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已开始注意人与气候的关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决定。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接受了古希腊学者关于人与气候关系的思想，以气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威力的观点为指导，提出应根据气候修改法律，以便使它适合气候所造成的人们的性格。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尔认为气候是影响国家或民族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并认定印度的贫穷落后是气候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世纪末叶出版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把拉采尔的观点介绍到美国，夸大和突出了环境的决定作用。其后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他的《文明与气候》一书中，特别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