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及中国古代的流寓或贬谪文人问题，若从时代看，则以唐以后为多，且对历代流寓文人之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唐、宋、清三代。在贬谪文学或流寓文学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的今天，相对而言对六朝时期的贬谪或流寓问题研究最为沉寂，偶或涉及者惟刘宋之谢灵运和萧梁之江淹。[1]江淹的流寓地为建安之吴兴，又不属岭南历史地理区域。仅刘宋谢灵运之徙放广州多被写进文学史著述或年谱编纂中，仍少有纯粹的贬谪或流寓视角的观照。

 南朝时期流寓岭南之诗人有谢灵运、何长瑜、徐爰、王叔之四位。谢灵运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八、九月间与其子谢凤、其孙谢超宗一并上路徙往广州，其出发地为临川。按照流寓经历是一个流寓者奔赴流寓地往返经历的原则，谢灵运之流寓岭南，自当起于由临川启程南下之时。关于谢灵运赴流寓地广州的途径，宋红《谢灵运年谱汇考》以为：“由临川至广州，先逆流走漳江，刘宋时称‘赣水’，南康郡（今江西赣州市）以上称‘豫章水’，过大庾岭后顺流走浈江、韶江，刘宋时称‘溱水’。唯中间翻越赣粤分界之大庾岭，要走一百一十里陆路，在唐代张九龄开辟沟通南北的岭路之前，这是盘旋迂曲、非常险峻的山路。”[2]李森南《山水诗人谢灵运》中也描述了谢灵运此行的路线：“灵运此行，是经过南昌、清江、峡江、庐陵、泰和、万安、赣州、南康、大庾，而越过大庾岭，然后到达广东省境。”[3]谢灵运途中作《长歌行》，过大庾岭作《岭表赋》、《岭表诗》，仅为残篇，既至广州，作《感时赋》。元嘉十年十一月，在广州作《昙隆法师誄》，临刑前又作《临终诗》。关于谢灵运流寓岭南途中及被羁于广州时期的创作，各家历来多有分歧。李运富《谢灵运年事简谱》所述较为客观：“赴广州途中，灵运作《岭表赋》及《岭表》诗。《感时赋》及《登狐山》、《入竦溪》、《长歌行》等诗大概也作于这一时段。至广州后，灵运又被指控犯谋反罪，诏于广州行弃市刑。行刑前作《临终》诗。”[4]谢灵运流寓岭南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自元嘉十年八、九月至十二月广州弃市，不过三个月左右而已。《宋书》本传对诗人之死叙述得十分简略：“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5]仅笼统地称其终于元嘉十年。《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元嘉十年”载：

（十二月）辛未，魏主如阴山之北。魏宁朔将军卢玄来聘。前秘书监谢灵运，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乃降死一等，徙广州。久之，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诏于广州弃市。[6]

       《通鉴》所述灵运之死事是系于元嘉十年十二月之末的，史家有灵运被弃市于本月内之倾向。李雁《谢灵运研究》“出守临川与弃市广州”一节正据此以为“灵运之死当在是年岁末”[7]。

 何长瑜生平事迹诸史载之不详，其流寓岭南事见于《宋书》、《南史》之《谢灵运传》。由二史可知，长瑜为谢灵运东归之后为山泽之游的“四友”之一，即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谢灵运对其评价很高，以为“当今仲宣”。长瑜被贬放广州，除为增城令，乃起于以诗戏临川王刘义庆的州府僚佐，而触怒了义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题该诗谓《嘲府僚诗》。《南史·谢灵运传》载：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勗，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文帝，除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并诣第叙哀，何勗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8]

       这也是仅有的关于何长瑜生平事迹最为详尽的一则材料，其中由袁淑之口提及“流人”一词，当为“流人”于正史中较早的出处。其仅存的另外一首《离合诗》：“宜然悦今会，且怨明晨别。肴蔌不能甘，有难不可雪。”[9] “不可雪”之冤屈当指其因那首戏嘲刘义庆僚佐之诗而被远放岭南之事。徐爰与王叔之二人流寓岭南事迹及作品情况前文已述。徐爰为恩倖之臣，能在交州土人李长仁为乱，尽诛北来流寓之人下得以保全性命，自与其长期周旋于刘宋政权上层而养成的保全性命之术分不开。王叔之流寓岭南，居于罗浮山，以处士修己，其于筑室内读书的凤凰洞，后人名其谓“王子洞”，则自是为岭南人留下了一处人文景观。

在南齐流寓岭南的诗人中，张融是文名最著的一位。关于他的流寓交州武平郡所属之封溪县，《南史·张融传》叙述了事情的大致原委：

解褐为宋新安王子鸾行参军。王母殷淑仪薨，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万，少不减五千，融独注儭百钱。帝不悦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从叔永出后渚送之曰：“似闻朝旨，汝寻当还。”融曰：“不患不还，政恐还而复去。”及行，路经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方咏曰：“干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在南与交趾太守卞展善。展于岭南为人所杀，融挺身奔赴。[10]

       这段材料揭示了有关张融的四个方面信息：其一，张融被远放封溪的缘由。因建斋浴佛，张融捐钱之少而令“帝不悦”，遂出其为封溪令。南朝官员离京出为地方是常事，可张融之出非同寻常，曹道衡《〈南齐书〉、〈南史〉、〈张融传〉叙事次序多误》一文释“帝不悦”，以为“封溪属交州武平郡，在南朝乃迁谪之地”[11]。其二，赴南途中身处杀身之境，泰然作洛生之咏，而未得獠贼加害。其三，作文辞诡激、独与众异的《海赋》。其四，在流寓地的交游及舍生重义。张融之流寓交州最大的收获是《海赋》的创作。该篇“在描写角度、内容选择上都作了仔细斟酌，而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赋首叙大海之状貌，极壮阔雄奇之势；继写洲岛与山岳、海中动物、春天大海景观、丽日下文人高士游仙览境之逍遥；结篇由大海的特性而悟玄理。”[12]《海赋》全篇完整地被萧子显修《南齐书》时所采录，充分显示其在齐梁文坛的地位。由于语言的艰涩和其博物的性质，历来赋学研究著述少有涉及，马积高《赋史·齐梁陈三代赋的发展》[13]、王琳《六朝辞赋史·孔稚珪等齐代赋家》[14]、池万兴《六朝抒情小赋概论·六朝山水游览赋》[15]等均未提及或言之不详，朱建君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以为“要获得本篇阅读的愉悦，需超越艰涩与博物这层障碍”[16]，《海赋》的不为人所重，盖为艰涩与博物所遮蔽了。至于两广地方文学史及文学总集之纂成亦不见《海赋》之踪迹，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17]然治南朝之流寓文学，《海赋》之重要地位可得彰显。

  南齐谢超宗，今诗无传。然《齐南郊乐章》十三首、《齐北郊乐歌》六首、《齐明堂乐歌》十五首、《齐太庙乐歌》十六首，《南齐书·乐志》皆署为谢超宗所撰。钟嵘《诗品》评其“祖袭颜延……传颜、陆体”[18]，故今仍以诗人待之，当不为虚。超宗为南朝流寓岭南诗人中之最不幸者，一生先后两次被放。前一次为受其祖谢灵运之株连，元嘉八、九年随父谢凤、祖谢灵运同徙广州，《南齐书》本传言其“元嘉末得还”[19]，宋文帝元嘉末为元嘉三十年，可知超宗在其祖谢灵运弃市死、父谢凤“早卒”后，仍羁留岭南近二十年之久，其青少年时期是在岭南度过的。超宗二次被徙越州，乃因对朝廷积久的“轻慢”及因逆反见诛的亲家张敬儿之牵连。南朝偏安江南一隅，至南齐南北分治基本已成定局，南齐政权内部并不多见的朝议北方之事，于大局无补，超宗所言“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何”，如此深刻的时评言论，自然得被构陷。此番外放，齐武帝将其徙至更为遥远的越州，然行未至，即于豫章受诏赐死。

 在《南齐书》中，萧子显将谢超宗与刘祥同置一卷之中，其共同特点，用萧子显的赞语即是：“违朝失典，流放南濆。”[20]刘祥先后两次赴广州，首次为迎其兄刘整之丧，而与兄嫂发生财产纠纷，并作“寄意悖慢”的《连珠》十五首遣怀，为有司所奏，齐武帝决定将其外放岭南，令其思过。《南齐书·刘祥传》：“上别遣敕祥曰：‘……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諐。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21]刘祥则一一申辩，乃徙广州。这第二次赴广州，乃为流放，终至病死于岭南。刘祥诗无存，严可均《全宋文》辑其文两篇，分题为《对狱鞠辞》、《连珠（十五首）》，[22]均见于《南齐书》本传，成为其招致远徙并病死广州的直接原因，可视为其流寓岭南经历中的作品。南齐另外一位有岭南经历者为王思远，他的流寓岭南与其他诗人不同，是为齐武帝派往岭南的封疆吏员。《南齐书·王思远传》：“出为使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23]思远今存《皇太子释奠诗》残篇及文《让吏部郎表》均无关岭南之事。

宋齐两代流寓岭南之诗人，或因悖慢朝廷、或因不合礼数、或因诗文讥刺时弊、或因受罪者牵连，而得远放，基于特殊的流人身份，居流寓地岭南期间，诸史多不载其行迹。这是南朝同时代史书《宋书》、《南齐书》之共同处，亦以此与《梁书》、《陈书》之岭南流寓文人的历史书写判然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