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大陆逐渐兴起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借鉴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继承了自周代以来的历代学者的思想成果和学术积累，汇聚了当代学者的许多实证研究和创新性思维。国外只有文学史，没有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是“舶来品”，文学批评是“舶来品”，文艺理论也是“舶来品”，只有文学地理学才属于“中国创造”。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时代条件）和空间（地理环境）中产生、发展并成熟的，文学并不例外。在植物学领域，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在经济学领域，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在军事学领域，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在历史学领域，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有史学史，也有历史地理，为什么在文学领域，可以有文学史，而不可以有文学地理呢？

对于文学现象的考察，如果只有纵向的、时间的、历史的维度，而没有横向的、空间的、地理的维度，只有历时的考察而没有共时的考察，那么这种考察就是一维的、单向的、片面的，这种考察不仅不能解释文学领域所发生的诸多现象，即便是已经得出的某些结论，也是值得怀疑、值得商榷、值得反思的。要完成对一切文学现象的通体观照，还原文学的真实图景，解释文学的所以然，必须增加横向的、空间的、地理的维度，必须补上共时的考察这一道程序，必须借助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我国疆域辽阔，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的生产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民族构成、文化积淀等人文地理环境丰富多彩，因此，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还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在我国，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当代的文学，无论是政治分裂时期的文学，还是政治统一时期的文学，都有其地域性。半个世纪以前，胡小石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他举例说：“隋既代周平陈，南北统一，如薛道衡、杨素等都是北人。唐初四杰，即有北人三个。沈、宋也是北人，温、李也是北人，他们的作风，均非常华绮。可见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以地理作区分，是靠不住的。[①]”这个说法在我国部分学者那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看似圆通，其实是有严重偏差的。其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并不仅仅表现为“南北之别”，同时还表现为“东西之别”。谈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只顾“南北”而不顾“东西”，这是第一个偏差；其二，即便是南方文学内部，其地域差别也是很大的，不是仅仅用“华绮”这两个字就概括得了的。讲南方文学而只讲其“华绮”，不讲其它，这是第二个偏差；其三，薛道衡、杨素、四杰中的三杰（王勃、卢照邻、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温庭筠、李商隐等“北人”的“华绮”，原是他们追摹江南诗风的一种表现，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基本“作风”，更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作风”。例如王勃的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宋之问的代表作《渡汉江》等等，可以说连一点“华绮”的影子都没有。用部分作品的“华绮”来概括他们的全部“作风”，这是第三个偏差。

胡小石先生的这些偏差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人予以纠正，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了他的“理论前提”，即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旦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再讨论文学的地域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他的这个“理论前提”是一个虚假前提，是真正“靠不住的”。诚然，当国家分裂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显得比较突出，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当国家统一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淡化，如隋唐时期的文学，等等。但是，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因为国家的统一与交通的便利，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并不能完全抹除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其实质来讲，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这种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这种土壤的性质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在此土壤之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剧，“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等等，都是在国家统一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的地域性，谁又抹杀得了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地域性研究，特别是以政治分裂地区为基本单位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其实是一个并不很重要的学术命题，因为各种不同的政体，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了那一时段的文学活动本身就处在自然的分裂状态，它们的地域性或者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最有意义的文学地域性研究恰恰是在国家统一条件下的共时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必然以统一的政治条件为前提，以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差异为基本依据。当文学研究者能够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着手，而不是仅仅从政治条件着手来进行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时，就有可能真正复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有可能达到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胜境。

与胡小石的“理论前提”相类似，近年来又出现一个说法，即“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②]”也就是说，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的地域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说法看似时尚，但是并不符合实际。因为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体化，制度文化的一体化也并不等于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会出现文化的一体化，那也只能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方面，不仅不可能一体化，而且还将长期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中介，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是难以挥之即去的。如果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因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被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李敬敏教授指出：“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地域性将长期存在，并行不悖。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20世纪以来在世界贸易的推动之下，文化的一体化在加速地推进。但同时我们又明显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以及中华文化圈仍然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阵地。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世界的多姿多彩。在一个生活着60亿人口的‘地球村’里，一体化意味着彼此往来、交流、互通有无、互补互利，具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和共同利益，一体化绝不意味着单调单一，没有区别，没有个性，没有民族和地域的特殊利益和要求。[③]”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即便“文化的一体化在加速地推进”，文学的地域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更加凸显。虽然歌德曾经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这样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以消灭或牺牲文学的地域性为前提和代价的。有人提到“全球化”和“本土性”的“两难”问题：“强调本土性，必然强调发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而强调全球化，就必然消除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向世界主流文化认同。[④]”其实这样的“两难”完全是理论操作的结果，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越是强调全球化，在文学和精神创造的其他领域就越有可能更加重视并开掘自己本土和本民族的东西。当一个民族走向世界文学，向全球主流文化表现出认同愿望的时候，它如果仅仅是作为世界文学和全球主流文化的“消费者”侧身其间，没有丝毫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它会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样一种消极命运吗？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化文化的潮流方面来说，其所以具有强势的力量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它具有吸纳百川的包容气度，有敛聚和消化各地域各民族文学和文化之特性的能力，于是它鼓励所有的地域所有的民族贡献出自己最经典最富有特征的文艺传统和文化性状参与进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笔者赞成这样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赞成根据这两个“越是”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引申：“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地域性问题就越应该受到重视。全球一体化的趁势，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仅不相矛盾，反而还凸显了其必不可少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是政治分裂时期的文学，还是政治统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经济独立时代的文学，还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的地域性。区别只是多和少的问题，浓和淡的问题，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我们的文学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客观存在。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文学还有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

诚然，文学的地域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种文体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其地域性往往会比较强烈，随着它的交流和传播，随着时间因素的作用，这种地域性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由地域性向超地域的时代性转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当一种文学由地域的文学演变成时代的文学之后，一种新的地域性文学又会产生。如果这种地域性的文学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新的、普遍性的精神诉求与审美倾向，它就会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它就会传播开来，再次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性文学。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的地域性。先是地域的，然后才是时代的。没有地域的文学，哪里会有时代的文学？这样看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就不仅仅是文学的时代性研究的一个补充了，而是一种探本溯源式的研究，一种寻根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决不是聊备一格的，它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路径。文学地理学提醒我们，考察任何一种文体的萌芽、兴起、发展、成熟与衰落的过程，都必须联系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给它不同的滋养，会给它的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等带来新的特点，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则会让它产生变异。

地理环境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多个要素，这些要素都会对文学构成影响。钟嵘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⑤]”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⑥]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动诗人的情思，然后形诸文字，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机制。刘勰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⑦]”又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⑧]”这里的“山林皋壤”、“江山”、“山”、“海”等等，就是指地貌、生物和水文。地貌、生物和水文都能触发诗人的灵感，驱动诗人的神思，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推力，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些素材而已。在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与文学的关系，乃是一种“初始关系”。而文学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复原和解释文学与自然地理之间的这种“初始关系”，也就是要复原和解释文学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初始关系”。在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学离自然越来越远的当代社会，这一点尤其重要。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高度关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文学家、文学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恢复对于自然的记忆，从而有助于重建文学与自然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当代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学者凯特·瑞格比（Kate Rigby）指出：“文学批评家，特别还有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对于文化、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思考的变化反应迟缓，这已是臭名昭著的事实，而相邻的学科，首先是哲学，其次还有神学、政治学、史学，早在70年代就开始对此进行表述。……从某些方面看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竟伴随着对土地的忘却，这也许并不意外。尽管批评实践可上溯至古代对圣经及经典希腊文本的解释，现代文学批评只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才得以学院化为一种学术研究。而那正是‘自然’与‘人文’科学开始被生硬地割裂开来的时期。[⑨]”虽然他所讲的是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现状，但是对于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借鉴意义。而兴起于我国本土的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与兴起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学，就其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高度关注这一点而言，无疑具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我国古代学者论文学，从来不缺乏自然的眼光。在古代文论中，诸如“神与物游”、“感物吟志”、“体物写志”、“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应物斯感”、“写物图貌”、“象其物宜”这一类的语词，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个“物”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自然景物，或者物候，少数时候才指社会事物。也就是说，古代学者论文学，虽然也不乏社会的眼光，但是更多的，还是自然的眼光。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深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个传统被中断了。当代学者论文学，无论是论古代的文学，还是论现当代的文学，多是用时代的、社会的眼光，殊少用地理的、自然的眼光。就在西方学者高扬生态批评的大旗，我国部分学者积极倡导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时候，在我国学术界，竟然出现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看似时尚，实则非常幼稚的论调。可见有些看似时尚的东西，不仅暴露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同时也暴露了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一知半解。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实证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古已有之，但是由于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太多太复杂，前人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所以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在正确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指导之下，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许多方面甚至需要从头做起。例如：一个文学家的籍贯（出生成长之地）究竟在哪里？祖籍、郡望在哪里？迁徙之地又在哪里？他的一生究竟到过哪些地方，居住时间究竟有多长？其籍贯、祖籍、郡望和迁徙之地对其文化心理构成究竟产生过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的？影响到何种程度？是不是同一地域的文学家都会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其间有没有轻重大小之别？差别又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文体究竟是在哪个地域产生的？在它流行的过程中，又接受了哪些地域文化的影响？一种文体是如何由地域的文学演变为时代的文学的？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时代因素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文体能够由一种地域的文学演变为一种时代的文学，有的则不能，只能在某一地域自生自灭？制约一种地域的文学不能演变为时代的文学，不能被更多的地域、更多的作者和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原因是什么？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日渐僵化或衰落之后，一种新的文体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产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新文体的产生？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只有充分的、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让学术界和读者所广泛接受，一切浮光掠影的认识、浅尝则止的探讨和主观武断的结论，都有可能败坏文学地理学的形象，从而延缓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进程。

第二，要切实加强理论研究。目前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多数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长处在实证研究，短处在理论研究。由于许多认识尚停留在知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使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缺乏应有的理论色彩或理论品格。面对这一现状，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文学地理学学者要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加强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文艺学方面的修养；二是吸引更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和文艺学学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和文艺学学者，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积累一般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学研究，难以达到文史结合与古今通观之境。他们的理论修养一般比古代文学学者要好，但是实证研究的功夫显然不够。最好的办法是两路学者联起手来，各用所长，各补所短，共同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就笔者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例如：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地域性问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地域性问题，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之关系，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之关系，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等等。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的理论问题，文学地理学研究还必须加强自身的学术体系的探索。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学术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学科不能算是成熟的学科。一个成熟的学科往往不只一个学术体系，但是无论哪一种学术体系，都必须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适应。一个学术体系如果不能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适应，那么这个学术体系无论多么新颖，无论多么“有板有眼”，都只能是个花架子，一推就倒。

第三，要创新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有地理的思维，都要有地理意识或空间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现了多种以省、区、市命名的文学史，例如《湖北文学史》、《湖南文学史》、《江西文学史》、《福建文学史》、《岭南文学史》、《东北文学史》、《河南文学史》、《上海近代文学史》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以“地域文学”为研究对象，其实离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研究都不过是把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按照不同的省、区、市来进行切割，其思维仍然是时间（历史）维度的，极少转换到空间（地理）维度，更谈不上把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例如岭南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张九龄？张九龄对岭南后来的文学又有哪些影响？从唐代的张九龄到清代的屈大均，这一千多年间，岭南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文学家的创作究竟有什么影响？再如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在汉代能产生司马相如，在唐代能产生李白，在宋代能产生苏轼，而在宋代以后，就不能产生像他们这样的全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了？究竟是自然环境变了还是人文环境变了或者两者都变了？又比如在现代的浙江绍兴，为什么能够产生鲁迅和周作人这样的兄弟文学家？为什么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家庭环境，甚至同样的留学经历，而兄弟两人的文学风格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绍兴的地域文化究竟包含了那些要素？他们兄弟二人各自在哪个层面上接受了绍兴地域文化中的哪些要素的影响？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接受了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要素的影响？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同类的地方性文学史著作中是找不到任何答案的。这些著作的作者，不过是选择了一个地域性的文学课题，来做文学史的叙述罢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书稍微整合一下，就是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包括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是为了搞清楚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我们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是为了搞清楚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和地域差异，从而搞清楚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这一个层面，不去考察文学作品本身，那么这项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

文学地理学研究既不同于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它和二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学科。

文学史学从20世纪初期引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到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大约花了100年。文学地理学从建立到成熟，应该不会花上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文学地理学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它省去了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漫长过程。第二，正如本书开头所述，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实际上由来已久。从“十五国风”的编排到今天，至少有了2500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项研究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由于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和认识，这就为它的理论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第三，现在的学术环境，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比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30年还是好多了，至少是宽松多了。有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支持，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的加盟，笔者相信，大约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这门学科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从建立、发展到成熟，成为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大约不会超过3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