歌之，留下了大量或赋景、或纪事、或赞叹、或抒怀的佳作”[1]。历代咏庐陵诗词前人做过一些文献整理，而从文本内容和书写路径以及文化传承维度研究这些诗词者，尚未面世。笔者主要依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结合空间与时间相关理论，对歌咏庐陵一地的诗词进行分析探讨，以便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浅见与参照。

     “空间和时间一样，都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向度，人们很早就开始以形状、地域、距离和方向等表达空间的概念”[2]。“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陆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寓含地理空间批评的概念。文学生产中，空间位移一方面指作者行踪的变化发生位移，也指不同的描写对象交错变迁，同时还包含同一对象在不同的视域中的地理位置变化。本文所谓的“空间”主要指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即地理方位与分布区域，以及文学作品中描摹的对象——意象空间；而“时间”即不同的朝代组成的时间序列。历代诗人的庐陵印象是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空间的作者在描绘叙写庐陵地域的自然地理形貌和人文风光意象中形成，在时空的动态变换中加以传承与建构。

 

一、庐陵诗词作品数量与创作的地理空间与时间

 

      （一）作品和作家数量的时间分布

 笔者根据《历代诗人咏庐陵》一书统计得出，从南朝梁至明清时期产生的歌咏庐陵一地的诗作至少有260首[3]。涉及的六个时段内的作品数量和作家数量分布可参表一。

表一：作家、作品数量与时间分布表

朝代	南朝梁	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总计
作品数量	2	9	102	16	75	56	260
作者数量	1	9	51	11	45	36	153
本籍作家数	0	0	30	9	38	10	87

 

 由表一不难见出，六个时段中，由早期的南朝粱时期的一人两首发展到宋元以后的数十首、作家数十人的状况，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家数量，以宋、明两代为最多，充分反映这两个时期可说是历代咏庐陵诗作中的黄金时期。而从作家来源看，总共涉及153家，其中江西本省籍87家（具体区域空间分布详后表），占据一半以上，说明江西本土文人对于推动歌咏庐陵吉安的诗学创作贡献巨大。同样地，以时间截面为例，也以宋、明两代为最，分别有30家和38家，在时段作家的分布总量（51、45）中均占60%以上。入清以后，有关庐陵诗作的创作势头仍然得到延续发展，其创作成就远甚宋前。

 上述时间渠道内的歌咏庐陵诗歌的数据分布，我们认为正与庐陵文化的兴盛传承历史相接近。诗歌固然首先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体，而对同一地域进行歌咏创造的文体，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客观上还具备对歌咏对象——地域文化的累积与传承的建构作用。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情感是寄寓于庐陵地域的自然风物与人文意蕴之上，当作品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广布流传、阅读接受，所产生的除了作者的思想情感还有庐陵的风物空间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传播接受。对庐陵文化陌生者可以借助诗作建构庐陵的初步印象；初识者可以利用作品温故知新，在阅读记忆中重新累积和加深建构新的印象。歌咏庐陵一地的诗作作为地域文化传承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承载物，上述分布格局正与庐陵文化的变迁相一致。庐陵地域尽管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时期开始设治建县，并且借助位于南北黄金水道赣江中游的便利条件，经济与人文得到开发与勃兴。然唐代以前，庐陵地域的文化教育总体还处于低潮时期，无论是本土文人还是客籍官宦与作家，真正产生或过往庐陵地域的人并不多，而有过重大影响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庐陵在唐前可以说是一块默默无闻的赣中腹地，她的文化的厚积勃发待于唐后的时期。入宋以后，庐陵一地因为历史上的移民南迁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与工具，农业生产日益繁荣。经济上的变化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如果我们说两宋文化的繁荣贡献中，江西文化的功劳占据三分之一，那么这个三分之一的份额中至少又有三分之一属于庐陵。无论是科举进士、文人学者还是官僚，庐陵一地的产出数量与影响地位领军江西，名列全国府县前茅，这是无须夸饰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两宋时期是庐陵地域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成就是与大量的外籍人员入赣和本土士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关的诗词艺术作品相应增多不过是文化勃兴的一个小小的投影和表现。入元以后，由于该地曾是文天祥抗元的主要活动区域，历经战火的毁坏，庐陵的文化成就受损严重，而经过短暂的徘回与恢复时期，至明代庐陵文化又重新泛发出光彩，引来了第二个黄金高潮。清代以后，由于赣江水道的作用逐渐让位于近代铁路和海运的发展，庐陵地域经济文化也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如此，由于人才储备和文化惯性的作用，庐陵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势头仍然得到一定的延续。

 作为庐陵文化盛衰的一个指向度，有关庐陵的诗歌在时间长河中的起伏变迁，正是上述这种历史现象的反映。

      （二）作家、作品的地理空间分布

      作家籍贯与作家活动地理归属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内容[4]。歌咏庐陵的历代诗人作家来自何处、籍贯归属——地理空间分布，显然也是考察庐陵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检视庐陵地域文化累积传承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这些不同空间分布的作家在歌咏庐陵的同时又自动转为传承庐陵文化（文学）的传播者，并且随着诗歌的流播而使得作品本身成为后世读者阅读、接受庐陵文化、建构庐陵印象的的重要渠道。

      歌咏庐陵诗歌的作者按照省籍地理空间分布分为两类：外省籍和江西省籍作家。无论本土与否，他们在创作有关庐陵诗歌时，都会有一个自然地理空间的跨域问题。以庐陵地域为中心，这些内外省籍的作家与之方位、距离有所不同，尤其是外省籍作家，写作庐陵诗歌，不仅仅是跨越府县空间的问题，而是省籍空间的迁徙或交流。

  1、外省籍作家地理空间分布

  由表二信息可知，外省籍作家包含13个省籍的66人（含1名省籍不详者）。数据说明，这些外籍作家占籍江西周边省份的数量占突出的位置，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六省有27人。或许因为地利的优势，相邻省份的人员流动往往要多于空间间距大的省份，这种现象古今皆然。以数量而论，其中前三甲中，源自江苏最多，达15人，几近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浙江12人，居第二；再次福建省，也有7家。这三个地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人文荟萃，作家众多是其基本面貌；而福建作为江西的“断背山”，宋、明以来官宦士商、文人墨客也是云蒸霞蔚，人才济济。这三甲因为本地域的人文繁荣，以及与江西空间距离较短的缘故，导致迁徙流动的人员也较多。另外，除却这些近邻，空间距离相较遥远的辽宁、山东和甘肃三省也有分布。虽然人员不多，但他们对庐陵文化的推动与建构功不可没。

表二：外省籍作家地理空间分布表

省区	江苏	山西	广东	湖北	甘肃	山东	辽宁
数量	15	2	1	2	2	4	1
省区	浙江	河南	四川	福建	湖南	安徽	籍贯不详
数量	13	6	6	7	4	2	1

   2、本土籍作家地理空间分布

    86名本土籍作家是构成咏庐陵诗歌的主力军，也是宣传、传承、积淀庐陵文化的一股有生力量。他们的具体区县空间分布详参表三。

表三：江西本省籍作家地理空间分布表

府县	吉州（无具指）	永新	永丰	分宁（修水）	安福	庐陵（吉安县）
数量	2	7	6	2	12	15
府县	临川	新淦	临江	吉水	婺源	泰和
数量	1	4	1	13	1	7
府县	德安	隆兴	信州	崇仁	抚州	清江
数量	1	2	1	1	1	2
府县	龙兴富州（丰城）	龙泉（遂川）	万安	永宁	铅山	广昌
数量	1	3	1	1	1	1

 

 表三数据揭示：第一，本土籍作家主要来自江西全境中的24个府县区，换言之，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江西县域内有士人来过庐陵并留有诗作；第二，作为庐陵一地自然空间的覆盖区域，它所辖的各县是本土作家的主要来源地区。如庐陵县有15家、吉水县13家、安福县12家、泰和县7家、永新县7家、永丰县6家等，总共不少于60家，约占整个本土作家的70%。这些本土作家因为得地利之便，成为歌咏庐陵自然与人文风光的核心成员。如吉水杨万里一人有11首；庐陵县的周必大有6首，等等。

 3、歌咏对象作品数量的地理空间分布

 如果以作品内容对应的区域地理空间为分布标准，那么这个作品数量按照今设区县的排列分布可参表四。

表四：作品对应今设区县区域空间的数量分布表

区县	吉州	青原	井冈山	吉安	新干	永丰	峡江	吉水	泰和	万安	遂川	安福	永新
数量	54	35	6	11	17	10	24	21	19	15	11	21	16

  

       260首诗作中，若按其歌咏的核心对象所属的区域空间分布统计，则由表四不难发现与吉州区有关的诗作数量为最多——54首，其次青原区35首，再次峡江县也有24首。这三个区县总计113首，占全部数量的43.5%。吉州区和青原区是庐陵郡的核心城区，尤其是前者是庐陵古县城的所在地和赣江码头的集中地，里面有青原古台、螺江庙、白鹭洲、文天祥祠等文化胜迹，是庐陵文化的核心区域，因此最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青原区主要是以青原山为核心歌咏对象。其余诸县均有当地的名胜古迹或人文古韵，提供给文人题咏的引人瞩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