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年，浙江师范大学的梅新林教授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的建构，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演变》），又发表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 月7日）、《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8—2009）》）等文章，又在“尔雅大学堂”、“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网络平台做了相关演讲。梅教授的上述著作、文章和演讲，均“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力图“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2006年6月1日，《文艺报•理论建设》以《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为题，发表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导论》的部分内容，并加“编者按”说：“梅新林教授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率先完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之‘二原’说。”通过梅新林的上述著作、文章、演讲，以及《文艺报》的“编者按”，还有几位学者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中新网论坛》等重要刊物和媒体上为他写的书评，我们似乎得到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即“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已经在梅新林的手上“率先完成”了。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可谓由来已久，但是它的“学术体系”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理论研究还相当滞后，而应用研究则刚刚起步。文学地理学还没有完成必要的学术积累，所以它的“学术体系”也就无从建立。梅新林教授怀有“开宗立派”的宏愿，希望能够“率先”建成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我个人表示欣赏。但是，在反复研读过梅教授的上述著作、文章、演讲稿，以及有关学者的评介文章之后，我又难免产生怀疑：仅凭梅教授的“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这“两大理论支柱”，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的“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就真的“率先”建成了吗？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学科可以不只一个“学术体系”，但无论哪一个“学术体系”，都必须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适应。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通过文学读者这个中介，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它才有资格被称作是一个“学术体系”，如果只是就其中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一种关系进行研究，无论研究得多么“有板有眼”，它也只是一种局部、片面的、单向的研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学术体系”。

梅新林所“建构”的体系，究竟涉及到了哪些问题呢？就自然地理来讲，他只涉及到了河流（所谓“流域轴线”），就人文地理来讲，他只涉及到了城市（所谓“城市轴心”），而河流不过是自然地理的分支“水文地理”中的一个要素，城市也不过是人文地理的分支“政治地理”中的一个要素。自然地理还包括地貌、生物、气候、灾害等多个要素，人文地理还包括经济、军事、文教、宗教、风俗等多个要素。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要素，都会对文学构成影响。它们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影响到何种程度？其中哪些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为重要？或者最为直接？而在不同的地域，这些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凡此等等，梅新林都没有做过任何考察。他只是非常简单化地用“河流”代替了所有的自然地理，又用“城市”代替了所有的人文地理。更有甚者，他对“河流”本身的考察也是非常简单化的。例如黄河、长江、珠江和京杭大运河，这是四条不同的河流，它们孕育了不同的物产，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龚自珍诗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道神功胜禹功。安用迂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自注云：“渡黄河而南，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己亥杂诗》之一二八），可见不同的流域，既有不同的人文风貌（民异情），也有不同的自然风貌（天异色，地异气）。考察流域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顾及到人文层面，也要顾及到自然层面。而梅新林在考察流域与文学的关系，在讲到所谓“流域轴线”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涉及到有关流域的地貌、生物、气候、灾害等自然层面，即便是讲河流本身，他也没有涉及到它们的自然变迁，没有涉及到它们不同的水质、水性、消长规律等等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他讲来讲去，只是流域的城市、经济、政治、交通等人文层面的东西。

就文学来讲，梅新林只讲到了文学家，并没有讲到文学作品本体，更没有涉及到文学读者。他认为：“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演变》第13页）正因为他把文学要素仅仅理解为文学家，而不包含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著作、论文和演讲，都只讲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根本不讲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对文学作品本身所构成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他视为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的“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这一对概念。他定义说：“场景是由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演变》第10页）梅新林对“场景”这个词的界定并不完整，在此后的文字里，他也没有做必要的补充，他只是在叙述完“建安七子”的离合聚散之后，又列举了四个他称之为“场景”的例子：一是北宋元丰七年苏轼道过金陵顺访王安石，然后两人同游蒋山，相互唱和；二是南宋淳熙十五年陈亮与辛弃疾的鹅湖之会，以及会后的留恋与唱和；三是明嘉靖三十九年李攀龙“冒死单骑”吊唁挚友王世贞的父亲；四是清顺治十五年徐乾学等在京师大设宴席，迎接从宁古塔流放归来的吴兆骞，然后在宴席上相互唱和。根据他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我们才知道，他所谓的“场景”，其实是指不同的文学家个体由于某个原因在某个时间相聚在某个地方的“事件”，并不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所展示的“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事实上，文学家的相聚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场景”中展开的，可是梅新林并没有去关注那个“场景”，例如王、苏同游的“蒋山”是个什么“场景”？辛、陈相聚的“鹅湖”又是个什么“场景”，它们在时、空方面尤其是在空间方面（即地理环境方面）有何特点？这些特点对王、苏、辛、陈当时的创作有何影响？他都没有做任何考察。至于李攀龙是在什么地方（空间）吊唁王世贞之父的，他甚至连个地名都说不出来，更谈不上对有关“场景”的考察了。由于他所讲的只是文学家的相聚这个“事件”，而不是这个“事件”所赖以发生的“场景”，所以他所谓的“场景还原”，实际上就成了“事件还原”。按照常识，“场景还原”的前提应该是“场景”，“场景”既没有，“还原”又从何说起？梅新林把这样一个既没有“场景”，又无从“还原”，并且与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所展示的时空场景又毫不沾边的相当空泛的概念，当作是他所要建构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这个“学术体系”还撑得起来吗？

再看“版图复原”这个概念。梅新林定义说：“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立体图景。……文学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哪里就是文学地理的中心，而这也正是‘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演变》第13页）很显然，他所谓的“版图”，只是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所构成的“版图”，并不包含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所构成的“版图”；而他所说的“版图复原”，实际上只是“复原”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而不是“复原”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事实上，所谓“文学版图”，应该是既包括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更包括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如果仅仅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而不是同时通过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立体图景”的。一个只有文学家而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版图”，本身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版图”，“版图”本身残缺，如何能够“复原”？梅新林把这样一个与文学作品本身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毫不沾边的、自身残缺不全的概念，当作是他所要建构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这个“学术体系” 还撑得起来吗？

再看他的“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这几个“工具性的概念与范畴”。梅新林讲：“从决定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演变》第15页）”按照他的解释，“流域轴线”是指“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最为密集的分布区。”“城市轴心”是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它们“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学家群体吸纳其中。”“文人流向”是指“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他们“总是围绕不同次级的城市轴心，从外域流向都市，从边缘流向中心。”而“区系轮动”则是指文学家的整体流动，最终呈现为“内圈”八大区系与“外圈”四大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八大区系指三秦、中原、齐鲁、巴蜀、荆楚、吴越、燕赵和闽粤，“外圈”四大区系指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演变》第15—17页）很清楚，梅新林所谓的“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等，都是讲文学家的“流向”，与文学作品本身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的演变毫不沾边。

梅新林信心满满地讲到：他“既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二元’说为两大理论支柱，又进一步提炼了‘流域轴线’、‘ 城市轴心’、‘ 文人流向’、‘ 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演变》第15页）也就是说，有了这两大理论作支柱，再加上这四个工具性概念与范畴的配合，然后“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演变》“内容提要”），他所谓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就建构起来了。而事实上，他的研究是局部的，片面的，单向的，根本谈不上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他讲的地理，仅限于自然地理中的“河流”这一要素与人文地理中的“城市”这一要素，他对地理环境的考察是局部的；第二，他讲的文学，仅限于文学家，并且仅限于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他既没有讲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对文学家的地理意识所构成的影响，更没有讲这种地理意识对文学作品本身所构成的影响；至于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所展示的地理景观与地理空间，以及这些景观与空间的演变及其特点，他更是只字未提。第三，他讲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关系，仅限于“河流”与“城市”这两个地理要素与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事实上只是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诸多关系中的一种，而且就他的研究实际来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例如关于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本身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也是只字未提。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的建构，需要完成必要的学术积累。这个积累需要众多学者的长期努力。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关于这个学科的局部的或者片面的研究都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把一个局部的或者片面的研究，当作是一个系统的研究，甚至宣布通过这种研究，已经“率先完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进而“创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误导读者。