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7-03
- 本站
- 作者:刘庆华
据我所知,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自此才开始。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有着一贯的将文学与地域结合的传统,但真正“具有文学地理学的某些学科意识,从而把古人的那些片段的言说发展为较有调理的专论的人,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人”(P10)。其实,与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前后的梁启超、丁文江、陈寅恪、陈序经等人也都发表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是包含文学地理的成分的。应该说,这个年代是中国文学地理学建立的发轫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很明显还带有传统的历史学的痕迹,如刘师培和汪辟疆二者的研究就很明显是传统历史学注重时间研究的方法,倒是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重在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把握屈子及南北文学的特质。然而,正如大兴教授所说,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受苏联地理学界从20世纪30年代起对德、英、法及美国等蓬勃兴起的人文地理学的批判,加上新中国建立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一边倒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状况,据曾大兴教授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800篇以上,著作不下200种。学术界这种对文学地理学的持续关注的热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诸多问题的不断提出与解决,以及研究者所面临的众多的困惑,都预示着一种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已经被提上日程。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可以说是适时而生。
《文学地理学研究》第一章为总纲,重点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意义与目标。
一、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曾大兴教授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P12)。从目前学术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的研讨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人文地理学。如陶礼天先生在《北“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中说,要极力倡导、发展文学地理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查原著)。二是认为属于文化地理学科,如梁璐、司徒尚纪的《陕西文学地理初探》(《人文地理2006-2》)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文学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曹诗图、孙天胜、田维瑞的《中国文学的地理分析》(人文地理2003-3)的观点类似;三是认为属于文学类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的邹建军教授认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文学地理学不是一种批评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文学,可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因为它可以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刘遥 世界文学评论 2008年第2期)其实,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者是从属关系。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两种观点,即认为一属于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二属于比较文学。
那么,文学地理学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比较合理呢?本人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的确受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但受其影响并不就意味着就可以说文学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应该属于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我们且看其他因受地理学的影响而产生的相关学科的属性情况。从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来看,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土壤地理学属于农学,森林地理学属于森林学,水产地理学属于水产学,地理信息系统属于测绘科学技术,能源地理学属于能源科学技术,宗教地理学属于宗教科学,语言地理学属于语言学,经济地理学属于经济学,军事地理学属于军事学,社会地理学属于社会学。也就是说,每一个与地理学有关的分支学科都属于它本来的“大类”学科或一级学科,并不属于地理学。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把文学地理学看成是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学的分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是以文学为本位,并不是以地理学为本位,就像历史地理学是以历史为本位从而属于历史学科一样,所以,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只能是属于文学。但它是否应该如邹建军教授等人主张的属于比较文学呢?先看看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辞条中认为:“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转引自胡亚敏主编《比较文学教程》“绪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教育部把比较文学列入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上面所提到的受地理学影响而形成的学科均属于该学科大类中的二级学科。依此类推,文学地理学也应该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应该是与比较文学并列的学科。再说,从比较文学的定义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一是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在保持文学主体性的条件下,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P34),如文学与绘画、音乐、影视艺术等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学与宗教、哲学、心理学、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文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参见胡书“第三编”)也就是说,无论是乐黛云先生所界定的定义,还是胡亚敏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似乎都在强调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国别性以及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没有认定文学地理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所以,相比较而言,文学地理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远较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来得更加密切。既然我上面已经论述文学地理学不应该属于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而是属于文学,因此,我认同曾大兴教授的第二个观点,即文学地理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史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这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谁也不能逃避并且颇多争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对该学科的发轫有重大开创之功的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4)、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的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都认为,应该从空间的、地理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而不是仅仅从时间的、单一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这之后,文学地域、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曾大兴教授本人便在1995年出版了后来被誉为“开通代文学家地理研究之先河”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详细地考论了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其“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黄霖《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一与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7-5)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这部书并没有达到黄霖先生所说的高度,但在之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该书都是从事文学地理研究时的必备书目。在经过了10多年的兜兜转转之后,曾教授重新回到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论著,对学术界提出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重要观点进行了辨析,如《构建文学地理学“立体图景”》(中国社科报2011.11.8)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附录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不应忽略文学作品》中对梅新林先生颇有影响的关于“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理论的反思等等。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已从当年重点讲“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转到明确地构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作品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文学创作主体指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文学接受主体指读者和批评家;文学作品主体则指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诸多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有机整合------作品形态。”(P12-13)应该说,这是作者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综合梳理了国内众多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观点之后,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所提出的最全面、最中肯的界定。然而,尽管如此,在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作者,也仍然遇到许多困惑和质疑,如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的问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的问题、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的问题、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问题、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问题、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问题、气候与文学之关系问题等等。面对这些困惑与质疑,作者没有回避,而是在第二、第四章中理性地分析并尽量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诸多理论问题,他们与第一章的总纲一样成为该书最有理论色彩、最富于思辨、最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常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即便是在文化一体化加速推进的时代,“文学的地域性不会因此而消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更加凸显”(P47);“最有意义的文学地域性的研究恰恰是在国家统一条件下的共时性研究”(P51);又如,在考察文学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时,作者认为,除了需要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外,“还需反过来考察文学(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而这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废”(P56);再如,关于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问题,作者“承认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不认为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静态分布的重要性”(P58);在谈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时,作者认为,“宏观上讲,影响文学家迁徙的原因,首先是自然气候,其次才是人文气候”(P100),“岭南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伤春和悲秋的作品”,“平平淡淡,不够敏锐,不够深刻,不够厚重,缺乏一种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的力度。这是岭南文学的宿命,是特殊的气候条件造成的”(P285-286),诸多新锐的观点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想、闪烁的智慧、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然而,也许是表述上的问题,该书有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个别论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谈到东西文学的差别时,以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李白《长干行》三首诗所写八月景色之差异为例,得出经度不同导致文学景观东西差异甚大的结论,难免有些简单化。事实上,从中国版图中陆地来看,经度跨度60度,纬度跨度30度,故经度跨度是纬度跨度的2倍,所以,仅仅从经纬度的绝对值来分析中国文学的东西南北之别是不太恰当的。个人认为,中国文学东西景观差异主要因为降水量和地形的差别,所以,我觉得作者下面这段论述倒是更加理性些:“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气候的差异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作品的地域差异”(P55)。又如在谈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时,作者认为,“在自然气候寒冷的时期,人们的自然生存是第一位的,人文生存是第二位的,所以自然气候相对温暖的地方,总是比寒冷的地方更吸引文学家。由此可见,宏观上讲,影响文学家迁徙的原因,首先是自然气候,其次才是人文气候”(P100)。对此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正如作者所说,“文学家的迁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P99),既然如此,那么仅仅通过对温暖期寒冷期文学家分布的格局的数据统计(见p98),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果说自然气候的寒冷就导致了文学家的迁徙,那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种气候的寒冷程度是否影响到了人们的自然生存?有气象学的依据吗?在同一个寒冷气候期,是否温暖之地的文学家多过寒冷之地的作家?作者并没有作这样的统计。我倒是觉得,中国历史上寒冷的时期几乎都是战乱期,因为气候的寒冷和干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水草稀少,难以为生,故每每南侵掠夺,而这直接导致南方农业民族政权的动荡,而政局的动荡必定会导致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民众的南迁。所以,仅仅从自然气候去判断文学家的迁徙难免有环境决定论之嫌。事实上,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金南宋、明清等三个寒冷期之所以出现南方文学家远超北方文学家,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应该远超自然气候的影响,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方政局比北方稳定且定都于南方的时间大大长过北方,金南宋的情况类似,明清时期虽然定都北方,但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北方,因此,这三个时期南方文人会大大超过北方。
此外,限于作者的专业领域,该书所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理学问题,对现当代及国外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少有提及。其实,一些从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研究的同行们已经有不少文学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外如法国早就开始了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的建构,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便在超星学术视频及华东师范大学等地一再介绍法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情况。而曾大兴教授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著述及出版之前,是不了解这些信息的。至于大兴教授一再感慨的有关文学地理学的应用研究远远未展开的问题,也不尽是事实,国内外许多作家其实早已开展了从空间地理方面进行写作的尝试,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问题都说明建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依然任重道远。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一再呼吁古代文学同行、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甚至跨学科的地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来关注这一领域的原因,目的是期望在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探讨下,以期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部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尝试,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在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它带有作者深邃的思力、深厚的文学功底、独立不羁的个性、敢于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自由、创新精神的印记。尽管个别观点和论证值得商榷,但这决不影响该书在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事实上,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往往不是在它怎样不偏不倚地解决了某个问题,而是在于它提出了多少问题,从而开启后人研究的新天地。过去的学术大师们是这样做的,今天依然应该如此。
- 上一篇: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
- 下一篇:广东醒狮(四)
- 返回: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