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与群贤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赋诗饮酒，之后作了那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序写完后，有人用潘岳《金谷诗序》比其文，把王羲之与石崇相比，王羲之听后很高兴（1）。潘岳的《金谷诗序》我们已无由得见，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只收录了潘岳的《金谷集作诗》一首，但石崇的序言倒是较完整地流传了下来。石与王分别是金谷园与兰亭集会的组织者，也分别为这两次集会作诗并写了序言，这就是《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潘、石之序在前，王序是否有模仿且要超出潘、石之意，虽无明文记载，但从王羲之之高兴来看，王对潘、石之序是首肯的。事实上，我们从王序也可看出它对石崇《金谷诗序》的明显模仿痕迹。但《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毕竟又有差异，他们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两晋文人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的差异。

  一、《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之比较

  金谷园为西晋石崇的庄园，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因有金水流经此地，故名。元康六年（即公元297年），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聚会于此，宴游赋诗，石崇为之作序，《世说新语·品藻》注收录最为详备，为比较论述之方便，不妨抄录于下：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 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边，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俱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魏书》曰：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刚直嫉恶，常慕汲黯之为人，仕至侍中，河南相。晋百官名曰：榆字休豫，则次子山涛。启事曰：榆忠义有智意，位至光禄大夫。

  参加金谷会的人所作的《金谷诗集》没有流传下来，而今仅存潘岳诗一首，文字虽然也还算可喜，但华丽和雕饰的弊病却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江之才的潘岳诗尚且如此，其他诗歌也未必佳，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文人集会和有意识的诗文创作活动，艺术成就尚在其次，它所开创的文人雅士的宴游的酣畅和文学创作观念的觉醒却昭示了后来的文人。

  半个世纪后的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42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修禊，饮酒赋诗，王羲之为诗作《兰亭集序》。

  二序同为文人宴集饮酒赋诗，其结构内容也略略相似，皆先交代时令、地点、事由及宴集之地之景，与会之人的趣舍动静，对自然的仰观俯察而生生命无常之感，最后皆以列序时人作结。但细致看来，二序之差异又是如此之明显。《金谷诗序》开头即表明自己官方身份，后叙金谷涧所处地势及景物，虽有清泉茂林之秀丽，但众果竹柏药草之属以及水碓、鱼池、土窟等毕竟给人以明显的人工造景之痕迹。而《兰亭集序》开头即交代为暮春之初，在风景幽绝的兰亭举行传统的修禊活动。修禊本为古代民俗，于农历的三月上旬的巳日到水滨沐浴采兰，以驱除不祥，并有祈求生命的孕育等意义。曹魏之后已将时间固定在三月三日，又常常以羽觞盛酒置于溪水中，觞触岸停止时，坐于近处的人即取觞饮酒，其意义也逐渐扩展成为文人雅士赋诗饮酒的一种自发仪式。兰亭集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层面上进行的。我们从《兰亭集序》所写来看，它与其说是宗教伦理民俗的修禊，毋宁说是在自然山水间无拘无束地欢乐聚会，一变古老的祭礼为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与美妙，并使这一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古老民俗与东晋名流的风雅超逸融为一体，从而升华到一种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探讨。且看序文随之展开的对兰亭地理环境及景物之描写：“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令人想到王献之所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山水景色互为映衬，令人目不暇接；又有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脱口而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2）。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茂密，覆蔽其上，如同蔚然之云霞。东晋文人对会稽山水之感受是何等地相似，其诗心又是何等地颖悟。而王羲之写来，其文笔又是何等的摇曳生动、简练从容。崇山峻岭饰以茂林修竹，好似一俏丽佳人披上一头秀发，使山岭顿生盎然生气；而清流激湍则仿佛让人看到汩汩清泉之上只只盛满清醴的酒杯飘然而来，而映带左右的曲水流觞则仿佛让人看到文人雅士在山环水绕中畅叙幽情。如此山姿水容，远不是金谷园那人工雕凿的庄园所能比。而兰亭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不论地位、不论资历、不论少长之自由无碍、无拘无束、潇洒放逸之雅趣，也非金谷宴集“送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还长安”之能望尘。据《晋书》所载，金谷宴集所与之文人为苏绍、石崇、潘岳、贾谧、欧阳建、陆机、陆云等等31人，贾谧“权过人主”，“负其骄宠，奢侈逾度”；石崇“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且赌酒杀婢，使婢侍厕，与王恺争豪斗富等等；潘岳与石崇一样人格卑下，依附贾谧，“望尘而拜”（3）。所以，《金谷诗序》虽然也有石崇出征时对金谷园的依恋不舍，也有与众贤昼夜宴游时产生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的伤怀，但作为“二十四友”的石崇、潘岳、二陆等人对权势功名富贵的生活选择却使《金谷诗序》有意或是不经意中流露的是送征西大将军的荣耀，是“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的奢富，是“昼夜游宴”、“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鼓吹递奏，声伎相伴”的享乐；而《兰亭集序》记下的则是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清丽与清幽，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天籁之音的自然与清旷，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雅致与高逸。

  而据严可均《全晋文》卷33所载，石崇的《金谷诗序》甚至还写到“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是典型的庄园主对自己拥有多少顷土地、多少头羊以及成群的无数的鸡猪鹅鸭之类的财富的满足与夸耀，而《兰亭集序》所写唯山、水、林、竹、天、风而已，设色如此淡雅，取景如此自然，意境如此清丽，是雅好山水之人静定、雅淡之心境的自然流露。因此，如果说《金谷诗序》是沉湎于歌乡声伎中玩味享乐人生及时行乐的话，《兰亭集序》则是放浪于山水，从对自然仰观俯察、游目骋怀中获得心灵的陶冶和心绪的寄寓之乐；也因之，如果说《金谷诗序》充满了富贵豪奢气象的话，《兰亭集序》则具有文人雅士的文化意味。

  二序的后半部分皆为宴集后的感触。《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石崇的《思归引序》中也更明确地提到：“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即服药导引，养生求仙，乞求长生不死或飘然欲仙。因而这种悲凉恐惧虽有自东汉末季以来文人所普遍具有的对生命不永的忧患意识，但在某种程度上更是西晋文人对富贵难以永恒、豪华容易凋零的感伤和忧惧；而《兰亭集序》之悲则是在俯仰之间仰望宇宙之空阔、之永恒，俯视人生之短促、之无常所感受到的迁逝之悲，带有深层的哲理况味；而且作者还纵怀古今，将眼光上移至古昔，从古人文章中看到，古人亦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与今天人们的感慨完全契合无异。千年词客心，万古凭栏意，古今一律，概莫能外。这已不仅仅是对一己生命之悲慨，而是对自然永恒、生命短促，宇宙浩瀚、个体渺小这一亘古矛盾的苦闷与悲慨。作者的视野已跨越千年时空，领悟到了宇宙之真义、生命之真谛，理性地意识到庄子所谓生死一律、寿夭等同说法之虚妄，其悲凉之意更增添一层。且这种悲慨不仅古今一律，还及至将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今天的一切已为陈迹，将来之人，亦将临今人之文而感伤。如此无情的变迁，如此浓郁的苦闷，如此永恒的矛盾，再次引起作者仰望莽莽浩宇而长叹——“悲夫！”因此，如果说《金谷诗序》之悲是感慨富贵盛宴之难再的话，《兰亭集序》之悲则是在仰观俯察中对人生宇宙哲理的理性揭示，其感受的深度和文化哲学的涵义远远超过《金谷诗序》。

  二序最后皆交代作序的目的。《金谷诗序》重官号姓名，且不厌其烦；而《兰亭集序》则仅点出“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对官号略而不谈。于此也可见石序之重富贵权势，王序重文学性情，尤其是“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二句，仿佛让人感到作者心中的感触和悲慨是那样地深沉、萦回，非言语所能穷尽，非山水所能释怀，它挥之不去，割舍不下，萦绕在山阴的山水中，穿透了千年时间、万里空间，让千百年来的后来者不仅有感于斯文，而且有感于斯情，怆然涕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乎，悲乎！

  关于二序之高下，其实早在苏轼就曾对之作过比较、评判。苏轼认为“本传（指《晋书》）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4）。苏轼之评判是以人格为参照系，人格与文格之关系自《周易》、《论语》以来直至现代一直争讼不断，虽然不一定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但石崇之与王羲之、《金谷诗序》之与《兰亭集序》，其人格与文格之别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金谷园会吸引人的既不是主人的德高望重，也不是主人的才情出众（钟嵘列石崇为中品），从某种程度上实是因为石崇的家累巨财能为当时士人提供最世俗的耳目声色口腹之乐，而兰亭会吸引人的是王羲之的清望令誉和曲水流觞的风雅情致。

二、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从石序与王序的比较，明显地感到其文学趣味之差异。而“金”“兰”文学趣味之差异实与两         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之差异有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之差异决定了“金”“兰”文学趣味之差异。

  从时代看，石崇属于西晋人。西晋政权的建立给社会带来短暂的稳定和表面的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度奢侈糜丽的社会风气。司马炎平吴后，日渐怠荒，太康二年诏孙皓妓妾5000人入宫，并宠，又铸铜柱十二。上行下效。荆州刺史石崇“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劫夺杀人，以致巨富”，《晋书》和《世说新语》均有石崇奢豪斗富之事的许多记载；《世说新语》还有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婿王济以人乳炖猪，以致炎心中不平，食未毕而去；殷仲文“多纳货贿，家累千金”（5）；郗愔“大聚财，有钱数千万”（6）；晋惠帝元康时，“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7）。与石崇同时的张华在《轻薄篇》中开篇即道“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赀财亦丰奢”，并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淫逸生活，他们不仅在衣食车马上竞豪求奢，而且囤积珍宝，大造庭园，蓄养家妓，醉声乐舞。这种“奢侈之费，甚于天灾”（8）。在这种病态的侈糜风气之下，石崇、王济等名公权贵的斗富斗奢实不足为奇，故他写于元康六年的《金谷诗序》中之夸富显豪也实是时代风气使然。

  而王羲之出生时，东晋已建立。永嘉之乱使西晋王室及贵族元气大伤，南渡之初，尽管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部曲财货，但与西晋相比，在经济上明显有明日黄花之叹，以致修宫殿时因无钱铸狮子，王导不得不指牛首山以为宫阙两边的石狮。

  从地域看，洛阳为西晋都城，自西汉营建东都及定都洛阳始，洛阳城之壮伟华丽在班固的《两都赋》里可见一斑。而石崇的金谷别墅即在洛阳西北，其庄园景观除了潘岳的《金谷诗序》外，石崇的《思归引序》及其他人之诗文中皆有描述，如《思归引序》描写“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潘岳《金谷集作诗》有“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可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9）”虽也有茂林流水，但大都凭空而筑，人工雕凿之痕迹太明显，且色泽鲜艳无比。而会稽之兰亭却是茂林青萝荆榛修竹、绿水扬波葩藻映林，一派江南天然清丽之景象。

  再从文人处世态度及人格差异看。西晋文人普遍热衷于功名。这是一个经历了长期乱世后的短暂稳定的时代。是东汉末的长期动荡、军阀的连年混战、瘟疫的恣意肆虐和累累的白骨让西晋的文人意识到了生命的瞬忽即逝和身后令誉的虚无，是曹丕的受禅即位与司马氏的血腥杀伐让西晋文人感到了名教的虚伪和道德的不可依恃。嵇康的公然抗争的悲剧让西晋文人不寒而栗，阮籍依违的痛苦和山涛、钟会、何曾等人仕途的得意使西晋文人猛然惊醒，与其生前身后功名俱寂，不如及时追求功名富贵，抓住眼前的欢乐。在现实面前，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一个不相信将来也没有将来的时代。他们不仅放弃了嵇康的激烈抗争，也远离了夷齐的洁身自好，甚至连起码的羞耻之心也荡然无存。他们热情地投身现实，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是非正邪感，在功名富贵权势享乐之路上执着地痴迷地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致大祸来临仍迷途不返。他们或为争权夺势者出谋划策如王祥、何曾之流，或为保全自己而苟且偷安如张华，或为获得官位利禄而依附权贵如潘岳、石崇之望尘而拜。潘岳得势之时，其母劝他知足，“而岳终不能改”（10）；出身东吴高门的陆机、陆云自吴入洛之时也曾凄凄惶惶，但入洛后的陆机之所为与潘岳石崇相比毫不逊色。惠帝时乱将现之时，顾荣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且只是不从？八王之乱时，陆机依附赵王伦，赵王伦败，陆机转而依附成都王颖攻打长沙王乂，而后又出于利害的考虑居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依附乂。这种对功名不知悔改的热衷，终于导致“八王之乱”中二十四友多被杀，潘岳、石崇、张华、二陆、欧阳建等概莫能外。尽管石崇《思归引序》写过“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的话，尽管潘岳的《闲居赋》也“仰众妙而绝思，终悠游以养拙”，且在序言中言其“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但潘岳仍汲汲于功名，其作《闲居赋》就曾感叹命有不达：“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故其后不择手段巴结权贵，谄媚贾氏家族，置愍怀太子于死地，又“数蹴踏（孙）秀，而不以人遇之也”，谄上欺下，人格委地，终于被后来做了赵王伦的中书令的孙秀夷灭三族。这哪是写过高情千古、超迈流俗的《闲居赋》的潘岳呢？又哪是写过多首悼亡诗赋、悼妻念子、思女想弟、深情绵邈、哀感凄苦的潘岳呢？“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1）”我们再看看写过《怀土赋》、《思归赋》、《门有车马客行》、《吴趋行》的陆机，其乡关之思、生死之叹让人心中长戚戚，但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趋趣获讥”（12），至死都再没有听到“华亭鹤唳”。实际上，西晋文人并没有一个人真正去隐居，即使写过《招隐诗》的左思、张华、张协等也不例外。这种只存在于文章之中的“隐”与现实中的“仕”的矛盾被朱熹讥为：“魏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贿”（13）。的确，这是一个务竞功名的时代，是一个得了功名就可极度奢侈享乐的时代。他们虽厕身山水，但那庄园的气派实是身份显贵的象征；他们虽然希企隐逸，但人人都在仕途上奔竞。这种对功名不择手段的追求与繁华瞬间成憔悴的强烈对比，使他们在干世与思归中受着永远的煎熬。

 这样的处世心态和生存选择，决定了西晋文学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刘勰所说：“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石崇的《金谷诗序》文字也算得上优美，但西晋文人的强烈的世俗情怀使他们的宴集“成为寻欢作乐行为之一部分，山水琴诗，俱佐宴乐之需；他们之于诗文，主要的是从娱乐的角度考虑问题，求华美，求悦情。即使他们常常在诗文中叹人生之短促与岁月之流易，大体不出此一范围。他们其实是非常世俗的。在这非常世俗的活动中，也杂入了文化气氛。时光的流逝，把世俗的部分过滤掉了，留下了属于文化气氛的‘雅’的成分，让后人神往（14）（P100）。”所以，《金谷诗序》尽管文字也还算流畅优美，但本质而言，金谷文人的心态是世俗的，《金谷诗序》百般炫耀且难以忘怀与舍弃的是功名权势富贵荣华；其审美趣味是感官的、表层的，无法达到情理兼融意境深远的高度。

  与西晋相比，东晋文人的生存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丧乱之初，失土失家的北方士人跌跌撞撞来到江南这秀丽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百感交集。《世说新语·言语》载：“卫冼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友朋相聚，常惘然黯然。同篇又载新亭对泣之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国破家亡的现实、南方土著士族的排挤，北方强大外族势力的逼视，使南渡初期的士人凄凄惶惶、悲怆怅惘，从而也导致了庾亮兄弟、殷浩、桓温、谢玄等一些有志之士的北伐。但随着几次有限的北伐的均告失败，士人收复中原之心已逐渐淡薄。尤其是东晋政权稳定下来，南渡士人在南方扎下根后，他们多数都不再思北伐甚至反对北伐了。庾亮北伐时代，蔡谟就上疏反对；殷浩北伐时代，王羲之一而再再而三地致书殷浩，加以阻止，甚至劝殷浩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桓温北伐时，孙绰同样上疏反对，其理由是：“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15）一旦他们安顿了自己的田宅舟车，他们便渐渐安顿了自己那颗南渡初期回望故土时的凄然怆然之心。时间会淘洗一切。面对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山川秀丽清澈之景，南渡士人很快消弭了当初“风景不异，正自有山河之殊”的覆亡之痛，在江南优越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秀丽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沉静和安顿下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在宁静玄虚的心态中去观赏和描写江南的秀山丽水，把南渡初期的凄怆不平消融在南国的佳山丽水之间，追求心灵的恬然自适、闲逸宁静。他们无论是出还是处，无论是行还是止，处处显示出一派飘逸潇洒、高雅超俗的名士气。他们尽管还有庄园，但建康已非西晋洛阳、长安的繁华和气派。所以东晋中期后的士人的生存选择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由西晋士人对物欲权势的极度热衷追逐转为求内心的宁静闲适和潇洒超逸，他们从容且忘情地走向山水，走向自然，在山水自然之中感受人生，陶冶性情，恬淡自适，物我两忘，从而真正形成了潇洒从容、超尘脱俗的风神。且这种超逸不仅是外在的风姿，更是内在的气韵。戴逵隐居会稽剡山的琴书自娱，谢安“携鸣琴于林下，理纤纶于长浦”的萧然忘羁，王徽之置主人热情恭迎于不顾在竹林中的咏啸自若等等，无不昭示着东晋文人对高雅脱俗、潇洒超逸、闲适恬淡而又情韵悠长的生活趣味的追求与履践。在东晋文人游山赏水的风气中，王羲之无疑又是表现突出的一位。翻开《世说新语》，凡谈到逸少之处都对其高情远致充满了无限的赞叹。王羲之自己在《蜀都帖》中对朋友说：“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 甚至把游山赏水看成是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情，可见山水在其心目中之地位，故《晋书》本传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乐在山水之中，甚至愿意为之而死。因而与西晋文人的心浮气躁、务竞功名相比，东晋文人更加淡定闲逸、潇洒从容，而这种闲逸的心态和优雅的风神足以推动文学创作中洒脱不拘、超逸脱俗、情理兼胜的审美旨趣的出现。

  再从与两晋共始终的玄谈看。西晋郭象发展了向秀“儒道为一”的观点，极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认为名教即自然：“圣人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注》）。在郭象看来，庙堂与山林、有为与无为、外王与内圣、周孔与老庄都是统一的，没有分别。这一理论促使西晋文人放弃了竹林名士的狂狷人格与抗争精神，从而积极干世。所以，尽管西晋时玄风大畅，但他们谈玄一是重在提出新的命题和范畴，建构自己的严密的体系，关注理论本身的精微深刻与否，而另一方面，积极干世的生存选择又使他们心浮气躁、追逐权势、俯仰逢迎，还没有真正形成以玄对山水的清虚宁静、悠然自适的心态；虽然他们在一人独处或老之将至祸之将临时渴望解脱，但他们又在俗世的漩涡中沉浮奔竞，无法彻底放下俗世的一切，故而西晋文人的谈玄最终也没能让他们“宅心玄远”。也正是因此，西晋文人的诗文中虽然一面营造一种远离世俗的高情远致，但一面又不经意地流露出对权势功名富贵利禄的追求。再加上西晋文学的崇实尚丽，创作上以华丽秾艳为美，追求写实逼真、信实有据，所以，西晋的文学不可能出现平淡而空灵的风气。

  而东晋文人的谈玄已不再重义理的探讨，重的是以玄谈表现文人高雅的情操和潇洒的风度。与东晋一代文人一样，王羲之在与山水游处时也常常用一种抽象的、玄虚的心态去体悟山水，领悟某种玄理。其《兰亭诗》之二写道：“仰观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在对山水的仰观俯察中感受自然的无限生机与活力，并在对自然的伟力的赞扬中体悟宇宙与生命之理。作为一个道教徒，王羲之一面任性率真、放浪形骸，采药服食、希冀长生，但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意识到生命毕竟是短暂的，人总是要死的。这种希企长生与生命短暂的清醒的理性意识之间的矛盾，发而为《兰亭集序》便是那无奈的沉痛的感慨：“死生亦大矣，不亦悲乎！”也正是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忧患感悲剧感，使王羲之“素自无廊庙志”、“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16），最终离开建康是非之地，发誓再不就征，在山水弋钓之中率性而为，飘逸放达，山水成为他们兴发情感、感悟理趣并诗意栖居的所在。且王的飘逸放达，也不同于西晋王衍等人的清谈误国。即使是偏安江南，王也有清醒的忧患意识和建功立业的追求。东土饥荒时，王开仓振贷，又致书时任尚书仆射的谢安，请求减免赋役，安民抚民；又劝谢安勤于政事。《世说新语·言语》第70则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遐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任官期间的王羲之不仅有事事之心，更有事事之行。至于王的劝阻殷浩北伐，除了南渡士人后来滋生的强烈的安土乐生的情绪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忧虑财力不足，内忧严重。因此，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王羲之：无论是任官还是游赏山水，都能关心朝政、体恤民情、坦荡公正而又不失潇洒超逸。王羲之对人生的态度，也不像石崇等西晋文人一样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生命和情欲生命的低层次享受上，而是能够提升到理性和对人格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这样的境界自然非石崇所能比。

 所以，两晋文人生存选择之差异影响了他们文学趣味之差异。长期生活在北方的石崇与潘岳在西晋那样一个崇尚华丽豪奢功名权势的时代，选择了一条不惜丧失人格而追逐功名权势富贵享乐之路，而徜徉于南国佳山丽水中的王羲之在东晋那样一个崇尚玄远澹淡、山林廊庙两不误的时代，选择了一条既清正为官又放浪山水的潇洒超逸之路。这种生存选择的差异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差异导致了金谷园会与兰亭会、《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的本质差异。金谷园会昼夜宴游的侈汰与石崇的务竞功名及金谷园的奢侈豪阔一致，兰亭会的高雅潇洒与王羲之的坦荡超逸及会稽山水的自然清丽相得益彰；石崇笔下的山水更多堆砌雕凿，更具富贵气象，而王羲之笔下的山水则纯然一派自然清丽，更具有审美意味；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恐惧与忧患，是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王羲之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既有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又有在对宇宙的仰观俯察之中对人生、自然、历史、宇宙的哲理性的思考，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高度理性和清醒的超越意识，更具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注释：

（1）《晋书·王羲之传》

（2）均见《世说新语·言语》

（3）《晋书》贾谧传、石崇传

（4）《东坡题跋·右军斫脍图》

（5）《世说新语·言语》注

（6）《世说新语·俭啬篇》

（7）《宋书·五行志》

（8）《晋书·傅玄传》

（9）丁福保.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4)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晋书·潘岳传》

（11） 元好问《论诗绝句》

（12）《晋书·陆机传》

（13）陶澍《靖节先生集》附录“诸家评陶渊明汇集”

（1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孙绰《孙廷尉集》

（16）《晋书·王羲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