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格局与金陵、长安文学差异

  金陵与长安皆为古都，同为文人登临怀古、流连往复之胜地，但两地政治与人文形势不同，因而文学作品所呈露的意象、风格、意境有着明显的差异。

  佳气葱葱、帝城郁郁的长安是盛世的象征，也是所有致君尧舜的有志之士理想实现的场所。因而，自豪而自信的初盛中唐诗人多写长安阔大、壮伟之景，情调昂扬、激愤，风格苍茫豪健，即使沉郁如杜甫，他在旅居夔州时所作的《秋兴》(八首)的后四首也仍深情回忆昔日长安宫殿巍峨壮丽、帝王歌舞游宴、国力昌盛富饶等盛世美景胜事，与前四首流寓夔府时的满目萧瑟、孤寂忧郁形成强烈对比，寄寓自己“无力正乾坤”的满腔忧愤。对杜甫来说，对所有欲济苍生、致君尧舜的有志之士来说，长安不是个抽象的地理概念，它实际上是政治中心的象征，是理想实现的必经处所，也常常是文人政治失意、感愤悲慨的对象。

  相对于长安的政治文化而言，金陵可谓是文人文化的中心。金陵历经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及南唐、明初、太平天国等几个时期，在文化上有较大影响的是东晋南朝。这时期政治上毫无建树，但却形成了以金陵为中心的文人文化集团，其风流萧散、飘逸超旷、玉柄麈尾的诗酒风流及绮艳柔靡的神韵却常为后世文人称道赞赏。人们在山水中感受大自然的灵性，体验、玩味内心细腻的情感，叹赏文人外在的阴柔飘逸之美。二谢一陶的诗、二王的书法无不透露了六朝文人对平和、宁静、自适、淡雅的美的崇尚。然而，时代的动荡和生命的短暂又毕竟使文人在自我陶醉之际，摆脱不了那抹不去的伤痛和焦虑。这种对生命的焦灼和悲凉感随时序的推移而沉积得愈来愈厚，成为江南文学固有的审美传统，即使豪放、劲爽如初盛唐人，面对历史长河，也难免感叹:自然永恒，生命难再；六朝繁华，暗逐流水；旧时风流，而今安在?“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民”(李白《金陵三首》)。初盛唐人叹六朝旧事，多表现一种俯仰宇宙、览观时空的阔远气象和壮大胸怀，而中晚唐之诗却多了一份感伤情绪，多了一份对时事的隐忧。如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及《乌衣巷》、《台城》等皆于寂寥、清冷、惨淡的氛围中，寄寓吊古伤今的无尽感叹。与唐代金陵诗词有异的是，宋人多写金陵残破颓废景象及羁旅穷愁与哀时叹事的悲苦，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中，历史悲恨相继，往事了无痕迹，六朝距今已远，但遗曲犹有可闻。诗人缅古伤今，将日月迁流、世途坎坷、人生苦辛、家国忧患之感，尽注笔端。明清易帜之际，乱离之心、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再度成为金陵诗词的主流，“野航月冷草萧萧，曾照当年劫火烧。遗恨至今流不断，酸风昨夜返寒潮。”(杨文聪《朱雀航》)政权的即兴即亡，使曾经繁华与终究衰败在敏感多愁的文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怀旧之感、伤逝之痛。他们面对残垣断壁、荒冢古丘，难免心境萧索，情绪怅然。萨都剌一声“六朝豪华，春去也”的叹息，催人泪下。

二、自然环境与金陵、长安文学差异

  中国地理疆域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干旱多风沙，南方湿润多雨水，地理景观差异极大。长期受地理景观濡养的文人对其所居之地便有深切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形成带有较明显地方色彩的性格、心理、气质及民情风俗、审美崇尚等。孟子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道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真正对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有了自觉意识的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南北朝政治地理形势的对峙打破了两汉一统的社会政治局面，从而引发人们对南北文化异同的关注。永嘉之乱，晋人南渡，大批士人流连于以建康为中心的会稽、温州、九江等地峰峦叠翠、碧水沉潭、云遮雾绕的秀美山川之中，并以诗文书画表现之。人们常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和南朝人的山水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实得益于江南山水的独特风貌。

  文学艺术的南北差异之问题甚为复杂，但自然地理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一地有一地的山水，一地有一地的文学，这不仅是文化史上一个基本的事实，也符合科学论断。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也反复论到自然环境对希腊、尼德兰等地的艺术风格的影响。的确，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交往有限的情况下，人的气质、性格都会受到自然风貌、生活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有时甚至还会表现得十分明显。清人孔尚任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孔尚任《古铁斋诗序》)沈德潜更是举例明确地论述了诗人对环境的选择与抒写:“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去山川真目。”(沈德潜《说诗晬语》)。

  以此来看“长安古意”与“金陵怀古”之题材。长安地处四塞之中，雄据秦川之上，北临渭水，南倚终南，东西是八百里秦川，地势雄浑壮阔，城阙高大巍峨，宫殿金碧辉煌，街道坦直方正。城关重关复叠，四方拱卫；大小河流，八面环绕；离宫别馆，凌山跨谷；园囿池沼，星罗棋布。这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汉唐的强盛与都市的繁华，形成了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图式:阔大、厚重、深沉、质朴、坚实、自豪、自信。宋之问的《长安路》:“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绿柳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场，经过狭斜看。”向我们展示了关中帝都阔远、壮伟和繁盛的景象。袁郎的《和洗椽登南板望京邑》浓墨重彩地铺排了长安山峦耸峙、八川分流、四面交衢、佳气葱郁、百姓康乐之图景。“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李频《乐游原春望》)的长安，激发的是士人胸胆开张的豪气和极目天涯、含纳万物的胸襟，形之于文学，便形成了与地理环境及心理气质相应的浑厚、宽大、刚健、豪宕的文风。唐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过长安或附近名胜景观，也无一例外地呈露出壮健的风骨，如李世民的《帝京篇》、张说的《踏歌词》、吴激的《长安怀古》、杜甫的《曲江二首》、许玫的《题雁塔》、杜牧的《长安杂题长句》等等。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历代王霸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因所蕴所受使然，亦由对于北狄取保守之势，非据北方而不足以为拒也。而其据于此，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盖可用来评价长安地理大势对“长安古意”文学题材的影响。

  相对于长安雄强阔远、山苍水黑的环境而言，江南则多丽山秀水、烟雨朦胧之景。风神潇洒的东晋南朝人曾大量地描写过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景致。如谢混以“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游西池》)，将西池清景秀色揽于笔底，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谢脁更是以饱含深情之笔，赞颂了“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入朝曲》)的逶迤绮丽、山青水秀的明媚风光和舟驶车驰、紫殿彤庭的繁盛景象。而另一个萧齐诗人范云则以“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沧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之零陵郡次新亭》)的疏淡之笔、清丽之语写出了金陵烟树朦胧、江天浩渺的景象。不过，谢脁、阴铿的诗在描写金陵清丽、迷远之景时，已见出悲情。如阴铿以“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晚出新亭》)，抒发黄昏时离开京都而不知何时可归的悲愁，成为后来“金陵怀古”感伤诗的先声。

  此后，歌咏金陵的诗词名篇迭出，其中直接以“金陵怀古”作为题目的诗便有司空曙、刘禹锡、许浑、王安石、刘秩、陈恭尹等；词有王安石的《桂枝香》、萨都剌的《满江红》、郑燮的《念奴娇》等等。夏晨中、宙浩等编的《金陵诗词选》共收录历代歌咏金陵的诗词作品249首，实际上远不止此数，约400多首。令人玩味的是，南朝后的“金陵怀古”之作无一不是写凄迷之景和感伤之情。在后世文人眼中，古丘荒冢，芳草凄凄，令人触目伤心；豪华尽去，风流易散，让人倍感伤怀，昔日的江南佳丽地，早已是金粉飘零野草新、极浦蒹葭秋漠漠的荒凉与悲怆，是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凄迷与冷清，是“万里极目伤心春”(罗隐《春日登上元石头故城》)、“结绮临春无处觅，年年芳草向人愁”(郭祥正《同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太白韵》)的年复一年的哀伤与愁怨。王朝的盛衰无常、命运的无法把握，与江南佳山丽水的景致相互影响，形成了金陵诗词一片感伤、凄清的格调。而“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的游历传统，又使文人乐于登临，乐于寻寻觅觅，乐于在颓败的历史风景和残破的文化意象中体验内心哀哀怨怨、伤伤痛痛的情绪，甚或是乐于有意追求沉郁、颓坏、感伤的美感体验。我们只要看看“金陵怀古”题材中那无所不在的斜风细雨、桃花流水、寒烟衰草、凉蝉孤雁、残红飞絮、乌衣斜阳、烟涛渔火、空城荒丘、暮霭沉沉、冷月无声等等，便可知历代文人登金陵时的感受与心态了。即使是有对江南佳山丽水的心驰神往和由衷称赏，但也往往是引发他们风景依旧、山河已改的怅惘和“兴亡莫漫悲前事”(秦大士《游秦淮》)的扼腕长叹，一股不堪思量自难忘的凄清寂寞、颓废幽怨的感伤情怀浸透在“金陵怀古”诗词中，萦绕在金陵的远树寒烟之中。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的确，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关塞平莽、风尘凝霜的苍茫、浑雄之景，孕育出的是粗犷、豪侠的燕赵义士和梗慨多气的汉唐风骨，而千岩竞秀、草木葱茏、清流急湍、云兴霞蔚的清丽、秀美之景，孕育出的却是浪漫柔美的江南儿女和飘逸超旷的晋宋风韵。长安古意的苍凉雄浑、沉郁质实和悲慨多气与金陵怀古的柔婉轻清、空灵飘逸和凄迷感伤正证明了文学作品的题材、风格、意境离不开地理景观的濡养滋润。

三、文化、审美思潮与金陵、长安文学差异

  文学离不开文人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更与他们的审美崇尚息息相关。

  从士族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来看，南朝士族享有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优越性，因了这种优越性，使士族人才辈出，成为独特的文化势族和政治势族。然而，也正是这种优越感，使他们的心理异常脆弱。在正常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往往以自己超凡出众的才华，睥睨现实，淡漠功名，潇洒风流，文采灿然。而一旦政局动荡，家族失势，他们便最先敏锐地感受到历史的转换、命运的跌宕和人生的无常。骨子里的脆弱使他们无法振作、无法逆命运而动，只好沉溺于玄释道之中，寻求超脱，远离尘世，表现为或超逸旷达，或悲观哀怨。因而，南朝文化势族的存在，一方面培植了文人的尊荣和才智，另一方面也灌注了由来已久的悲世情怀。他们在末世穷途中所产生的忧生念乱的悲世情绪与江南柔美清丽、凄迷萧索之景相互激荡，使从来敏感的后世文人无论世族寒族，无论江南淮北，面对六朝故地和苍茫烟水、乌鸟空啼，感慨风流何往、繁华何在，而不禁黯然神伤。

  与南朝士族相反，北朝一直处于鲜卑、拓跋等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滞留中原的士族时而见用，时而被弃乃至被杀戮，加上北方胡族的尚俭约、崇豪侠，使中原士人不可能像江左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还必须以寒族心态进入鲜卑族统治集团，并不得不接受北朝质实的文风。初唐时的政治主体是以军功起家的关陇豪族，尚武尚侠。原有江南士族不断遭到打击，失去了凭门第而仕进之路。纵观初盛中唐，虽仍有所谓关陇豪族、山东士族(主要在武后朝)和江左士族的存在，但他们实际上已由士族、贵族残余而转变成庶族寒士了(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政治的开明和选才的相对公平使士人大都积极向上，具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用世思想，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反对“兴寄都绝”的南朝文风，主张用健康高远的文风取代六朝后期尤其是梁陈柔媚绮艳的格调，并最终形成了雄浑、刚劲、秀朗的盛唐之音。这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劲的风骨使盛唐文人面对长安宏伟、阔远之景而无不生发自豪、自信、自强之感，并成为长安文化一种固有的心理图式而影响后世文人。

  从文学思潮与审美崇尚来看，北方文学多经世致用的思想，而南方文学多缘情写意之特质。在中国文化的发韧期就形成了以孔孟荀为宗的北方儒学文化圈和以老庄为宗的南方道学文化圈。儒家文化培植了北方士人对政治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亲和力，而道家文化则张扬了南方人对政治社会的疏离和隐逸、闲淡的文化品格。这一传统文化定势的形成经过历史的沉淀、张扬和时空领域的潜流暗转，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术文化传统，并潜意识地深化为南北学人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正是从文化哲学上说明了刚正儒雅、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北方文学与闲适恬淡、哀感顽艳、轻清柔婉的南方文学差异的思想渊源。

  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从孔子的“诗教”传统开始，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建安文学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到陈子昂登幽州台的孤愤、杜甫致君尧舜而不得的沉郁、白居易直言谏事的明陈直指、元杂剧嘻笑怒骂的批判现实，都说明了北方文学一直有着强烈关注现实、关注政局的传统。三国时，北方的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将文章与治世等同，极大地提高了文学家的社会地位。虽然曹丕的诗文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的基础上。曹操、曹植更是以诗文言志。曹植的“顾瞻恋城阙，引邻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的“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等等，无不表现了对政治中心的关注，对盛世情怀的向往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及对自身抱负成空的怨愤。

  与北方言志载道的文学相比，南文文学以缘情绮靡、轻清幽婉、凄恻悲怨为美。由吴入洛的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论断不能不说与他生为南人且受南方文学传承影响有关。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楚辞“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以见时。”这不仅是论楚骚，实际上也是论江南文学的共有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论江南文人代代相仿相传的楚骚柔婉缠绵凄恻的风格。从南朝江淹的“恨”、“别”二赋、沈炯的《归魂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到唐宋时张若虚、冯延巳、李煜、秦观、范成大、周邦彦等等南方文人无不如此，即使是北方南渡文人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等又何尝不是与南方文人极为相似呢?事实上，江南文学哀怨缠绵、柔婉轻清、闲逸恬淡的审美取向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它突破了固有的地域空间，通过时间的流转而使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交织，形成一个固有的传统，使江南文人(不仅仅指地域籍贯)难以逃其渊薮。 

 以此看来，文人入北则强、则质、则骨、则气，入南则弱、则柔、则艳、则雅，盖可作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